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员厉以宁对部分城市路边摊解禁表示理解

　　本报讯 昨日，全国政协委员厉以宁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就业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目前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政府应该采取多种办法加以解决，应该允许弹性就业，比如城市里可以适当允许发展路边摊。谈到路边摊问题，全国人大代表陈忠林也对本报表示，路边摊的开禁，是尊重老百姓自食其力的选择。

　　就业难必须正视

　　厉以宁认为，路边摊虽然让城管部门很是苦恼，但它却不失为一种解决就业问题的办法。目前国内有些城市已经允许路边设摊，实施起来还是有一些方法的。政府可以对路边摊进行免税，不收管理税，有些城市可以指定一个专门的区域来设立免税的小摊子，这可以避免扰乱市容。

　　厉以宁认为，路边摊问题说明就业已成为社会发展必须正视的问题。政府一定要下决心解决就业问题，还应该有小额贷款来支持就业。

　　厉以宁指出，在就业诸多问题中，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问题是最大的问题，政府应该采取多种措施帮助他们。政府可以多办一些青年志愿者活动，对愿意充当青年志愿者的大学生承诺帮其找到工作。厉以宁还认为，中国有些较为冷门的专业课程比如历史系、哲学系不一定每个大学都设置，国家整体的专业设置应该重新考虑。厉以宁同时建议政府应该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以便解决更多的就业问题。

　　开禁“双赢”须加强管理

　　全国人大代表、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陈忠林昨日表示：“重庆路边摊的解禁我非常赞成，这本身体现了政府的一种开放的心态。但要实现双赢，还需要加强管理，避免干扰居民的生活。”

　　“马路摊点的开禁，是尊重老百姓自食其力的选择，也让一些下岗职工、困难户、进城务工农民等城市低收入群体有了一条谋生之路。”陈忠林说，与此同时，也给一些市民的生活带来方便，“路边摊屡禁不绝，本身也说明它有市场、有需求。”

　　陈忠林同时提出，路边摊解禁之后要实现“双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路边摊所带来的问题，包括妨碍交通、一定程度的环境污染、对周边生活区居民的干扰等，都可能带来管理上的难题。如此一来，就需要有关部门在市容管理与市民谋生之间寻求平衡。

　　专家观点

　　变“堵”为“疏” 征税从缓

　　摊贩征税区别对待

　　北大经济学院教授夏业良

　　马路摊点属于个人经济自由范畴，小贩有生存权，同时也就有经济方面的自由权与发展权，他们的行为只要不违背现行法规，就有个人经营的自由，只要他们卖的东西有人愿意购买。

　　一些观点认为路边摊点影响交通，对市容也有负面影响，很多小贩没有正式经营执照，所以是投机倒把。但是如果就此认定所有小贩都违法，影响了其他人的经济生活，影响了国家的经济，未免有失偏颇。

　　小贩的存在并不足以影响正规经营者。小贩卖的是一般商场里没有的东西，是对正规商场的一种补充，与正规商场提供的服务也是不一样的。

　　如果对小贩征税，应该区别对待：经营确实红火，挣的很多，那么就可以征税；如果经营状况一般，达不到征税起点，就完全可以不征税。没有必要在小贩经营之前就征税，这样可能会吓退小贩。

　　路边开禁立法为先

　　北大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

　　上海准备开禁马路摊点是个好事情，如果北京开禁的话，应该先进行管理立法。

　　开禁马路摊点不能凭一时的冲动，仅有良好的动机也不行，必须得出台一个具有可操作性、比较详细的管理法规，才能保证马路摊点平衡地运行。

　　中国开禁马路摊点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不像一些发达国家没有太大的人口压力，中国人口众多，一旦开禁可能有过多的小贩涌入城区，政府管理起来有很大的难度，而且开禁必须导致小贩们对公共空间的争夺，很可能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这是最让人担心的地方。马路摊点的管理责任不好界定，小贩们有利益驱动，虽然不可能把更多的道路给他们，但小贩在做生意的时候，很可能会超越政府划定的区域，如果没有法规进行管理，开禁后可能很快陷入混乱状态，然后不得不再次明令禁止。

　　疏导帮助强于救助

　　人大公共管理系主任毛寿龙

　　北京现在对小贩的管理方式基本上是一个字：堵。但光靠堵肯定是不行的，新形势下应该有新方法，应该对马路小贩采取疏导与帮助结合的管理方法。

　　如果担心烤红薯的质量不过关，可以找一些技术人员帮忙检验，如果认为小贩的工具不合格，可以让小贩们重新制作工具，或者政府直接弄一些合格的烤制工具，让小贩们使用。如果小贩们无法上街做买卖，那么政府还需要救助他们，还不如把救助的钱直接让他们挣了。

　　小贩们会根据生意好坏而流动，应当让小贩们参与到管理中来。

　　没有必要对马路摊点征税，因为马路小贩本来经济条件就不行，而且也挣不了多少钱。最好别对他们收税，对这一部分人，政府不能提供就业，就得提供救济，如果小贩自己解决了就业问题，也等于减轻了政府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