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G《1/7》：解读药品降价死

    SMG《1/7》3月18日播出节目《解读药品“降价死”》，以下为节目内容。

　　演播室：

　　2007年2月28号，国家发改委发布了自1997年以来的第22次

药品降价令，降低了278种中成药的零售价格，降价总金额达50亿元。但是这样一个针对

药价过高，让病人受惠不浅的降价令，却引起了轩然大波，不仅引发了一些厂家集体停产某些救命药，导致

医院缺货。广东54家药企更是联名上书，反对降价。十年来类似情况屡屡发生，被人们称为经典药品“降价死”现象，那么“降价死”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人们十分关心的药品价格到底能否降下来呢。

　　正文：

　　周福根的老伴：这个药，终归口袋里要装着，跑难听一点，到厕所要装着，跑到外面也要备着，跑到哪里都要带着。

　　周福根：假如我发生心绞痛，含一粒，二十秒左右就好了，就缓解了。

　　这位老人名叫周福根，今年64岁，10年前因突发心急梗塞，做过心血管支架手术，他和老伴说的一刻都离不了的药，就是“救命药”硝酸甘油。可就是这个“救命药”，从去年5月开始却怎么也买不到了。

　　周福根：(当时)我到六院，八院，还有漕河经地段医院，包括我们社区的卫生站(都没有药)那你当时有没有问医院为什么没有这个药品？他们说，我们买不到啊，进不了货啊。

　　为了应急，医生就让周老伯用同类药品“消心疼”来替代，但是周福根用了之后，却感到效果还是不如硝酸甘油。情急之下，他辗转找到了硝酸甘油生产厂家——上海信谊药厂。得知因为进不到原料等原因，硝酸甘油确实曾经停产，但是后来已经恢复生产。听到这个消息，周福根满怀希望来到医院，可是医院的答复依然是硝酸甘油缺货。而此时，周福根已经有六个月没有买到硝酸甘油了。

　　周福根老伴：当时他说(硝酸甘油)开不出来，我不要着急死了。

　　周福根：(医院)他们说你要进什么药就进什么药？但是这个硝酸甘油是救命药？我是跟他们说，这个是心脏病人的救命药啊，这么大个医院没有，医院怎么会买不到急救药呢？我不知道，他就说进药的渠道不一样。

　　后来，一些医院总算又能买到硝酸甘油了，但是，心有余悸的周福根和老伴，现在依旧在发动亲朋好友四处打听，不管是大药房还是小药店，也不管是上海产的还是外地产的，只要见到硝酸甘油就买。现在周福根在家里已经存了八瓶硝酸甘油，有北京产的，也有山东产的，还有上海当地产的。他们被这“救命药”停产吓怕了，总觉得多备着点心里才踏实。而这个硝酸甘油，就在国家发改委颁布的第21次药品降价、限价目录里。

　　周福根老伴：着急的，药没有了，发病发起来吃什么药，没有药吃。

　　记者串场：

　　但是这常用的“救命药”是怎么遭遇停产的呢？事实上，从1997年至今，国家已先后22次对药品价格实施降价或者限价，降价金额500多亿元，其降价范围之广、频率之高、力度之大都是史无前例的。但是，几乎每一次降价之后，总有一些经典老药从此淡出市场，甚至永远地消失在人们的视野当中，而老百姓也没有得到多少实惠。人们不禁要问，是谁，是哪些环节，过滤掉了“降价令”应该带给老百姓的好处呢？

　　2007年2月28号，国家发改委发布了自1997年以来的第22次《关于药品最高零售价格通知》，通常被人们称为“降价令”。它降低了278种中成药的零售价格，这本该是让老百姓实实在在受益的事，但是怪现象却接二连三地出现了，最先发生变化的就是医院的药房。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药剂科主任　刘皋林：对278种药品进行了降价，那么目前，比如说前段时间霍林心安，还有心血管病人用的硝酸甘油，还有白蛋白，像类似这样的药品的话，由于药品调价的问题，在一段时间内，采购起来比较困难。

　　刘皋林，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药剂科主任。他介绍说，这次“降价令”之后，除了上面他讲的一些常用药外，反应最明显的是一种名叫辅酶A冻干粉的针剂，因为全国有70多家药厂集体宣布停止生产，一度导致全国范围内各家医院全线告急。除此之外更有广东54家制药企业联名上书反对降价，这些企业认为“60粒辅酶A冻干粉只卖5角钱，用面粉做也不止这个价！”。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药剂科主任　刘皋林：现在(流通)市场上就是买不到这个药品了。

　　辅酶A冻干粉是一种能量合剂，是治疗肝病、肾病比较常用的辅助药物。在发改委这次颁布的降价令中，一支100单位的辅酶A冻干粉，最高零售价格从原来的1块8毛3跌到了4毛1。那么这样的降价幅度对于厂家意味着什么？停产的原因又在哪里呢？2007年3月14号，在多次沟通之后，辅酶A冻干粉的生产企业之一，上海信谊制药总厂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上海信谊制药总厂总经理　陆培康：如果说有市场需求的，我们都是愿意生产的，我们药厂生产就是为了把药卖出去，只要它还能给工人工资打得出来，我肯定做的。连工人工资都打不出来了，那么这个事情我们没法做。

　　对于此次辅酶A冻干粉生产厂家集体停产事件，信谊药厂表示这纯属无奈之举。据介绍，辅酶A冻干粉原来使用安瓿瓶，一支药的包装成本只有三分钱，但自从2002年根据国家有关部门要求改用西林瓶后，这个成本就大大提高了。

　　上海信谊制药总厂总经理　陆培康：包装，我们一个瓶子就要卖6毛钱。一支生物药品整个生产过程要3个月时间，经过7到工序才作出一个药品，它(发改委)给我4毛1我怎么做？那么这样的话我除了停产没有别的办法。

　　陆培康总经理告诉记者，药厂的利润远没有外界想象得那样丰厚。尤其是一些传统的经典老药，几乎无利可图。在他看来，即便按照辅酶A冻干粉的原价每支1块8毛3计算，国内绝大多数生产企业也不过只能勉强维持收支平衡。

　　记者：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呢？

　　上海信谊制药总厂总经理　陆培康：因为这些都是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三十几年(前)定的价格了，它一直没动。

　　那么，国家发改委为何如此定价呢？记者多次和有关主管部门联系采访，但是目前尚未得到回应。事实上，上海信谊制药总厂为此特意赴北京和国家有关部门沟通，希望针对药品工艺改善以后的实际情况，对辅酶A冻干粉的定价重新考虑，为此，国家发改委采纳了上海信谊制药总厂的意见。

　　采访上海信谊制药总厂总经理　陆培康：发改委通情达理，提价了，认为不一定完全清楚。

　　。

　　辅酶A冻干粉的事情让人们不得不产生疑问，单靠药品降价和单纯地对药厂进行限价，能否彻底解决问题。事实上，这次药品降价、限价所产生的巨大风波，让人们又把目光投向医药整个行业，人们想知道，在屡次降价以后，解决“药价虚高”问题下一步的关键到底在哪里。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药剂科主任 刘皋林： 为什么降这么多次，品种这么多，幅度这么大，这种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没有解决，老百姓还不满意？说明我们现在存在的问题并不是药品。那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流通中间环节太大。

　　上海信谊制药总厂总经理　陆培康：一般来说是通过省级的商业单位，还要通过地方的商业单位，地方的商业单位再进入到医院的商业单位。每一个批发过程都要有一个扣率。

　　记者：大概扣率多少？

　　上海信谊制药总厂总经理　陆培康：一般我们都是在6%—7%左右。

　　记者：那国家一旦降价的话，那你这个流通环节的扣率会减少吗？

　　上海信谊制药总厂总经理　陆培康：减少不下来，减少人家没法做。

　　信谊制药厂每年都接到几十封来信，内容都是反映一些常用的救命药根本买不到，但对于厂家来说，他们也是有苦难言。例如他们厂生产的"地尔硫卓"，是治疗高血压和心绞痛的。在国家发改委新近发布的降价令里，这种药的最高零售价是9块4角。

　　上海信谊制药总厂总经理 陆培康：原料成本3块8，那么我的制造成本2块钱，那么就是说完成这个产品，从原料到成品就要5块8，那么我现在实际上是6块钱卖出去。

　　很明显，生产药厂的盈利只有区区两毛钱，而其余3块4的利润则被众多药品流通环节和医院共同蚕食。(图版)一种药品从生产厂家出厂后，一般要经过省级代理(医药公司)、地区或市级代理(医药公司的子公司)、县级代理(医药公司的孙子公司)、医药销售代表、医院药剂科等多道环节才能最终出现在医院药房的药架上。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药剂科主任 刘皋林：在西方的话，(药品销售环节)它是哑铃型的，美国每年的药品销售量占世界的60%，它就是12家这样的(药品流通)公司。我们全国大概有12万家这样的中间公司。(药品销售环节)中间粗，两头细，就像马桶一样的。

　　据业内人士分析，一般情况下，每一道药品中间环节都会在自己的进价基础上加价6%到8%才会进入下一个环节。而这两年被人们诟病的商业贿赂、药品回扣，也正是出现在这些环节中间。而当药品最终进入医院后，医院则要在进价基础上再加价15%。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 孙宝贵： 那么这个利润是国家有关部门做相应的规定的。实质上就是说以药养医。

　　记者串场：

　　“以药养医”的体制，源于建国初期。由于当时国家的财政收入还比较薄弱，由医院直接从药费收入中按百分比留取利润维持自身经营。这样一个体制一直沿用到今天。然而，当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一些内部矛盾就开始突出起来，“药价虚高”就是比较明显的矛盾之一。药品价格越低，越是卖不出去，这是因为目前在药品消费环节上，85%的药品仍然被医疗机构所掌控。在医院里，患者对于药品的消费处于被动状态，价格低、利润小的药品很少能为患者使用。代理商和医院不进降价药、低价药，药品生产企业也就只好停止生产。

　　上海中山医院泌尿科主治医生 沈锡中：但是病人是没有用药的选择权的，那么这样用药的决定权就在医生的手上。

　　据了解，在目前"以药养医"的体制下，医院方面50%以上的利润来源依靠药品。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某些医生会更加倾向于使用高价药物。

　　上海中山医院泌尿科主治医生 沈锡中： 8块钱的药和80块钱的药肯定它有很多的不一样了，那么我们假设它是在同样的疗效之下，我相信80块的钱可能会更加好用一点了。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 孙宝贵：那么为什么会是这样？这种药就没了，医生会寻找替代品，假如说进口药就高十几倍甚至更高，这样的药品，老百姓承受的药品方面的费用就是不降反而升。

　　上海中山医院泌尿科主任医师朱同玉： 实际上医院的核心它变成了企业，那企业的核心就是追求利润。所以你在这个体制不解决的情况下，你一味地去降价，你降了这边，就像一个皮球，你按了这边，它那边会起来。

　　据业内人士分析，实际上经典药并没有真正的“降价死”，只不过它们改头换面成了新药。例如一种名为巴米尔泡腾片的药品，其实就是阿司匹林改的，但价格却从几分钱一片变到了1块钱一片，只是换了名，仍能得到‘新药’批准。这就出现了“降价死”怪现象：药品降价——代理商停止进货——医院停止开方——药厂停产——“降价药”摇身一变成新药。“老药”变“新药”的背后，实质是“老药”变“新价”。

　　第二军医大学药研所主任 张卫东：从国家公布的统计数据来看，真正按照国际上的创新药(概念)，大概也就是一、二十种。

　　张卫东，第二军医大学药研所主任。 他指出，其实大部分老药因为种种原因消失之后，往往会通过改变剂型的方式重新出现在市场上。而2004年的一个数据依然能说明问题，那就是当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受理的新药报批数量为148种，而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却受理了1万零9种新药报批。就在刚刚召开的两会上，一位政协委员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政协委员：原来一个药审一天，现在一天审15个，怎么保证药效同质不同名。

　　第二军医大学药研所主任 张卫东：整个的药物它发挥的疗效也没有任何改变。这个我们用通俗话讲它就是换汤不换药。

　　然而，当这些"换汤不换药"的所谓"新药"再重新进入市场的时候，其价格往往翻了几番。

　　上海中山医院泌尿科主任医师朱同玉： 实际上这个核心的问题不解决，再降多少价也没有用。深层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国家对基础类药进行投资，不投资永远都有医患矛盾。

　　朱同玉医生的呼声代表了许多人的共同看法。在刚刚结束的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上，不少政协委员纷纷为药品“降价死”开出了自己的药方，希望能够缓解“药价虚高”的矛盾，让老百姓真正受益。也许医药分家是今后一个改革的方向，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建立基本药物制度。

　　全国政协委员 张忠辉： 建立基本药物制度 由政府制定生产 就像粮食保护价一样。

　　记者串场：

　　目前，由国家投入资金建立基本药物制度的呼声已经越来越高。基本药物制度就是国家按照安全、有效、必需、价廉的原则确定基本药物目录，实行定点生产、统一价格、集中采购和统一配送。以保证任何时候都有足够数量和适宜剂型、价格适宜的药品。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如果真的能够建立，应该能够杜绝廉价药、经典药和救命药消失的现象，并能从根本上满足老百姓80%以上的临床用药需求。

　　全国政协委员 钟南山：建议设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在成本核算后，通过平定药品合理价格，对于一些有需要的药，有时还应考虑适当调高价格。

　　全国政协委员 张忠辉:一些量少 利润低的 或者用于解决临床少见病的药物 应该由政府指定生产 对基本药物给予财政支持

　　解说：

　　对于许多象周福根这样的患者来说，他们希望救命药品“降价死”的问题能够尽快得到彻底解决。而对于我们这个社会来说，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药厂和医院才不用再面对那么多的求救信，才有希望不再听到买不到“救命药”的求救声了。

　　责编：孟立蓬 出镜记者：金涛 编导：季力 摄像：李其山 录音：王伟城后期：王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