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钉子户”事件给法律一个机会

　　方舟评论

　　□田望

　　喧嚷已久的重庆“钉子户”事件，迄今为止，应该说仍是良性的。孤岛小楼屹立不倒，既是弱势一方即吴苹夫妇顽强抵抗的象征，也宣示了强势一方一定程度的克制。尤其值得欣慰的是，物权法的通过，为公众关注“钉子户”事件提供了再好不过的视角。上百家媒体、数千万网民卷入其中，轰轰烈烈的报道、评说、质疑和争论，其对普及物权制度常识所起的巨大作用，可以说是无法估量；其对人心的深刻影响，是多少堂课、多少本书都难以企及的。

　　而如果就“钉子户”事件展开更为长程和多面的思考，我们或将获益更多。

　　“钉子户”事件总的原因，当然是物权法阙如，财产关系不规范。但是在物权法生效之后，就肯定能杜绝类似“钉子户事件”这样的物权冲突吗？不能不承认，“钉子户”事件提出的很多问题，其实是现有物权法无力回答的。

　　“钉子户”事件争执的一个焦点，是对于公共利益的认定。吴苹夫妇以开发项目的商业性，来否认其公共利益性质；地方政府则以关系当地居民居住质量为由，来突出其公共利益性质。那么究竟有没有公共利益？如果有，其公共利益究竟到何种强度？认定其有无公共利益，应该具备哪些条件？经过哪些程序？在物权法出世之前，这些问题是没有答案的。找不到一个权威的、公认的标尺，所谓公共利益就只能各执一词。公共利益无法具体定义，导致利益边界的混乱，任何一方的过度扩张，都必然引起另一方的过激反应，最终使整个利益生态失衡。

　　对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的私人利益实行平等保护，是物权法的一个基本原则。但这个原则要能够落实，前提必须是对公共利益做相对精确的界定。但遗憾的是，在这点上，物权法不具备可操作性。而整个行政法体系，也对公权行为尤其是公权的征收征用行为缺乏有效约束。这种状况如果维持下去，一方面难以避免一部分人躲在公共利益这个盾牌的后面，继续侵犯另一部分人正当的私人利益；另一方面，真正的公共利益也很难建立起信用，很难得到公民的尊重，当真正需要为了公共利益规范一部分人的私人利益时，就会很难行得通，真正的公共利益也就很难保障。

　　不仅物权法本身尚待改进，与物权法相关的其他法律法规，尚待改进之处尤多。早就引起激烈争议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即为一例。正如部分专家指出的，这部条例“完全以城市改造为目的，民生利益靠边站”。这既不符合宪法原则，也与物权法平等保护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的私人利益的旨趣相抵牾。像这样的法律法规如果不能有效清理，整个法制体系如果不能因应物权法而配套改革，物权法将很难落到实处，保护合法私产、平衡利益关系也就很难实现。

　　政府改革跟整个法律体系的改革有着同等的重要性。政府作为第三方，应该在各个利益主体之间保持超然中立，从而在可能的社会冲突中保持其仲裁者的本色，这是实现利益均衡的一个基本要件。但是在“钉子户”事件中不难发现，地方政府并不是第三方，而竟与

　　在现存框架内，解决“钉子户”事件的制度资源很不够，这是一个基本事实。正是这个基本事实，使双方僵持至今。媒体的狂欢当然是有道理的，但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狂欢的层面上，不应该纠缠于双方的恩怨是非，而需要深入思考整个事件的宏大语境。吴苹夫妇的抵抗，既是对物权法的考问，对整个法律体制乃至制度文明的考问；同时也是一种呼唤，对完善物权法、改革整个法律体制乃至制度文明的呼唤。这种考问，这种呼唤，如果能更展开更深入，最终转化为制度变革的动力，那将是善莫大焉。

　　当然，在期待制度变革的同时，事件本身的妥善处置更是刻不容缓。如何使双方的合法利益都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使双方都有体面的退路，双方都是胜利者，这既是对重庆的一个考验，也是重庆的一个机会。类似的物权冲突是困惑全社会的普遍现象，妥善解决这样的个案，无疑可以提供具有借鉴意义的普遍经验，从而推动中国的民主和法制进程。否则，愈是僵持下去，愈是强制和对抗下去，解决问题的成本就愈大，很可能是双方都难以承受的。

　　(责任编辑陈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