“同一个世界”

　　2. “同一个世界”

　　要重新认识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是不是以前的零和游戏还适合于今天的社会，这是两个关键的问题。

　　《21世纪》：在今天全球格局中，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政治结构依然保持了一个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结构，这两个结构之间发生了种种的摩擦，那么您觉得未来的发展方向会怎么样？

　　李成：我不想说得太远，所谓自由主义派的观点，就是国家不再重要，这个事情现在还很难看出来。一方面国家可能还是起着很大的作用，在一个国家的分配当中，由于整体经济的增长，国民的收入就会提高，所以发展还是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虽然跨国公司在不断发展，但是它并没有改变民族国家系统。我想现在讲民族国家不存在还为时过早。

　　但我觉得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很明显的，比如欧盟，欧盟就是通过它对本身很强的民族主义的挑战发展起来的，德国、法国本身就带有很多的民族仇恨，但是现在谁也不会讲法国和德国还会战争了，因为两国通过经济一体化正在逐步实现政治一体化。

　　不过，全球政府可能是大家所不希望看到的，因为它可能更多地变成官僚主义。但是，一定结构上减少民族国家的成分，然后来减少自己的发展给别人带来的一些不利的因素，是需要的。这方面的例子不仅是欧盟，还有东盟，东盟一开始是被安全问题所左右，后来又变成了经济问题，现在变成了一体化。但是欧盟、东盟或者其他的一些经济结构，目前并没有改变民族国家的结构，改变民族国家的结构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可以看到很多的国家、很多不同的国际组织都在运转着，可能到一定程度上会带来根本性的变化。因为面临着经济、环境、

　　《21世纪》：我们分析全球化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以世界贸易总额对比的话，1870～1913年是全球化非常快的时期，但随后一战、二战以及冷战使得全球化严重的萧条化，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了新一轮的全球化，延续到今天。所以在面对未来的问题上，您认为全球化是否会发生逆转呢？

　　李成：现在已经在往下落了。我觉得全球化可能出问题的话，要有很多的因素。单就经济来说，它本身会不断的调整，而且现在关于经济危机的预示系统和警示系统都非常专业化，可以避免这方面的可能性。我觉得全球化出现危机的话，可能是一连串的其他问题，比如说战争，然后大国之间的矛盾又无法妥协、调节，最后导致危机。但现在讲这方面还为时过早，我们还缺乏证据。当然，担忧是对的，但是我想正因为这样，所以更多要重新认识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是不是以前的零和游戏还适合于今天的社会，这是两个关键的问题。

　　《21世纪》：虽然很多全球化问题需要各国协作，但是我们也看到国际社会存在很多不容乐观的问题：比如联合国的权威作用在弱化，美国和英国可以不经过联合国的授权就发动伊拉克战争，《京都议定书》美国拒绝签署。还有像人民币汇率这个问题上，有人希望能够发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作用，但却发现可能比较困难。那我们如何真正在全球范围实现重大问题的协调呢？在这个过程中，您觉得中国应该发挥怎么一种作用呢？

　　李成：我认为，从长远战略来讲，中国应该更多地强化联合国的作用。总体来讲，美国人对联合国不太尊重，尤其在政界，但是学术界始终有一种倾向，就是强化联合国的作用。这个问题在美国的争论是很长时间的，现在还没有结束。如果带有全球主义的观点，自然会更多地主张强化联合国的作用。就中国而言，首先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在这方面应该起更多的作用，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遇，联合国的作用和世界政府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它本身不起决定性作用，而是协调和对话的机构，所以更多强调联合国的作用，我觉得会很有意义。

　　3. 全球主义的心态

　　中国应该更多的表达自己在世界外交上遵行什么样的价值观念，为什么中国的崛起一定是和平崛起，这方面要更多地讲。

　　《21世纪》：如今中国的很多内部问题已经与全球有了紧密的联系。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可能提出了一个新的挑战，那就是我们的官员大多是在国内的系统中成长起来的，现在却需要在全球角度中去解决很多重大的问题，那您怎么看呢？

　　李成：这个问题非常好，我一直在想这样的问题。作为一个中国长大，在西方搞政治学研究的人来讲，过去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用西方学术界、政界所了解的语言来解释中国的情况，解释中国未来的途径，为什么它对世界不是一个威胁，为什么它主要的问题还是考虑自己国内的问题，它不会对世界造成威胁等等。但是，中国太多地依赖于世界的经济，尤其是出口，世界的经济危机很快会对中国造成很大的冲击。正因为这样，我们不能孤立地看问题，从长远考虑，国家和世界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该更多的表达自己在世界外交上遵行什么样的价值观念，为什么中国的崛起一定是和平崛起，这方面要更多地讲。

　　《21世纪》：但中国这几年不是提出了和平发展、和谐亚洲吗？另一方面说，世界也应该对中国抱有一定的耐心啊。

　　李成：你说世界对中国要有耐心，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接受，但是，你必须在这方面有更多的发展，否则别人的担心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我个人并不认为中国对世界是一个威胁，但是你需要说服别人。这个国家的发展速度这么快，而中国未来有很多的矛盾，例如资源的、人口的、老龄化的，这对世界意味着什么，需要解释，不能回避这些东西。

　　我不是说我对西方社会没有批评，美国近年来的外交政策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灾难性的问题，但如果民主党上台，我想它会改变一些政策的走向，克林顿和布什在外交关系、外交政策上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世界的反美情绪很厉害，但那时这种情况会发生变化的。你觉得世界各国是在中美之间取舍吗？我觉得不是这样，他们对两个国家都有担忧，但是担忧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应该说，中国这方面在国际上的形象是不太尽如人意的，就像我的朋友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曾著有《北京共识》——编者注)所说的那样，中国的形象(Image)是中国未来在发展过程中一个很大的障碍。

　　《21世纪》：现在世界面临一个快速发展的中国，中国也面临着在新的国际体系中去重新审视自己，对于未来的趋势您持什么样的态度呢？

　　李成：我还是持乐观的态度，我觉得中国在世界会起积极的作用。但是，这方面有很多矛盾，如果处理不好的话，会在互动中给社会带来灾难。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世界要接受中国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大国的现实，有很多人对此不接受。但是对中国来讲要更多地避免一种自大的心态，尤其是带有强烈民族主义的自大心态，正因为这样，我才觉得全球主义对中国显得很重要。

　　(“中国观察”栏目欢迎读者来信，guchongqing@gmail.com。)本报记者 谷重庆 实习记者 王 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