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思想符号”的遗产

　　在这个后现代世界中，以电视为中心的当代大众传媒，已经深刻改变了我们的私人生活空间和社会生活空间。

　　撰稿／包亚明

　　几天前，素有“后现代主义大祭司”之称的鲍得里亚辞别了人世，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与鲍得里亚、福柯、德里达、利奥塔、布尔迪厄等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辉煌的法国思想成果，如今都已成为经典的历史文献，而与他们的思想相随共生的“五月风暴”，也成为了尘封已久的模糊记忆。1968年的法国“五月风暴”作为一场自发的社会运动，虽然继承了以意识形态为指导的革命模式，但却既无政治目的，又无统一组织，更无战略选择。它反对一切现存秩序，但又不提出任何明确的建议，它是一次为了当下的革命，它不呼唤将来的到来，它也无须牺牲和殉难。“五月风暴”揭示了太多的矛盾，而没有解决其中任何一个，这是一场试图超越资产阶级文明的“面目不清的革命”。但是，这一场不算革命的革命却使法国的学校、家庭、夫妻关系等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它将由社会、经济问题引起的政治革命转移到了文化、种族、性、妇女问题等领域。杰姆逊认为，那些曾经拥有过的自由感和可能性就60年代的过程来看是瞬息间的客观事实，但是现在重看它们就不过是历史的幻觉了。

　　鲍得里亚认为“五月风暴”是一个分水岭，是西方知识分子集体“淡出”的一次告别仪式，“五月风暴”明显地对文化作出了否定，并且牺牲了政治价值。在这种牺牲之后，出现了一种文化虚空。鲍得里亚认为，1968年的激进主义已经沦为

股票交易灾难、

艾滋病的出现等等大事件，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这种美国式的激进主义中没有位置。知识上的激进主义已经沦为种种事件，因此知识分子失去了作用，知识分子没有未来。鲍德里亚认为，即使在“五月风暴”之后的当今社会出现了女性主义运动、后殖民主义思潮、绿色和平组织等等，这些运动和思潮也仅仅只是一些“事件”，从中看不到知识分子的激情、影响和作用，因为知识分子已经“不在场”，那种认为知识分子创造了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的想法已经成了一种幻想。

　　于是，我们的世界就成了“符码”与“超现实”、“仿真”与“类像”、传媒与信息、科学与新技术共同构成的一个后现代世界。鲍得里亚从消费、信息、传媒和技术的角度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典型的后现代世界。鲍得里亚认为，在这个后现代世界里，消费主义占据着主导的地位。早在1968年出版的名著《物体系》中，鲍得里亚就指出“消费的对象，并非物质性的物品和产品：它们只是需要和满足的对象。我们过去只是在购买、拥有、享受、花费——然而那时我们并不是在‘消费’”。鲍德里亚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指出了被消费的东西，永远不是物品，而是关系本身。

　　在鲍得里亚看来，消费社会同时也是一个媒体社会。在这个后现代世界中，以电视为中心的当代大众传媒，已经深刻改变了我们的私人生活空间和社会生活空间。大众传媒直接把大众塑造为一种“黑洞”，塑造为一种漠不关心的“沉默的多数”，大众接受各种各样的传媒内容时，只是为了获得其中的娱乐性场面，从而进一步消除了传媒资讯与现实之间的界限。大众传媒迎合着大众的心理，通过娱乐性的“狂欢文化”场面“复制”着大众的口味、兴趣、幻想和生活方式，从而传媒的操纵实际上是从外部强加了大众的意识。

　　鲍德里亚认为在当代社会中，大众与知识分子之间已经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关系。如果说在传统社会中大众与知识分子的对立表现为知识分子是主动的观念传播者和灌输者，大众是被动的接受者的话，那么在大众传媒社会中，大众与知识分子的对立则表现为大众不再同知识分子相关，大众以“沉默”来对抗传媒的主宰和知识分子的统治企图。

　　中国虽然还没有步入相对富足的消费社会，但消费主义却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主导作用，消费主义正在塑造着许多人的生活理想和生活方式，同时强迫所有的社会阶层都在它的巨大压力下生存和生活。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也深刻地影响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因此，如何反思与重塑知识分子的价值和责任，如何更有效地影响和改变我们身处的世界，是我们纪念这位伟大思想家最好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