渎职官员该当何罪

　　对左云“五一八”矿难渎职案的重审重判，一定程度反映了当前对渎职犯罪定刑的困境

　　★ 本刊记者/王刚

　　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郑福，被外界评价为人低调，作风严谨。

　　在审判“五一八”案件之前，由于来自各方关照的电话太多，郑干脆将手机弃而不用。后来，电话不停接进他的办公室，他甚至连这个电话也不听了。

　　这种作为一直坚持到案件审理结束，如今成了郑的习惯。大同市法院办公室主任向记者解释，如果不这样，“五一八”的案子根本办不成。

　　外界对于此案审理情况的疑问，郑福并未给予记者正面答复。他说，把谁推上被告席，是调查机关说了算。郑透露，专案组成员包括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国家安监总局的领导。他本人并不是专案组的成员。2007年1月，案件在大同市的四个基层法院完成一审后，便将结果通报了专案组。

　　一审结束后，部分免于起诉和获得缓刑的官员走出看守所。

　　案件转折发生在2月6日，《人民日报》发文质疑：渎职犯罪为何难领实刑？

　　大同中院一位工作人员回忆，《人民日报》的文章被安监总局领导看到了。2月7日，上任刚4天的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左世忠在全省法院工作电话会上提出，要对“五一八”案进行重审，办成一个铁案，给外界一个交代。

　　随后，山西高院一位副院长受命赴大同指导审判工作。案件审查程序启动后，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与4个基层人民法院相关领导、办案人员审查一审判决后认为，部分判决不当，除要求阳高县法院对已发还的常瑞等1案3人进行重审外，还要求其余3个法院按审判监督程序对各自判决依法纠正。

　　随后的一段日子，社会舆论对该案量刑展开激烈讨论，多数言论认为对部分渎职者量刑偏低。这期间，最高人民检察院在石家庄组织的一次会议上，一位地方检察官把“五一八”案件作为典型案例提出讨论。

　　郑福认为，这些因素都决定了“五一八”案件的重审改判。

　　不过郑表示，对于渎职案如何量刑，在办案中遇到的很多实际情况在法条中并没有多少体现。什么情况下免罪，什么情况下适用缓刑，免刑的原则和具体标准都还没有司法解释，没有给审判人员提出量刑建议和给准确适用刑罚提供明确依据。

　　对此，《检察日报》表示，法院系统对职务犯罪案件的判决，有畸轻的倾向。该报披露，近年来法院对职务犯罪案件判处免予刑事处罚、适用缓刑的比率，从2001年的51.38%递增至2005年的66.48%。尤其是渎职侵权案件判处免予刑事处罚、适用缓刑的比率，从2001年的52.6%递增至2005年的82.83%。

　　不过，2006年11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五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透露，正在抓紧制定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犯罪量刑指导意见，统一量刑情节的认定标准，规范缓刑、免刑的适用。

　　“五一八”案件的审判就出现在这个节骨眼上。因此审判人员的一审定刑也是无可厚非的，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郑福这样评价。

　　他说，对“五一八”渎职案的重审重判，反映了我国对渎职犯罪定刑的困局，算得上一个典型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