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法制存漏洞 成贪官外逃天堂

　　加拿大是中国逃犯的天堂吗？

　　“一个职位不高的人，怎么能轻易卷走10多元亿人民币，而且要逃到外国后才被发现？”

　　高案与赖案的不同

　　继赖昌星案后，高山案再次成为加拿大尤其是温哥华华埠的热门话题。

　　据中国新华社最近报道，自1998年以来，中国从国外引渡贪官共70名，但迄今仍有800名贪官逍遥海外，涉及700亿元人民币。中国正在加速编织“国际引渡网”，缉捕外逃贪官。从赖昌星到高山，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中国经济犯罪者纷纷在温哥华曝光，难道加拿大是中国罪犯海外藏身的天堂？高山会成为赖昌星第二？

　　尽管证据确凿，尽管5年多来有过多次起落反复，赖昌星却仍然“赖”在加拿大，这是加拿大法律的特殊性造成的。之前，当他以受政治迫害为由申请难民资格被拒，对他的审理进入了司法程序后，他的律师使出的杀手锏，就是所谓的“人道”：即远华案牵涉到许多中国高层人士，一旦赖被遣返，会面临死刑。因此，在不断上诉和反复冗长的风险评估后，赖昌星得以暂时滞留加拿大。

　　至于高山一案，加拿大皇家御用大律师Mason Loh(乐美森)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认为：高案与赖案确有不同。其不同之处在于：赖是以难民身份在加拿大申请政治庇护的，有政治因素夹杂其间，较为复杂，他的案子被拖延是预料中的事。而高山是经济案件，而且他和家人在申请移民时欺瞒政府而触犯了《移民法》，所以，高案目前是由加拿大移民局引用《移民法》对其进行起诉的，移民局内部审核不会太久，他们的去向很快就会明了。

　　不过，Mason LOH律师也承认，虽然赖案与高案不同，但高案进入司法程序后，也会有代表律师上诉及遣返后的风险评估等过程。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也会拖延一段时间。

　　加拿大的法制漏洞

　　从上世纪末到现在，中国移民大幅度增加，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温哥华、多伦多两大城市房地产经济的飞速发展。加拿大很多机构尤其是金融、房地产及饮食业，一改往日只有粤语为华人服务的形象，能讲国语的雇员开始走俏。

　　在大温哥华地区，几乎所有的高贵地段都随处可见说流利国语的中国大陆人。加拿大人也对于来自中国的富豪，由最初的好奇逐渐转为司空见惯。在温哥华，绝大多数买豪宅名车的人，来自中国大陆，当地人也知道，中国富豪购房卖车喜欢用现金。只是人们很好奇：为什么第三世界的中国，会突然出现这么多的富人？他们是怎么富起来的？

　　高山案曝光后，本地华界议论纷纷。笔者走访了部分当地华人，“震惊、愤怒、尴尬、无奈”这8个字是他们情绪的准确反映。

　　新移民Anita说：听到这个事件心里隐隐作痛，很气愤。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江先生说：一个赖昌星已经让我们够丢脸的了，现在又来了一个高山，我的本地白人同事提到这两个案子，都耸耸肩摇摇头，让我非常尴尬。UBC(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3年级学生刘麦克则好奇地反问笔者：“一个职位不高的人，怎么能轻易卷走10多亿元人民币，而且是逃到外国后才被发现？”

　　受访者们都认为，高山应该受严惩。不过，鉴于加拿大司法部门此前对赖昌星以及本国罪犯案子的拖延，受访者都对高山的遣返持观望态度。

　　加拿大会再次无意中姑息罪犯吗？北美著名华人时事评论员丁果先生在回答笔者提问时说：主观上加拿大不想成为中国贪官的天堂，但事实上，其司法制度的漏洞却给罪犯造成可乘之机。

　　丁果认为，在《人权宪章》的指引下，作为一个发达而清廉、政治干预力较弱，人口少、犯罪率低的国家，坚持人权，力求公正的加拿大司法制度本身是不错的，但在全球化的有组织跨国经济犯罪大案有上升趋势的今天，其司法制度的局限性就暴露出来。他认为加拿大司法界应该跳出孤芳自赏的圈子，在坚持《人权宪章》的前提下，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考虑，尽量减少中加两国、以及加拿大和其他国家司法制度间的落差，共同打击国际经济犯罪。

　　在他看来，作为发达国家，加拿大未必理解中国政府对经济犯罪打击的力度。比如高山，他贪污的是用于修建东北

高速公路的资金，加拿大人可能不会想到因此而导致的后果：没有高速公路，就会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此外，作为一个废除了死刑的国家，加拿大不能理解中国政府对经济罪犯的严惩手段，认为不应该对重罪犯人实施极刑。这种观念，导致罪犯在加拿大司法程序上的“遣返风险评估”上大做文章，以图达到滞留加拿大，逃脱法律应有惩罚的目的。

　　由此看来，要想尽快遣返赖昌星和高山，更为有效地打击跨国经济犯罪，就必须增强中加两国间的司法沟通和交流，促使加拿大调整现有的司法制度，使之尽快融入全球一体化的司法系统中。

　　链接：

　　外逃贪犯的特点及部分名单

　　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湖南省纪委和湖南大学联合成立的“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对42个出逃贪官样本进行综合分析，结果如下：

　　一、42人中，除了7人是来自政府部门，其他35人都来自国企，其中12人属于银行等金融系统。按照行政级别划分，这些官员中有一半左右级别相当于厅级或者副厅级，国企出逃的35人中有20人是“一把手”。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认为，这一方面表明国有企业“一把手”权力监督处于空白，内部

审计和监督无法起到应有作用；另外一方面，大的国有企业在海外业务较多，甚至在海外有分公司，这些就给“一把手”提供了便利。

　　二、出逃的42个贪官中，30岁以下的有4人，30岁~39岁的有13人，40岁~49岁的有16人，50岁~59岁的有6人，60岁以上的有3人。年纪最小的出逃时只有25岁；而年纪最大的是武汉长江动力集团公司原董事长于志安，出逃时已是63岁了。

　　课题组认为出逃贪官的年龄主要集中在30岁~49岁年龄段，其中又更为集中在40岁~49岁年龄段。胡星斗分析，30岁至40岁年龄段的出逃贪官往往能力强，容易有“捞一把享受半辈子”的想法，同时家庭成员少，容易出逃；而60岁以上的人往往子孙满堂，举家出逃难度大。

　　三、对41个贪官出逃国家进行分析，较多的是逃往美国、泰国、

澳大利亚、加拿大、俄罗斯等5国。而且，随着涉案金额的大小，基本呈现出“大贪跑得远小贪跑得近”的特征。

　　四、对可以确定涉案金额的38人统计分析，发现其中13人涉案金额亿元以上，13人涉案金额在千万元级别，10人涉案金额在百万元级别，2人涉案金额在十万元级别。

　　对于动辄携上千万巨款出逃的官员，胡星斗解释，在美国等国家，如果只有百万元，难以过上所谓的“富豪”生活，因此这些贪官会选择“捞”到足够资本再逃，有千万元以上相对理想。(记者 黄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