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重庆钉子户事件内幕调查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3月29日10:18 南方周末
重庆钉子户事件内幕调查 本报记者 张 悦 3月27日傍晚时分，重庆杨家坪鹤兴路17号的主人杨武来到顶楼的平台，这是他在“孤岛”上的第7天。 在大约两小时前，这个被称为“史上最牛钉子户”的户主出现在窗口，用他那标志性的动作——握紧拳头——大喊：“我要和市长对话！”随后，又拿起手机给知道联系方式的几个记者激动地打电话：我是重庆杨武，我要见(市委书记)汪洋！ 此时，重回平静的杨武向下望了一下四周的深坑，其凛然的神态，宛如城堡主在逡巡城堡周围的护城河。 于是，对面轻轨站的人们得以知道他仍然存在。这7天时间里，络绎不绝的人群在那里守望着他，只是已不被允许拍照和摄像。同样的禁令也适用于在四周居民楼的顶层。就像在古罗马竞技场中享受狂欢的观众那样，人群俯视着这个困兽犹斗的角斗士，不时夹杂几声“雄起”。 但杨武似乎已经累了。他不再像独上危楼之初时对保安扬起拳头示威，也懒得举起煤气罐显示决心，亦不再挥舞那面插在楼顶的国旗。重庆阴湿的天气让他罩上了一件黑色毛衣，裹住了一身发达的肌肉。 他甚至没有像前几天那样对“雄起”声抱拳示意，便翻身蜇回了他的小楼。 在杨武抬眼即能望到的方向，一块标示“彼岸就是幸福”的楼盘巨幅广告似乎一语双关地注明：“3月末，全城等待中……” 事实上，在整个3月末，来自全国和世界的上百家媒体和媒体背后的目光都在等待，看身处“孤岛”的杨武以及这个已陷入僵局的“最牛钉子户”事件，如何最终落脚到彼岸。 一个人的擂台 此前，自从3月21日突然从幕后“浮出水面”并戏剧性地孤身攀上“孤岛”以来，杨武一直安静地保卫着他的房子。用妻子兼“发言人”吴苹的话来讲，他是一个“坐得住的人”。上“孤岛”以后，他从未主动和家人联络。 但24日，杨武一反常态地给家人打了个电话，一直担惊受怕的众家人以为出了什么事，杨武却只字未提自己的状况，甚至也不关心拆迁事态的变化，只问搏击争霸赛上中国人赢了穆斯里穆没有。得知穆已被人打败，电话那头叫起来：“太好了！” “杨武迎战穆斯里穆，不但是为重庆人争光，也是为中国人争光！”吴苹和她的哥哥吴健在媒体面前，都不遗余力地把20年前的“渝州拳王”杨武描摹为霍元甲似的民族英雄。 俄罗斯人穆斯里穆是重庆搏击争霸赛的卫冕冠军，尽管他明确表示23岁的自己不会和一个51岁的人交手，但杨武仍一意孤行地在3月初专程从北京回重庆但求一决，并于3月14日立下战书。 杨武说，他太想跟穆斯里穆交手了。据吴苹说，组委会也一直从中斡旋安排两人的对决。“这两天，组委会天天打电话要安排两人对决，但我先生不能离开这里，只能提出条件，一是中国奥委会派专人专车过来，二是跟组委会说要求穆斯里穆来这里搭擂台比赛。”言辞中，杨武反倒成了独孤求败等待挑战者的武林至尊。 对杨武来说，高出大坑17米的这个“孤岛”，不啻于电影《霍元甲》中高高在上的武术擂台，只不过，这是他一个人的擂台。他不允许别人侵犯。 3月21日下午，他对坡下欲上前阻拦他进屋的工地保安伸出拳头：“你敢上来，我就把你们打下去！” 这是一次让人始料未及的“出拳”。 该项目的开发商、重庆正升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正升”)常务副总经理廖建明称，当时保安之所以会阻拦杨武，完全是“因为之前漫长的协商谈判中杨武从未出现过，保安根本就不知道他是业主”。 如果将谈判视作一场拳王争霸赛，那么这个前“渝州拳王”在前11个回合都隐忍不发，最后一回合时，他出拳了，且一出就是重拳。 根据3天前九龙坡区法院的裁定，杨武必须在22日以前自行搬迁，否则法院将予强拆。 21日下午，杨武挣脱保安的阻拦，用两根铁管在陡坡上铲出几块踏足处，从楼房背面的一个墙洞里钻进屋内。这个洞是盗洞，吴苹称她因此损失了十几万元的财物。由于断了交通，主人只能从盗洞进入两年半未归的自家屋内。里面一片狼藉，几乎没有东西。 他旋即出现在楼顶平台最高处的木架上挥动国旗，引起围观者惊哗。与此同时，吴苹和哥哥吴健运来一桶矿泉水、两袋食品、一床被褥以及两个日后被杨武频频举起示威的液化煤气罐，将一条绿色粗尼龙绳抛给杨武，陆续将东西拉上去。 尽管吴健声称这些东西都是临时买的，杨武也是一气之下冲上去的，但吴苹坦然承认，“我们是有备而来的。我们绝对不搬，我们要与房子共存亡！” 当杨武挥舞国旗的照片以超出对面轻轨好多倍的速度，出现在全国各大网站和媒体上时，吴苹知道，她的计划成功了。 然而，开弓没有回头箭。这场保护战之后会如何演变，已远非她所能掌控。 “最牛钉子户”凭啥这么“牛” 21号以来的每一个下午，吴苹总是雷打不动地出现在工地现场召开“新闻发布会”。人们早已熟悉了她用法律武装之后的扮相“第一，我要捍卫法律的尊严，第二，我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我没有什么背景，如果有，法律就是我的背景！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朋友。”她说。但她拒绝谈论她认为与本案无关的私人话题，也禁止任何记者到她家采访。“这绝对不行！” 同地段的一位罗姓拆迁户告诉本报记者，吴苹因为拆迁的事，这些年研究了不少法律书。而且，据说她经商时打过官司，还打赢了。 但吴苹说她并不想打官司。“我做生意经历得多了，一个官司打三五年，赢了官司输了钱。” 至于她讳莫如深的家庭背景，在与本报记者稔熟之后，她偶尔会卸下“外交辞令”：“告诉你，我父亲是检察官，父母都是解放后第一批干校毕业的。” 上述在杨武家斜对面开店的罗姓街坊亦对本报记者称，杨武主要是靠其老丈人，“不是在法院，就是检察院”。当然，这话罗也是听吴苹说的。 吴苹认为，自己“素质高”与家庭出身有关，她自己从小住校，很早独立。高中毕业后还自学了法律和经济方面的知识。“我从小爱好文艺，到现在也是，闲下来就爱看书，还会弹钢琴。” 能够表明吴苹“背景”的佐证是：这几天，当吴苹进入重庆市高院递交申诉书时，楼内保安很诧异地问她是从哪里进来的。此外，她还见到了高院一位副院长。吴苹承认，是通过“关系”。 吴苹在媒体面前表现得尽量神秘。然而，本报获得的吴苹档案表明，其父为重庆市种畜厂工人，其母则在李家沱饮食服务公司工作，政治面貌均为“群众”。其父解放前在国民党机关曾官至“中尉”，所以一直到“文革”结束，吴家“政治成分”都比较差，不太可能有干校经历。 吴苹本人则从1977年在九龙坡区李家沱百货商店参加工作，主要是“卖布”。嫁给杨武后，办了病休手续，和杨武一起，从卖早点开始做个体生意。 而杨武的家庭亦颇为简单。据原杨家坪鹤兴路片区居委会主任侯礼蓉透露，杨父一直做小生意，常年卖鸡蛋，大家都叫他“杨鸡蛋”，其母则在一家饮食公司工作。杨武一直与其父母住在一起。前年和去年，其父母相继去世，临终时，均叮嘱他要保住“祖宅”。 杨武66岁的二哥杨金才是政府公务员，但已从任职的市新闻出版局退休。他告诉本报记者：“我不关心这所房子，从未利用政府关系为房子一事做过工作，我只关心我弟弟的安危。”几乎每天，杨金才都会出现在工地现场，关注着事态发展。 开发商是谁 相较而言，杨武面对的开发商似乎更具政府背景。 九龙坡区房管局拆迁管理科科长任忠萍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曾表示，“可以明确告诉你，这个项目的开发商既不是房管局的下属公司，也不是政府的下属公司。”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该项目法人与工程质量责任人为“重庆正升”。工商资料显示，重庆正升的控股股东为重庆盛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盛博)，该公司是重庆出版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之初，其法定代表人为罗小卫，曾任重庆市南岸区副区长、副书记，2003年3月后任重庆出版社社长，并任2005年4月成立的重庆出版集团公司董事长。 2004年后，重庆盛博的法定代表人易为喻杨，他同时还兼任重庆正升的法定代表人。履历显示，喻杨曾担任重庆市委组织部副处级组织员，并曾任重庆市委办公厅正处级秘书，后于2001年9月进入重庆出版社，并于次年2月任该社副社长。 杨金才亦向本报记者证实，由于同在出版系统，他认识重庆盛博的领导，但并没有因此事与之接触。在开发商和杨武的谈判中，对方亦曾提及认识杨的二哥，但杨武和吴苹并没有理会。 开发商方面则表示，“作为国企，我们在拆迁中是非常克制和讲规矩的。” 漫长的拉锯战 一方是可谓“戒急用忍”的国企开发商，一方则犹如为保巴国城池而殒命不恤的巴蔓子，一场漫长的拉锯战不可避免。 拉锯战的张力已达到饱和，27日，吴苹望着楼上分居将近一周的丈夫，“我每天都来陪伴着他，心里好难过”。 僵局起源于1993年。那一年，杨家木质结构的老房子年久失修，吴苹获准在原址重建起现在这栋小楼。 然而，杨家的房子还未干透，鹤兴路就张贴出拆迁公告，宣布重庆南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南隆为拆迁开发商。 从当时的照片看，杨家新翻修的房子在众多棚户房中格外醒目。但对于鹤兴路上那些长久住在困危房中的居民们来说，拆迁无疑是有吸引力的。任忠萍说，当时这就是一个危房改造项目， 鹤兴路片区地处当地的商业核心地段，但80%左右的建筑系危房。 然而，由于资金原因，拆迁却一直没有动静，且一停就是11年。直到2004年，重庆南隆与重庆智润置业有限公司(下称重庆智润)签署联建协议，后来，重庆正升加入，成为该项目法人。动迁从此重新启动。 该项目的拆迁补偿方案有现房安置和货币安置两种。吴苹选择了房子，“我要还房”。一如11年前那样坚持。 拆迁户罗先生说，当时的评估价格很低，几乎所有经营用房的拆迁户都不满意。当时这个地段门面每平方米市价虽没有现在10万元那么高，但已达5万-7万元，根据拆迁条例按70%估算也应在3.5万元以上，然而到最后，加上各种奖励费也只有1.8万多元。 由于开发商一直不同意吴苹原地安置的条件，双方没有正式协商。“当时开发商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把她先放了一下。”任忠萍说。 “之后，通过一户户谈判做工作，其他拆迁户都接受了安置方案。”任忠萍说，到2006年9月份，整个鹤兴路上只剩下吴苹一家。 三次谈判细节如何 按照评估价格，吴苹家楼房价值247万多元。“我从未考虑过货币安置，从未向开发商开过价。”吴苹说。 开发商负责拆迁工作的项目经理王伟则表示，吴苹虽没有提出过货币补偿，但曾经让开发商报价，“她说，你们一直往上报，直到我喊停。” 开发商最高愿意出到350万。但吴苹就此再也没有理货币补偿这个茬，一心要还房。 从去年9月14日到今年2月9日，吴苹和开发商进行了三次协商。 第一次协商，吴苹除提出在原拆迁范围内还营业房，“一楼还一楼，二楼还二楼，朝向不变，左右均可”，还提出两项共计500余万元的赔偿。因无法满足该要求，双方首次接触不欢而散。 她提出的补偿分别是：从2004年10月5日动迁期结束至2006年9月14日，共23个月，按每平方米200元 ／ 月临时过渡门面价均价，赔偿1007400元，因为这段时间，拆迁人断水、电，随后又断交通，使他们无法营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从1993年3月至2004年10月，共计138个月，按每个月直接经济损失3万元计算，共414万元。这是因为南隆公司进行了前期拆迁工作后，由于自身原因造成地段价值损失，店铺经营亦受损失。 2006年9月18日，双方进行第二次协商。吴苹又提出：“补偿楼顶10平方米断水冒亭和85平方米违章建筑，赔偿被盗物品价值12万、装修补偿18万”，并尽早提供相同面积过渡门面等。从本报记者拿到的那次谈话笔录中看，因吴苹要求按原面积安置，且不补差价，双方未达成共识。 “这些都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我们不能支持，但开发商仍然愿意给予她一定赔偿。”任忠萍说。 今年1月11日，九龙坡区房管局下达行政裁决书，要求杨武15日内自行搬迁。“即使这时，我们仍未放弃协商，双方甚至一度达成协议，包括新房的交房标准，临时过渡的补偿等都无异议，但最后户主还是不肯签字。”重庆正升公司副总廖建明说。 第三次协商，开发商再次让步，提供了拆迁红线内同样大小的临街门面与二层，这是原来拆迁方案中没有、专门按吴苹要求提供的。同时针对吴苹在三次协商中提出的要求，提供72万元的赔偿；但吴苹需要支付的，是新房与旧房之间大约70万元左右的差价。 也就是说，吴苹可以不用掏钱，就拿到新的临街营业房。而且“特地为她的要求调整了设计，将来她可以把自己的门面独立出来”。王伟说，这足够证明开发商的诚意。 多位拆迁户在听到记者转述这一消息时，表示如果按照这一协议，他们心态上会不平衡。“当时我的门面就在吴苹的斜对面，如果能够原地安置，我怎么会选择货币安置呢？开发商当时说要是有人能原地安置，我们可以去找他，现在肯定不认账了。”拆迁户罗先生说。 至此，谈判结果尽管不能完全满足她当时提出的条件，但在不少拆迁户看来，已是了不起的胜利了。 吴苹“无凭”？杨武“扬武”？ 事实上，第三次协商已经使双方无限接近，但因为一个公章引发的问题，双方再次谈崩。吴苹仍然拒绝在安置协议上签字，理由是“上面没有联建单位南隆公司的公章”。 廖建明坦言，为解决这个问题，3月5日，南隆公司法定代表人林明哲委托其女儿将公章带到重庆，但吴苹却仍然拒绝签字，“大街小巷都可以刻章，我怎么相信这是真的？” 吴苹说，将来万一开发商不履行协议，她打官司必须要有够硬的凭证，而她无法信任开发商。按吴苹的思维，正是因为吴苹“无凭”，才会有后来的杨武“扬武”。 早在2005年3月，重庆正升公司就加入到鹤兴路旧城改造项目中，并作为该项目法人和项目质量责任人，但法律意义上的拆迁人仍是南隆公司和智润公司。吴苹因此曾拒绝与正升公司协商，“我看到有几户居民签的协议上盖的公章居然是正升公司的，就告诫他们，以后安置不好，根本打不赢官司”。 吴苹说，如果看不到三个老总，公章有可能是假的；没有身份证同样不行，“人也可能克隆嘛”。 “从法律角度，联建方任何一方都有履行安置的义务，这种协议是可以委托签署的。”任忠萍说。 任忠萍感慨说，房管局从未叫吴苹“钉子户”，一直叫她“吴老师”或者“吴总”，可现在她真的不知道吴苹到底要什么。 存在同样疑问的还有开发商。“如果法院真的实施强制拆迁，就要按照法院的拆迁安置条例对她进行安置，那比我们之间协商的会少很多。” 吴苹提出须三个条件才可签字，一是撤回强制执行申请；二是终止行政裁决；三是联建三方公司法定代表人亲自到场。 对此，任忠萍明确表示不可能。“已进入司法程序了。而且只要他们达成协议，行政裁决就自行终止了。” 廖建明说，林明哲现在广州住院，每周要做三次透析，因此吴苹提出这个不可能实现的条件，有些不可理喻。 吴苹又提出自己去广州见林明哲，“他身体不好，我去见他给他送束花总可以吧。可他们居然连他的手机号码都不告诉我。” 王伟则透露，重病中的林明哲觉得吴苹的无理要求太过分，所以不愿意见他。 “这两年里我把大部分时间都给她了。”王伟自嘲说，“从公司老总到普通工作人员都跟她谈过了。媒体把她看成是弱势群体，但我觉得我们才像弱势群体。” 当吴苹听说王伟自称弱势群体时，指着大坑一口气说出5个成语：“他是弱势群体？弱势群体能像强盗一样把我的房子挖成这样？他说这样的话是信口雌黄，信口开河，出尔反尔，言而无信，一派胡言。” “我觉得，现在网络和媒体把她称为物权法实施的一个标志性人物，将她抬得高高的，她下不来台了。”廖建明说。
【发表评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