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获奖影片里的艾滋孤儿现实

　　□本报记者 何海宁

　　“艾滋孤儿呗”

　　“看他的人太多了！”孙富银搂着高俊笑道。7岁的小男孩偎依在她腿边，像一只温顺的小羔羊。阳光下，高俊一直 保持着标准表情：半低着头，腼腆地微笑。冷不丁小米(化名)——一个和高俊同样遭遇的男孩从孙富银背后蹿出来，挤眉弄 眼：“艾滋孤儿呗！”

　　高俊依旧微笑着，他并不了解这个称谓的复杂含义，也不清楚这会对将来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2月26日，旅美 华人杨紫烨执导的《颍州的孩子》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在这部叙述安徽阜阳市艾滋病家庭的纪录片中，高俊父 母因为艾滋病去世，大伯和叔叔不愿意收养他，最终他被寄养在另一个艾滋家庭里。

　　63岁的孙富银多了一个“孙子”。她原有3个儿子，2002年，两个儿子去世；次年，大儿子和媳妇也去世了。 虽然没有检测，但他们发病症状非常类似艾滋病。“那一年村里死了10多人，都是烂嘴烂身子，还有烂头的。”孙富银眼眶 红了。

　　今年初，高俊多了一个伙伴，小米。他被遗弃街头，携带艾滋病毒，后来寄养在孙富银家。两个人穿着同样的衣服， 拿着同样的玩具，在街巷里玩。有时，邻居大一点的孩子也过来逗他们玩。

　　高俊似乎远离了影片中的灰色环境，他不再只能同母鸡、猪为伴。两个小男孩戴着塑料手铐、握着玩具枪，在“警察 抓小偷”的游戏里，他们的意见无法达成共识。“我是警察，你是小偷！”小米喊道。“我不是小偷。”高俊奶声奶气地说。 然后互相掐架。他们有了基本的是非观，分得清警察和小偷的好坏，但父母的印迹已经在高俊的童年生活里消退。曾有人问他 妈妈到哪里去了，“我有一个张妈妈，彭妈妈，还有一个死妈妈。”他答。

　　已经到了上小学的年龄，但高俊却无法像正常人一样入学。“学校害怕小孩子不懂事，打架挖烂身子感染了。”孙富 银说。老太太想教他画画，他不愿意。“我想上学。”他小声地说，然后拿出一个小书包，慢慢从里面掏出许多作业簿。写满 数学题的本子是小米的，他只会画蝌蚪般写“1”。

　　影片还记录了健康的黄家三姐弟。艾滋病夺取了他们父母的生命，他们哭诉没有同学愿意跟他们在一起。“以前同学 都不愿意和他们同桌，现在不会了。”他们的叔叔说。大姐已经上中专，二姐和弟弟都在上初中。比起谈从前的日子，弟弟黄 新雷更愿意从抽屉里翻出相册，让记者欣赏他和总理温家宝、演员蒋雯丽的合影。

　　父母去世的阴影还在，他们住的一排房屋，5个亲人相继离世。有时候黄新雷会做噩梦，梦见父亲痛苦死去的情景。 叔叔不得不经常过来和他们同住。

　　“不想连累到你们”

　　楠楠比高俊幸运，今年她上小学六年级。16岁的楠楠是纪录片里的另一个艾滋孤儿，《颍州的孩子》叙述了她的姐 姐改嫁后，她转由叔叔扶养。许多人专程来看望她，她吃过北京的牛肉包子，香港的蜜汁红枣。在她的睡房里，漏风的墙壁上 贴着姚明、濮存昕等公益名人的照片，悬挂着山东白血病人送她的千纸鹤。她成了当地一个“小名人”。

　　元宵节前一天上午，下着冷雨。楠楠准备写寒假作业，家里却陆续来了3拨“客人”，都是看望她的。第一拨是两名 志愿者，另两拨是政府官员和记者。楠楠选择和志愿者聊天，和政府官员说笑，但面对记者，她的脸一直黑着。

　　“很多记者都来过，一拍就上电视。楠楠看到电视就对他叔和我说，我马上就16岁了，影响不好。”楠楠的婶婶说 。

　　她像躲瘟疫一样躲着我们。本报记者试图以朋友的身份跟她聊天，她捂住耳朵，一句话也不搭腔。摄影记者一举起相 机，她立刻抬手遮住脸。实在忍不住了，她用力喊一句：“不要拍，拍啥啊！”

　　“我也不愿意楠楠处在这种公开的状态，很多人来看她，她有压力，不爱说话。”为楠楠检测的医生张海南说，“楠 楠希望有个正常人的生活。”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接见了她和其他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还在她的笔记本上赠语：“坚强、努力、奋斗、向上。” 尽管成绩一般，但她很爱学习，放学回家不用叔婶催，她都是自觉做完功课。在家里，她帮大人扫地、洗菜，吃饭时摆好凳子 ，把饭菜端给卧病在床的奶奶。

　　她很活泼，喜欢唱歌。“电视里一有唱歌的节目，她又唱又蹦，都是(叙述)现代爱情的歌。”叔叔说。

　　楠楠服用的是美国一个老太太提供的药物，身体状况良好。不过，每当吃饭时，她总是盛好饭菜，自己一个人吃。“ 她对我们说，我生病了，不想连累到你们。”她的婶婶说。

　　更多的艾滋孩子需要帮助

　　“要不是这电影，孩子的生活不会这么好。”黄新雷的叔叔面带感激之色。

　　2004年夏天，阜阳市艾滋病贫困儿童救助协会(简称“阜爱协会”)会长张颖带着10多名孩子去到北京，参加 一个夏令营。摄像师曲江涛拍摄了他们一行。随后，曲江涛对张颖说，他想为阜爱协会拍一部纪录片。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 里，他6、7次来到阜阳，用镜头记录了阜爱协会在农村走访艾滋病家庭、开展救助工作的经过。

　　那时候正值中国农村发力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之初。阜阳地处淮北平原，临近河南。据市卫生局严伟副局长介绍，在 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在这块穷苦的平原上泛滥着地下非法采血。血头从血液中分离出血浆后，把混和的血清输回献 血的一群农民身上，造成了艾滋病毒的传播。

　　“1992年国家开始全面打击非法采血，1999年阜阳实现了100％无偿献血。”严伟说。然而，90年代中 后期开始，感染艾滋病毒的农民逐渐病发，陆续死亡，家里的孩子成了艾滋遗孤。

　　如今，阜爱协会里有430多名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大部分来自阜阳本地，还有一些河南的孩子。张颖被许多孩子 称为“张妈妈”。但在防艾圈内她却屡遭恶评。“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曾接受本报采访，直斥国内“艾滋骗局”，其中一 段强烈暗示张颖。一直进行民间艾滋救助的香港智行基金会主席杜聪也认为张颖为艾滋孤儿的泪水募款不合适。(详见本报2005 年12月8日《双面“艾滋妈妈”？》报道)

　　《颍州的孩子》中大部分旁白来自张颖。在悲情的二胡背景音乐中，影片讲述着几个孩子遭受歧视的故事。但一名同 样开展艾滋孤儿救助行动的知情人认为其中有些情节不实。滤去种种是非，阜阳艾滋孤儿的故事最终走入奥斯卡，这个全球瞩 目的奖项让艾滋孤儿的命运受到强烈关注。

　　事实上，近年来农村艾滋病防治工作在政府主导下已经有很大改善。除了国家“四免一关怀”外，安徽省去年决定实 施“四个一，三条线”。“四个一”指在防治重点村提供一套医疗设施，修建一条道路，打一口井，为无房户和危房户建一套 住房。

　　“三条线”中，一是艾滋病人的医疗保障线，除了免费发放国产抗病毒药物外，每月保障200元的医疗补助，今年 提高到400元；二是生活保障线，艾滋病孤儿每月补助150元，其他病人有50、100元不等；三是特困家庭的生产生 活保障线，每月100元。阜爱协会对一些孤儿每月也提供数百元的补助。

　　更重要的是扭转农村里对艾滋病人的歧视和偏见。在重点村里，到处可见大幅的艾滋病宣传标语。“要做到标语铺天 盖地，让农民慢慢接受。”严伟说。

　　“还有更多的艾滋病人需要帮助。”当地防艾志愿者呼吁不要只把目光都集中在这几个孩子身上，“而且，我们希望 能够让艾滋病人生活，不是单纯给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