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责人称中消协无法独担保护消费者重任

　　本报记者 郭永刚

　　中国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武高汉今天接受本报独家专访时表示，如果制度根源没有改变，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事件和现象就不会消失。

　　武高汉说，要做好消费维权工作，一定要转变“重生产轻消费”的观念。而这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政府责无旁贷，经营者是第一责任人。

　　英国消费者投诉率是中国的30倍

　　从最初的单纯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到手机套餐业务被官方认定存在价格欺诈，从揭发牙防组等假组织，到中消协点评霸王条款，这些年消费维权的层次和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

　　22年来，中消协共受理消费者投诉1000万件。近年来，消费者的投诉数量呈持续增长的趋势。

　　有调查表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颁布之前，中国的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时，10个人中只有1个投诉，9个人选择放弃。现在，10个人受害有4个人会去投诉。这也说明消费者

　　从国外情况看，1997年英国受理投诉70万件，同一年中消协和全国各级消协一共受理投诉52万件。

　　“英国消费者投诉数量比中国的多，并不是因为他们的产品和服务质量不如中国。”武高汉说，真正原因是，英国政府认为应当鼓励消费者投诉，消费者在投诉的过程中不仅仅是帮助自己维权，也在帮助他人维权，也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而且，这种维权非常廉价，不用花纳税人的钱。

　　英国有6000万人，中国有13亿人。如果按照人均投诉率来计算，英国消费者的投诉率是中国消费者投诉率的30倍。武高汉认为，和英国的投诉相比较，中国消费者的投诉现在还比较少。因此，随着消费者维权意识的高涨，投诉数量持续增长还是比较正常的。但令人担忧的是，由于“重生产轻消费”观念没有转变，侵害消费者权益的现象也有所增多。

　　“重生产轻消费”观念成最大障碍

　　“无论是理论上还是观念和行动上，整个社会都是‘重生产轻消费’的。”武高汉说，如果不走出这个误区，消费维权必然困难重重。

　　在武高汉眼里，“重生产轻消费”的观念已成了消费维权的最大阻碍。

　　理论研究方面，瑞典有专门研究消费的博士，而在中国，连消费专业的大学本科生都没有；中国的经济学家很少有研究消费的，专门研究消费的研究机构更是没有听说过；到书店里买书，1000本书里可能只有1本研究消费领域；经济学著作会用数章的篇幅讲生产、流通等环节，而关于消费环节的阐述只有廖廖数千字。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有很多来自生产领域，他们代表经营者的利益参政议政。中国有13亿消费者，却没有人专门代表他们的利益。其后果是，在制定法律法规时，一些对经营者有利的条款就自然而然被悄悄写入，而对消费者有利的条款就进不去。

　　武高汉说，日本和泰国有消费者保护会议制度——谁当首相，谁就是消费者保护会议的会长。他们政府的总理、首相担负着消费者保护工作。新西兰有消费者保护部，澳大利亚有竞争与消费者保护部。中国现有的100多个政府部门，没有一个部门专管消费者。

　　22年来，中消协和各地消协共受理消费者投诉1000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70多亿元。各级消协在保护消费者权益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但消协那瘦弱的肩膀根本无法独自承担保护消费者权益的重任。”武高汉说，消协只是一个社会组织，他们没有任何行政权力。也就是说，当一件事情发生以后，消协可以提意见、做批评，敦促政府有关部门帮助消费者解决问题，或者呼吁消费者抵制某种假冒伪劣商品及服务。但也仅仅是“呼吁”和“建议”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