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中国需要更多的表达

　　今年1月，中国的进出口总额高达1573.6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0.5%，不但绝对值高，而且增速迅猛。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奇迹”已经不再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而奇迹之后的世界将要如何变化才是众人的关心所在。

　　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中国对国际体系的影响也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中非论坛的召开和中国维和部队的派遣等现象预示着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正在发生着深刻而细致的变化。

　　另一方面，“中国威胁论”等论调并没有消失。在某种意义上，中国过去管好自己、自主发展的韬光养晦的政策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必要，而世界也存在着应该如何面对一个日益发展的中国的问题。

　　在这两方面，世界和中国都存在着诸多的误读。

　　除此以外，当人类面临着全球变暖、核不扩散和全球金融危机等新挑战的时刻，中国究竟应该如何更加有效的融入国际社会，并发挥与其身份相当的作用和角色，这无疑是关乎中国甚至全球发展的一个重要主题。为此，我们最近专访了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美国著名公共政策研究机构，也是美国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思想库)的资深研究员、中国问题专家李成教授，请他来谈谈自己眼中的中国与世界。

　　1. “我们实际上都在同一条船上”

　　如今这个世界发生了很多变化，21世纪面临着很多全球性的问题，我们实际上都在同一条船上(We are on the same boat)，这就是所谓的全球主义者的观点。

　　《21世纪》：哈佛大学前任校长萨默斯最近谈到，我们这个时代最为重要的事件将是中国的崛起。您怎么评价这个看法呢？

　　李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萨默斯他代表着西方一些有识之士对中国的看法。但是，我想他也会认识到这个崛起是从宏观的角度来讲的，在微观的崛起过程中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从总体来讲，萨默斯的很多想法可能跟以前19世纪、20世纪的观念一样，还是世界格局以大国崛起为主要内容，所谓霸权国家的交换替代等等。

　　但是如今这个世界发生了很多变化，21世纪面临着很多全球性的问题，我们实际上都在同一条船上(We are on the same boat)，这就是所谓的全球主义者的观点。就是说面临着全球性的问题，包括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环境的问题、传染病的问题，也包括全球变暖的问题、恐怖主义和核扩散等，这需要世界各国更多地强调合作，尤其是大国，也就是“大国责任”，这也是原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Robert Zoellick，曾任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和美国副国务卿，现为高盛集团副董事长)所说的，大国应该是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概念。

　　《21世纪》：这种全球主义的看法似乎和中国学术界的看法有点不同？

　　李成：中国有部分学者对西方社会可能有一些误解，他们认为西方的政界、学界或者民间都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强大。我想这有一定的道理，一方面随着世界格局重大的变化，总是会引起利益的重新分配，对某些人来讲是一种挑战，一种威胁；但另一方面，这个世界也发生了很多变化，美国人也意识到，包括克林顿总统经常讲到，美国的霸权地位已经在逐步下降，如果还是以霸权主义的观点来看，对美国的利益是一种损伤。实际上克林顿代表的是美国知识界。

　　但是在中国这种呼声并不强烈。中国的大学大多数是近亲繁殖，真正开放的引进西方人才的学校非常少。而这方面中国知识界的观点比较狭窄，所以全球性的眼光也比较弱，更多地是带有国家利益的眼光。当然美国也存在带有国家利益的眼光，但是在布鲁金斯学会等机构，更多的都是在强调以全球化的眼光来看问题。如果不以全球化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和世界的变化，会损害中国的利益，也会损害全世界的利益。

　　《21世纪》：您说要以全球的眼光看待我们面临的共同问题，但中国近代史似乎告诉我们，没有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在国际社会立足都是颇有困难的，在今天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下，这种看法是否有点不切实际呢？

　　李成：单纯的来讲，这种认识是令人遗憾的。当然西方社会有一些人是希望遏制中国的，但到底占多大的比重并不清楚，即使布什总统周围的人也意识到遏制中国已经太晚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来讲，也不是美国利益所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更多是希望看到中国成为一个对世界事务有责任心的大国，就像佐利克讲的那样。据我所知，很多西方对中国的批评是带着善意的，如果你觉得这些批评大多数是恶意的话，那是一种误读。

　　同时，中国有很多人批评布什的对外政策，但是美国知识界对布什的批评是远远高于中国的，布什现在的民间支持率只有20%多，而在美国的知识界，可能连10%都没有。而且美国知识份子非常强烈地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认为最近几年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犯了太多的错误，有很多问题是美国要负责任的。

　　现在中国的思想界有一种民族主义的倾向。一定程度上来讲有它的合理性，因为中国曾经被八国联军所侵略，遭受过日本侵华战争的蹂躏等等，这些观念都是准确的。但是，这个世界现在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我们要往前看，如果太多孤立地考虑民族主义，只会损伤中国的利益，短期来讲会使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对付中国，长远来讲，也是跟世界整个的发展、全球的变化相违背的。我们知道中国是有世界20%的人口、7%的可耕地、3%的森林、2%的石油和1%的天然气，而且很多矿产物资在未来20年中就会大为地缺乏，这都需要跟世界合作，而且中国企业逐渐走出去，需要更多地了解国外的情况。必须要更多地考虑到，中国未来的发展是需要与世界各国更多合作的。

　　《21世纪》：但经常感觉国内外的看法很不一样，比如说

　　李成：首先要指出的是确实西方的很多批评是不负责任的，也是不合理的。但是，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中国的出口为中国带来的是好处还是坏处？其实现在很多贸易问题是中国自身结构上的，但西方认为中国政府对贸易进行了过多的干预，如果双方带着这样的思维方法来处理摩擦，那只能是两败俱伤。所以，我觉得更好的方式是双方在认识上都做一些调整。

　　中国外贸的依存度太高，更多地应该是促使国内的需求增长，同时通过建立中国的社会保障系统，在社会领域当中有更多的投资。那样外贸方面可能会减少压力，但是矛盾的是中国又不能完全形成消费型社会，那会带来很多资源、能源方面的问题。在矛盾的处境中应该怎么做？再举个例子，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这是中国政府在去年夏天做出的一个重大决策，但如果你不了解西方社会的状况而走出去的话，会碰到太多麻烦，可能真的在经济上被打败了以后还不知道为什么被打败。怎么做呢？中国需要更多地了解西方的社会，它的整个经济的运转过程。我在布鲁金斯学会经常见中国的代表，有时候很惊讶，没有讲到什么，就有一些人开始批评美国了，就像美国的很多国会议员一样，也是不了解情况就指责起来。实际上美国的行政部门对中国的批评不会特别多，现任财政部长对美国和中国都很了解，他的看法往往是有道理的。很多时候对美国的批评如果有道理是可以讲的，但一概而论地批评只会给中国带来损失。“为什么老是骂中国”，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当然，西方也需要更多的了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