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万多条公民建议影响立法进程

　　一万多条公民建议

　　换届后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物权法纳入“十五”立法规划，并预计在2005年的十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但直到2004年10月，物权法草案才接受首次单独审议，即第二次审议。

　　有学者透露，由于2005年反分裂国家法通过在即，物权法暂被搁置。

　　孙宪忠列席了二审的讨论。他认为，物权法延后的主要原因还是学术准备不足，除了常委会委员们不懂以外，许多民法学家对物权法也只是一知半解，“基础的常识都达不成共识”；也正因为如此，“才出现那么多版本的建议稿”。

　　比如，孙宪忠主张拾得物归还支付一定报酬，因为保管等也需要费用，有不少学者提出：“这样如何教育孩子？”还有一著名老教授问他：“我把包放你脚下，现在你跟我要报酬，行吗？”孙回答说：“我们讲的是遗失物，难道你自己找不到包吗？”

　　从民法典抽离出来的物权法，在二审前进行了一次修改。2004年8月，人大法工委邀请了十多位专家，在8天的时间里逐条修改草案。

　　就在这时，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炮轰

　　二审稿对国有企业财产权和农民集体所有权做了细化规定，有人统计，“国家”、“集体”的规定远远多于“个人” ，但三种所有权被归到一章，保护私产方面也有了更多细则。

　　而三审转眼已到2005年6月。最明显的变化是明确规定：“国家、集体和私人所有权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破坏国家、集体和私人的财产。”

　　2005年7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公布物权法草案，向全民征求意见。

　　2005年10月，物权法“四审”如期举行。一万多条公民建议如何影响立法成为被关注的焦点。公民房产权备受关注，“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吸引了城市业主群体的关注；建筑用地70年届满可自动续期；而“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抵押” 的建议更是大胆。

　　此时，物权法进入公民立法阶段。民法学家乐观地估计，2005年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审议后，物权法有望在 2006年的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提交表决。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在一万多件公民意见中，一封特别的来信正在影响物权法的立法进程。

　　挽救立法进程

　　2005年8月，北京大学法理学教授巩献田上书中共中央、全国人大，这封名为《一部违背宪法和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物权法〉草案》的信没有得到高层回应，巩于是将信件在网上公布，引发了社会各界对物权立法的大讨论。

　　巩献田指责物权法违宪：草案对“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只字不提，妄图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的精神和原则取而代之。

　　他还指责物权法会加速私有化进程，促使两极分化。原本争议不大的“平等保护”也成为热议话题，他提出“穷人打狗棍不能和富人宝马别墅一样保护”的著名论断。

　　2005年9月26日，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召开座谈会，提出修改物权法草案需要把握的三点原则。简而言之，一是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二是要立足于中国实际；三是重点解决现实生活中迫切需要规范的问题，不必求全。

　　2005年12月7日，在广州举行“中国物权法疑难问题研讨会”。“每个人都很紧张”，杨立新回忆说，会后，学者联名上书中央，要求立法机关排除不必要干扰，恢复物权法正常立法轨道。“就像当年红军打长沙失败，上井冈山了。” 一位学者说。

　　物权法没能在当年12月底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接受审议，亦没能实现2006年表决通过。

　　民法学界想尽各种办法挽救物权法和整个民法典的立法进程。2006年年初，北京学界相继召开以“物权法与国有资产的保护问题”、“物权法与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等为主题的研讨会。

　　“物权法已经体现诸多基本经济制度，包括土地公有，还有比它更重要的生产资料吗？”傅鼎生，华东政法大学教授说。

　　而不再出现在物权法各种研讨会场合的梁慧星，与巩献田展开隔空论战。赋予对方的称谓，一个是“最高国家法学研究机构的那位著名民法学家”，另一个是“个别法理学教授”。梁在每篇文章后都注明：“著作权声明：欢迎一切媒体免费转载。”

　　江平认为，违宪一说，实则一些人对改革的不满，已经超出立法层面。2005年，第三次改革争议虽有降温但仍在继续，恰好在这个敏感时期，物权法被贴上“姓资姓社”的标签，卷入改革成败的争议旋涡。

　　江平曾参与起草民法通则。这部1986年通过的法律，与物权有关的一节是“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他回忆说，当时有人提出“物权”概念，但立即被主流声音所淹没，因为“那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苏俄法律中也没有 ”。直到“文革”结束后，保护公民民事权利的民法体系才重新开始建构。但旧有法律的思想仍具有很强的影响力。

　　具体到实际生活中，江平最关注的三个问题是：农民土地征收征用，城市房屋拆迁和城管没收小摊小贩。这位民法学家的一个著名论点是——民法典是“在国家公权下筑起私权保护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