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回忆半个世纪的人代会故事

　　□本报记者 张悦

　　3月5日上午11时30分，79岁高龄的本届全国人大代表申纪兰，在人群中慢步走下人民大会堂的石阶。

　　在那个曾经让撒切尔夫人失足摔倒的地方，申纪兰总要习惯性地看一眼东北面天安门广场的毛泽东画像，想起53年前的情形，老人心情激动。

　　1954年9月的一个早晨，梳着两条大辫子的女青年申纪兰，穿着连夜缝制的一身蓝色卡其布新衣，“骑上毛驴去见毛主席”。

　　从村子到长治，山连山、沟套沟，毛驴走了7个小时，火车又把她带到北京，柯罗莎大客车把她和其他代表送到中南海，在那里，新中国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怀仁堂召开。

　　她是那个时代的“知名人物”，在全国大红大紫。可是，“选举”对她来说是个新词。

　　她回忆说，第一次担任全国

　　在那次会议上，一千多名代表审议通过了新中国宪法，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了国家领导人，使国家领导机构全面建立起来。

　　那场意义深刻的选举被她概括为“投了毛主席一票”。对于53年前的申纪兰来说，见到毛主席无疑是一个重大事件，“当时就哭啊，和刘胡兰的妈妈抱着一起哭”。

　　如今的申纪兰行使人大代表职责早已驾轻就熟，回首望去，她是走出人民大会堂的人群中惟一陪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走了十届风雨历程的人。

　　经历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申纪兰道出一个朴素的道理：半个多世纪来，凡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施较好的年代，就是她的好日子，也是全国人民的好日子。

　　透明的力量

　　3月5日上午，听完政府工作报告后，申纪兰一点不累，相反，她长时间地处于兴奋中：“总理说得太好了，特别是说农村的问题，我们农民没想到的总理都想到了。”

　　申纪兰还有另外一个感受，“在广场堵截自己的外国记者比以往多了起来。”这是中国实施境外媒体记者采访新规定后，境外记者的“第一场盛宴”。

　　英国《泰晤士报》在报道中说，放开两会限制，彰显了中国的大国姿态，将自己的政策制定过程摆放在众人面前，说明中国正在一步一步地透明和强大起来。

　　这些外国媒体还敏感地发现，对比于去年政府工作报告直到全国人代会闭幕时的3月15日才由新华社受权发布，这次全国人代会开幕第一天就已公布全文。

　　换句话说，如果根据代表们的意见作出一定修改，将会作为代表们的“劳动成果”体现出来。这被看作是中国政府作加大透明力度的尝试。

　　在“两会”前夕，新华社全文发表总理温家宝的署名文章《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文中强调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要走自己的路。我们完全可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建成民主和法治国家。

　　这篇被看作凝聚各方共识的文章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政治语汇作了重新阐释：“讲初级阶段，不光要讲生产力的不发达，还要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够完善和不够成熟。”

　　文章还指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就能使中国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在国际上得到更广泛的理解和认同”。温家宝总理讲话的背后所体现的精神和普通代表申纪兰的心情类似。

　　在2007年全国“两会”的第三天，申纪兰走下人民大会堂台阶时，前两天的雨雪大风天气已经消失。北京晴空万里。

　　“中国第一堂”的经历

　　而申纪兰在2007年的心情和五十年前颇为不同。1959年初，二届全国人大开会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地点从中南海的怀仁堂迁到了人民大会堂。

　　此后每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都在此召开，这个“中国第一堂”成为中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所在地。

　　申纪兰记得第一次进人民大会堂开会时自己被大会堂的恢宏震慑住了。

　　申纪兰每次走进人民大会堂，都像走入一种记忆：东门后面的那个大厅，摆有许多桌子，代表们正式开会前，就在那里休息，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二楼和三楼；进入东大厅有五座大门，再往里是万人大礼堂。

　　万人大礼堂穹顶中心有红宝石般的五星灯，周围辐射出70道光芒线，曾让申纪兰目眩，大灯总共有40片“葵花瓣 ”，申纪兰似乎熟悉每一片。

　　大会堂像迷宫一般。比如各厅的分布：湖南厅紧靠主席台，可以方便毛泽东在自己的家乡厅休息；北京厅、上海厅等直辖市厅一般有五百多平米，其他省份的厅室一般也有四百多平米，当时并没有建香港厅和澳门厅，港澳回归后，直接由原来的其他大厅辟为现在的两厅，有一千多平米。

　　申纪兰也许是对此最为熟悉的代表。但她强调，半个世纪以来，记忆又在一次次变化。而这变化，关乎着人大——也是中国的民主政治——在这十届全国人代会中的历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刚刚转到人民大会堂召开时，正值“大跃进”时期，运动导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会议不能按时召开。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推迟了三次，与第二次会议间隔了23个月。

　　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副秘书长刘政回忆：在那个非常时期，当时宪法规定的一些职权的行使受到影响，如年度计划、预算等一再变化，拿不出东西来交给人大审议。立法工作也基本停顿，监督工作更是流于形式。

　　“在有一些事情上我们看透的就说，看不透的我们不表态。”申纪兰回忆当时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