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才猛人吴佩孚

　　-余世存

　　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用中外观察家们的话说，是一次后发性的、应激性的转型。这一转型有很多的比喻说明：铁屋中的呐喊、木乃伊复活、凤凰涅等等，较准确的说法是，由于一个自足的文明传统有了强大的参照和开放，因此其自足的全面滞后不言而喻，它必须自新自改革。这就是延续到今天的现代转型历史。

　　这个转型的历史，又是不断认知和变易认知的历史，以今日之我否昨日之我。马克思说对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因此，尽管有器物的拿来主义、建筑的美式欧化、衣食住行的与时俱进，但从后来者的眼里，尤其是文明人心中，中国近现代转型中的衣冠人物制度实在如传统文明一样，大多只具有入博物馆供人参观的价值。另一方面，尽管有失败，有牺牲，那些仍超乎个人名利之上的理想、人格成就，甚至那些显得愚忠的信徒们，都给了后人长久的感念。在转型的历史人物中，最可恨可笑可怜又最为悲壮诡怪的，莫过于军人武夫们的人生。

　　在这200位左右佩戴勋章的将军们中，吴佩孚大概是少数值得后人纪念的人之一。他是承先启后的人，在他之前，有跟他一样的如曾国藩、李鸿章等儒将，在他之后，有蒋介石等现代性更强的军人。

　　吴的政治生命是微妙的，也是注定了的。他是秀才出身，不及曾国藩能够“内圣外王”，又没有李鸿章的条件，有一个大清王朝的平台可依托可施展。他的上面也是军阀，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没有曾国藩、大清王朝、孙中山那样政统、道统意识强大的力量为依靠，他就只能如传统的军人关羽、岳飞那样为主尽忠，主公不行，他就只能以亚父、更准确地说是以长子自居行权独裁。虽然他只是冯国璋、曹锟派系下的一个师长，但这种行权使他很快脱颖而出，成为全国军政界的新星。

　　吴佩孚的势力引起国际瞩目。他一度被公认为“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且博得了“爱国进步”之名。不仅英美列强对他“争相结纳”，吴可能是最早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中国人之一；而且他也受到苏联的青睐，以为与中国建立新的关系有望，因为吴不惟抗日，且主张召开包括工人在内的国民大会。

　　但即使最有军事才能的军阀吴佩孚也避免不了为时代所弃的命运，他虽然仍多次跟其他军阀分分合合，挂过若干头衔；也曾东山再起，报了冯玉祥一箭之仇，但已是强弩之末。1926年秋，北伐战争开始，两个月后北伐军攻克武昌，吴佩孚的主力被歼，从此一蹶不振。他大势已去，可是不像其他下台的军阀政客那样，腰缠万贯出洋“考察”或跑到租界去寻求外国人保护，他也没有多少钱，只有在国内辗转流亡。

　　他在四川写下一副名联：“得意时，清白乃心，不纳妾，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进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文史专家陈登原曾有《杂书吴佩孚事》，记录他打秋风的生活。人情世故也好、时局变迁也好，都不在他的关注内，他要的只是带着部下活着，而且他自己要养尊处优地活着。为此他不断地为各地接待，被人看穿后又不断地被驱赶。

　　他的气节有目共睹。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扶植溥仪搞伪满洲国，他当即通电反对。1935年日本侵略者策动汉奸搞华北自治，请吴佩孚做“华北王”。吴佩孚愤然作色道：“自治者，自乱也。”加以拒绝。

　　1939年底，吴佩孚暴死。北平的日本占领军和汉奸政权重重祭奠了这位不肯屈就的大人物，甚至连日军侵华最高司令官也参加了公祭仪式，而华北沦陷区的各省市三日之内均下半旗志哀。

　　北洋政府时期数以百计的大小军阀，大多数出身行伍，惟吴佩孚以“秀才”著称。海外史家则称他是“学者军阀”和“至死都是儒家制度与价值观的一位颇具口才的辩护士”。如前所说，他是承前启后的军人，他的迂腐、僵化、愚忠使得他不及之前的曾左李一代将帅，又不及后来的蒋介石等新兴军人，儒家文化或说我们的传统文明封闭太久，被强行打开后，见光死去，或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