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钉子户：谁为孤岛负责

　　直面“钉子户”

　　最初，“最牛钉子户”被推为英雄式人物，“孤岛”也被称为“丰碑”；随后，公共舆论逐渐冷静，有媒体开始质疑将“最牛钉子户”推为榜样可能造成的危害。

　　撰稿／杨 江(记者)

　　“孤岛”边的新闻发布会

　　3月下旬，各地记者云集重庆。一下飞机，他们都似乎轻车熟路地直奔目的地：重庆市九龙坡区商业核心地——杨家坪轻轨站——50米外。在那里，矗立着此时中国最受关注的一栋建筑：一套两层砖混民宅兀自站在宽阔的“正昇百老汇”工地上，四周已被挖成了深达十多米的“悬崖峭壁”，宛若一座孤岛，与周边繁华的写字楼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反差。

　　充满戏剧性的这个场景最早出现在3月初的互联网上，并被好事者戏称为“史上最牛钉子户”。起初，好多人以为这只不过又是一张借助图像处理技术制造的恶搞图片，但不久，人们知道世上居然还真有这么一座房子。

　　3月19日，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举行听证会，裁定支持九龙坡区房管局的搬迁裁决，要求被拆迁人，也就是所谓的“最牛钉子户”杨武，于3月22日前拆除该房屋，逾期将强制拆迁。

　　事实上，此前这位“钉子户”与开发商已僵持了近3年。强制限期的逼近，在时间上恰与《物权法》的顺利通过不谋而合，而网络的传播使得这栋小楼在无数眼球的逼视下不断“升温”，于是，一起原本很普通的动迁纠纷，几乎在一夜间成为关注焦点，风头之健甚至压过了最火爆的娱乐新闻。

　　3月21日，“大限”前日，下午4时，51岁的杨武突然冲进工地，这位22年前首届渝州散打擂台赛的重量级冠军，放弃了代表重庆武协与俄罗斯“散手王”穆斯里穆挑战的机会。他用随身携带的双节棍在“孤岛”的“悬崖”上凿出一些小坑，而后顺势而上，钻进屋内，身手敏捷。

　　一桶矿泉水、一张折叠床、两罐液化气，加上妻子吴苹不定时送来的食物，杨武开始在这个早已断水、断电、断交通的“孤岛”上日夜坚守。他很快在楼顶面向杨家坪轻轨站站台方向挂起了一幅白布黑字标语：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同时，他把一面国旗竖在屋顶的另一端。杨武脱去上衣，向摄影记者的镜头露出满身肌肉。

　　面对前来试图劝阻的工地保安，杨武挥舞着拳头：“你敢上来，我就把你打下去！”保安摇头离去。“谁敢上来强拆，我就炸谁！”此后几日，杨武多次出现在二楼窗口，使劲摇晃着手中的液化气罐。在工地前的马路上，四五百名围观群众议论纷纷，一度造成交通堵塞。他不时在小屋楼顶来回走动，向远处轻轨站上的群众挥拳示意，大吼：坚持到底！他的每一次出现都会引来记者们与围观者的骚动。

　　杨武的妻子吴苹显然很乐意接受记者采访。吴苹换上了一套鲜红的唐装，她站在“孤岛”边，手持一个文件夹，内装一本宪法、一叠相关法律文件以及拆迁双方多次谈判内容的复印件，以冷静的态度，快速的语句，逐条反驳开发商、房管局的种种说辞。她在回答问题时分寸拿捏十分老练，一些记者戏称“颇具新闻发言人风范”。

　　“万一法院强拆，怎么办？”有记者问。“这个问题我倒想请教请教你，你有什么好建议？”吴苹反问，继而提高嗓门，“人在屋在！”

　　3月22日夜，零点渐近，四面八方赶来的围观者与记者越来越多。这一夜最终在相对平静中度过，铲车没有开进工地。至3月26日记者发稿前，“孤岛”依然伫立，杨武也已经在小屋内守了5天。

　　“他不会下来的，直到有一个满意的、合理的解决方案为止！”吴苹说，“一旦杨武坚持不下去，我随时准备上去换他。”这个干练的女人自21日起，几乎每天下午都会准时出现在工地现场召开“信息发布会”。

　　这对夫妇到底有怎样的“背景”？“最牛拆迁户”“牛”在何处？僵局最终将如何打破打破？

　　“法律就是背景”

　　“史上最牛钉子户”的那几张照片3月初在网上红极一时，当时杨武与吴苹并不知晓，还是在外地念大学的儿子发现后告诉了他们。

　　“钉子户”一词，即使用最宽容的眼光审视，也只勉强算得上一个“中性词”。很多时候，这三个字与“刁民”有着同样的语感。有人问吴苹：你们怎么看“钉子户”这个称呼？，她表现坦然，认为“最牛钉子户”一词在此时此地是褒义。

　　“最牛，我理解为有骨气。而‘钉子户’在我看来具有钉子那样不回头的精神，开发商不总是说我们这些维权的人是‘钉子户’嘛，我的房子也的确被他们挖得像钉子一样了。网友这么称呼我，在我看来是对我的一种支持。”吴苹说。

　　媒体不断追问他们的“背景”，吴苹一再否认，对这样的问题显得有些恼火：“谁说有背景，你让他拿出证据！如果硬要说有背景，那就是法律！”

　　吴苹不断强调他们不过是生意遍布全国、稍懂法律知识的商人，在长达3年的维权过程中，为了与开发商“斗法”，两人熟读了不少法律法规。她甚至说自己经常“教育他们”“在开发前，先学好法律法规”。

　　不过她后来还是透露，父亲是重庆市的一名退休检察官，母亲也是检察系统的，就连儿子正在读的也是法律专业。

　　传闻说，僵局是“钉子户”开出2000万元天价所致。对此吴苹矢口否认，“我从未向开发商开过一次价，从一开始我就选择了还房的实物安置。”开发商之一的重庆正升置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廖建明后来也证实2000万元一说子虚乌有。

　　在吴苹看来，一开始她和开发商之间的矛盾是怎样安置与补偿多少，而现在则是拆迁执行程序是否合法。

　　小楼在开发前是鹤兴路17号，按照九龙坡区房管局的说法，鹤兴路片区80%的房屋系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修建，多数为简易结构，年久失修，危旧破烂，并多次发生火灾与垮塌事故，经专业技术部门鉴定，80%左右为危房，安全隐患极其严重，因此广大群众也急盼对该片区实施改造。

　　而吴苹说，鹤兴路17号这套219平方米的房子是杨武的父亲于1944年修建的，当时为木质结构，一底一楼。1957年，国家将所有私房收归公有，统一分配，杨家的这套房子被3户人家居住。1983年，吴苹嫁至杨家，无处可居，吴苹通过书面形式向各级政府层层反映，据理力争，一番努力后，鹤兴路17号返还杨家，据说在当时还颇为轰动。

　　杨家共有8个子女，杨武是最小的儿子，又唯独他生了一个儿子，他从父母处继承了这套房产。很长一段时间内，鹤兴路是杨家坪繁华的商业街，临街铺面以餐饮为主，被当地人称为“好吃街”。杨武得到这栋房子后辞职下海，将小楼改造为酒楼，生意颇为红火。

　　吴苹回忆，由于老宅年久失修，有坍塌的危险，1993年吴苹向房管所申请“排危”，交了10多万元配套费用后，获准在原址重建，于是就有了现在的这套砖混结构小楼。

　　按吴苹的说法，重建与装修一共花了几十万元。没想到房子刚装修，鹤兴路就张贴出拆迁公告，宣布重庆南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拆迁开发商，“开发商说大家都别建房了，马上要拆的，可是我都已经花了几十万元了，邻居们都说吴苹你最亏了”。

　　九龙坡区房管局所称，当时鹤兴路地区已成棚户区，除了杨家的新房外，其他多是木质结构，南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说，拆迁后此地将新建53层高的商住楼，旁边附带裙楼，所有拆迁的经营户都将安置在裙楼。南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还将规划楼房的模型放在附近的电影院门前展览。

　　吴苹填写了拆迁意愿调查表，在“货币”与“还房”两项选择中，她选择了“还房”。但接下来的11年里，除了偶尔有人上门登记、钻地检测土壤，鹤兴路片区的动迁未有任何动静。

　　接着又有传言：南隆公司是一个空架子，1992年就拿到拆迁许可证，而后遇到宏观调控，无法贷款，开不了工，到2002年，政府又要收回土地。南隆公司在鹤兴路居民口中成了“烂龙”。

　　“从1993年传出拆迁消息，鹤兴路的生意就一落千丈，十多年中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吴苹说，他们后来搬至别处，将鹤兴路17号交给他人经营。至今在这座老宅上，人们依旧能看见昔日火锅店的招牌。

　　“四原”出了难题？

　　2004年，动迁再次提上日程，这次不再是只闻雷声不见雨点了。8月，重庆智润置业有限公司加入开发商行列，智润公司与南隆公司都取得了九龙坡区房管局于2004年8月31日核发的拆迁许可证。同一天，区房管局在鹤兴路张贴了拆迁公告，并公示了重庆一家评估公司对该地段居民房屋的评估价格。

　　记者了解，当时共有5家A级资质的评估咨询公司到现场接受居民投票，最后重庆市金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得票最多，于是由该公司对房屋价格进行评估。评估价为一楼每平方米18841元，二楼每平方米3785元。吴苹觉得这与刚建成的杨家坪步行街店面以及住宅的售价相差甚远。记者了解，当时杨家坪普通商铺售价在每平方米3万元左右。

　　重庆市出版集团控股的重庆正昇置业有限公司在2005年3月加入到鹤兴路旧城改造项目，并成为项目的法人和项目质量责任人。公司负责人王伟对记者表示：拆迁前，拆迁户投票委托评估公司做了评估，整个过程都有公证机关的公证。

　　可吴苹不接受评估价格，说“我没投票，与我无关”。“我是新翻建的砖混结构，怎能与其他危房是一样的补偿标准？！”对于开发商提出的几个实物安置方案，她也不接受，理由是那些地段根本无法与杨家坪相比。

　　吴苹由此坚定地选择原地还房，“依照相关法律，我有这样的选择权利！”

　　对这个评估价格同样有异议的其他一些拆迁户也开始与开发商交涉，2005年夏天再次评估，价格有所调整，拆迁户的实物安置多了两个选择：地段稍好的斌鑫世纪城二楼三楼，或者是位于拆迁原址的正昇百老汇楼负一楼。

　　这一补偿计划公布之后，更多的拆迁户离开了鹤兴路。吴苹说，因为大多是公房，而且开发商许诺先搬的有奖励，所以很多人当然很快搬走了。2005年年底，281户只剩下了七八户。“实际上，这里80%都是老公房，我是在私有房产当中面积最大的一家，产权证和国土证两证齐全，上面都注明了是营业房。”吴苹似乎想以此说明，其他拆迁户没有成为“钉子户”，是因为他们没有她的“底气”。

　　“拆迁开始后，这里十分混乱，偷盗成风，多次失火，有一户人家一连被烧了两次。”吴苹很谨慎，没有明说是否存在暴力拆迁，但她说，“明显是有人纵火，用汽油瓶扔进屋内的。”对于这一说法，重庆正升置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廖建明矢口否认，“是乞丐住在搬迁后的房子内取暖时导致失火的。”九龙坡区房管局拆迁科科长任忠萍对此也是同样解释。

　　开发商委托了区房管局下属的拆迁工程处进行这个项目区的拆迁。“他们很有策略，逐个击破，先公房，再私房，再门面，把居民分成一片散沙……。”“开发商与房管局领导从一开始就跟我说，鉴于我的房子两证齐全、面积最大，等别的拆迁户搬走了，再最后单独处理我的问题。”吴苹说。

　　2006年5月，挖土机开进鹤兴路，这时，包括杨家在内，还有3栋房子没有拆迁，4个月后，另两栋楼在屋主签字后先后推倒，唯剩杨家。

　　吴苹告诉记者，她选择还房的要求是原位置、原楼层、原朝向、原面积。这“四原”，后来被九龙坡区房管局认定是拆迁双方一直未能达成协议的重要原因。

　　九龙坡区房管局表示，按照经批准的杨家坪步行商业区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及城市形象设计，该区域部分地块已实施杨家坪环道、大件路、轻轨、公交换乘车站等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剩余地块才作为办公、商业住宅综合建设用地，被拆迁房屋所在位置为大型商场，无法满足被拆迁人提出的“四原”的独立安置要求。

　　房管局认为，拆迁人提供被拆迁范围内的多处可独立经营的位置供其选择，符合拆迁条例按价值补偿安置的原则，同时也是充分考虑了被拆迁人的实际利益。

　　但吴苹并不认同这一说法，“这块地皮是商业用途，不涉及公共利益。建成后内部也是分块出售的，所以我提出原位置、原楼层、原朝向、原面积，开发商是有条件满足的，他们就是不想给我而已。”

　　“你知道马路对面一期工程的出售单价是多少吗？14万元一个平米哎！”吴苹说。

　　政府角色疑问

　　“正昇百老汇”开发商的临时办公室就在“孤岛”边，负责人此前一直站在二楼走道默默注视着楼下吴苹的“新闻发布会”。

　　3月23日，开发商第一次高调亮相，有记者问：如何看待目前舆论几乎“一面倒”的现象？正昇置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廖建明说：“信息发布是否对称很重要。”

　　有意思的是，一天之后，开发商开始抢在吴苹之前，在下午迎接新一波赶来的各地记者。

　　重庆正昇置业有限公司项目经理王伟透露，2005年上半年，由于开发商无法与吴苹按照评估方案以实物安置的方式达成协议，吴苹一度曾同意采取货币补偿。

　　吴苹的房屋评估价247万元，王伟介绍，当时吴苹说，“我不说具体价格，你们开发商喊价，你们大胆往上喊，直到我认为合适的时候就叫停，我们就可以签协议。”

　　“公司在原先评估的247万元基础上决定增至350万元。”王伟说吴苹一口回绝。货币补偿谈不拢，2006年9月，开发商再次妥协，决定按照“拆迁方案外”的方式解决问题。这时吴苹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但先不谈房，而是赔偿。

　　吴苹的赔偿要求包括：一，南隆公司赔偿414万元，理由是南隆公司1993年就拿到了开发权，却迟迟没有实质性的拆迁改造，给她造成了损失，每个月按照3万元计算，一直赔偿到2004年10月正式动迁时，总共138个月；二，智润公司补偿她从2004年10月至2006年6月期间因动迁造成的租赁损失107万元，按照每月每平方米租金200元计算；三，盗窃损失12万元，几百双皮鞋、几卷高档地毯和数件明清时代花瓶在拆迁期间丢失；四，房子装修损失18万元；五，楼顶上85平方米搭建物，10个平方米的冒亭(用塑料围起的房子)，还有与邻居相连的公共墙也应该算她的。此赔偿项目价格没有具体说，但必须赔。

　　这样算来，吴苹提出的整体赔偿价格总计500多万元，开发商的这番陈述，同样出现于九龙坡区房管局对记者的介绍中。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吴苹也曾透露，2005年、2006年，她曾两次听人反映看到老宅内有人在偷东西，“这次是几年来第一次进屋，发现已经空了。”

　　王伟说，表明赔偿要求后，吴苹才提出了实物安置的要求：原位置、原面积、原楼层、原朝向。这个“四原”开发商无法满足，双方因此再次协商了3个月，在今年春节后，吴苹最终接受了在项目范围内安置的方案，由她任意挑选开发商提供的4处安置地点，货币补偿也降为72万元。

　　廖建明介绍，最终准备签订协议时，吴苹又以拆迁安置协议书没有联建单位南隆公司公章为由拒绝签字。“南隆公司老总特意让女儿把公章从广州送到重庆，吴苹又怀疑其真实性，要求南隆公司法人代表必须亲自到场，南隆公司法人代表患有尿毒症，根本不可能满足她的要求嘛。”

　　廖建明说：“我们也不知道她到底想怎样，前后谈了几十次，她每次都是在差不多要签字的情况下提出新的要求。”

　　对于开发商的解释，吴苹断然否认自己曾经“狮子大开口”，至于因为公章问题不签字，她解释：“公章可以随便乱刻，我当然要小心，南隆公司法人代表身患重病，那是开发商自己的说法。”

　　鹤兴路17号的真正户主是杨武，但从拆迁公布之日起，一直是吴苹在与开发商和区房管局谈判。“既然他们可以要求我必须出示结婚证、身份证原件，我当然也可以要求开发商法人代表带着营业证、身份证原件给我验明正身确定无疑后再签字！”吴苹说。

　　看到了开发商的拆迁许可证后，吴苹又提出了新的疑问，她认为核发于2004年8月31日的拆迁许可证已经过期作废了。她向记者出示证据：九龙坡区房管局给拆迁方规定的拆迁期限是2004年9月5日至10月4日。

　　对此，九龙坡区房管局拆迁科科长任忠萍解释，根据《重庆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自领取房屋拆迁许可证之日起，3个月内未实施拆迁的，房屋拆迁许可证自行失效。”该项目2004年8月31日领取拆迁许可证后，于2004年9月5日启动了拆迁，拆迁许可证为有效，拆迁行为合法，这与“完成拆迁”是两个概念。

　　但吴苹却认为这是房管局个别领导与开发商在联手对付她，“从拆迁开始，本该由开发商进行的工作都由房管局在帮着协调，本该由房管局通知的却是由开发商代为。”

　　谁为“孤岛”负责？

　　现场记者似乎都有些眩晕，因为各方说法实在太多了，一时难辨真假。

　　他们能够肯定的是，“史上最牛钉子户”的出现，根本原因是双方在安置价码上无法达成一致。很多人认为，吴苹最终会赢得这场“战争”，她不断给开发商挑刺，甚至包括“四原”等要求，很可能都是谈判技巧，目的是为了最终拿到满意的价码。

　　吴苹本人也曾说过，“我提出18万元的装修赔偿，他们一下子就砍到1万元，我知道他们不会给那么多，这只是我与开发商谈判的一种策略。”

　　双方之间的胶着状态已经持续了3年，其间，2005年2月，开发商曾经向区房管局提出申请，要求裁决吴苹限期搬迁，但同年9月12日，该局中止裁决，理由是“拟作出裁决时，被申请人反映协商不够充分，为化解拆迁矛盾，促进协议搬迁”。

　　直至今年1月8日，九龙坡区房管局在多次协调无效的情况下，决定召开拆迁行政裁决听证会，吴苹没有参加。吴苹说她根本不知道有这个听证会。任忠萍却说，元旦前她一直在打她电话，但联系不上，只好在1月5日的当地报纸上登报通知。

　　3天后裁决下达，要求吴苹接受拆迁人的安置方案，即安置在杨家坪步行街另一头的一家店铺，并领取20.9万元产权调换差价，她必须在收到裁决书15日内自行搬迁。

　　但吴苹夫妇拒绝签收。2月1日，杨家仍没有搬迁，区房管局向区法院申请强拆。但吴苹说，她并不知道行政裁决结果，更不知道已经向法院申请了强拆，直到3月2日这天，她正在区房管局与开发商协商，两名身穿便衣的法官突然出现在她面前，通知她这一事实。“我当时气坏了，当即要求听证，他们让我说话的机会太少了。”吴苹说。

　　她说，3月19日这天，“我准备了一大堆证据、材料，根本就没有让我申辩，当庭就裁定我3日内搬迁，一看就是事先准备好的方案。”

　　杨家最终没有在3月22日——法院裁定的期限前搬迁，而法院也没有实施强拆。

　　面对蜂拥而至的记者，九龙坡区人民法院在23日召开了一个新闻通气会。会上，法院负责人宣读了一份拟好的文件，表明此案按规定已进入强制拆迁程序，但亦有因申请人撤诉或和解等原因，致使强制程序中止的可能。宣读结束，通气会也结束了，法院负责人没有给媒体任何提问的机会。

　　九龙坡区房管局对媒体的采访也不胜其烦，23日下午，该局一名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搞了这么多年拆迁工作，吴苹这样的没见过，确实罕见。这句话被在场一位记者记下了，这位负责人情急之下，居然夺过记者的笔记本，将这一页撕去。

　　两家单位高度谨慎，有一个事实却是明摆的：吴苹的房子犹如“孤岛”般伫立在工地。吴苹说：“2004年就已经断了水电，年底房子周围一片汪洋，后来越挖越深，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而开发商一方的廖建明解释是在2006年10月才断水电，当时屋内早已无人居住。

　　有人问：在拆迁安置协议达成前就断水、断电、断交通是否违反国务院颁发的拆迁规定？廖建明不愿正面回答，只是强调：开发商挖的是自己的产权地。

　　廖建明说：“这套房子能在这里3年，说明我们开发商还是遵守法律，按照规矩办事的。”他告诉记者，为了防止房屋坍塌，还专门打了防震孔。“也要考虑我们的损失，整个工程投资3个亿，迄今由于吴苹不肯搬迁，已经损失3000万元，每天利息就6万元。”廖建明说，对于开发商而言，拆迁是一个买卖，卖方自然期望高价格，买房期望低价格，这都很正常，关键是要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点，“换了一家小公司早就被她拖垮了”。

　　区房管局拆迁科科长任忠萍对于断水断电问题也不愿意作是非判断，只是解释：这样做是为了安全。

　　有意思的是，最初几天房管局、开发商与吴苹都不愿透露几次谈判的价码。廖建明说，这是拆迁市场的规矩，每一户的拆迁价格都对外保密，否则对下一步拆迁甚至其他地区的拆迁工作都将带来影响。

　　他证实，一般而言后搬迁者补偿会高一些，“这几年，遇到想借拆迁机遇发一笔财、故意增加拆迁难度的例子也不少！”

　　符号意义与事件真相

　　直到记者发稿时，“最牛钉子户”事件明显处于僵局。

　　从22日夜，就有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试图与吴苹沟通，此后，无论是开发商，还是房管局、法院，都以不同方式向媒体表明协商和解的大门并未关闭。

　　记者发稿前接到吴苹电话，大致意思是：如今媒体和围观者越来越多，接下去该怎么办？

　　吴苹实际在考虑如何收场，“房子是肯定要拆的，我当然是想协商解决，但问题是现在到哪里找一个合适的人来担当这个角色？”

　　工地之外，针对“史上最牛拆迁户”的争议不断升级。最初，“最牛钉子户”被推为英雄式人物，“孤岛”也被称为“丰碑”；随后，公共舆论逐渐冷静，有媒体开始质疑将“最牛钉子户”推为榜样可能造成的危害。一些法学专家公开支持对“钉子户”的强行拆迁，认为不能误读《物权法》。还有在美国攻读政治经济学博士的中国留学生也加入论战，提出不能以“唯财产权论”审视“钉子户”。

　　《物权法》起草专家组组长、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江平教授认为，如果补偿合理，就应该拆迁。如果当事人认为补偿不合理，应该到法院进行诉讼。江平教授的观点很明确：如果吴苹一家自己不把房子拆掉，法院就要强制执行。

　　九龙坡区房管局相关领导也称，造成今天这种局面，户主自身肯定有原因，一味归咎于开发商和政府主管部门的责任、或者不分青红皂白美化“钉子户”的形象，是不客观的。

　　眼下，支持“最牛钉子户”的声音似乎属多数。吴苹已经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诉，要求撤销区法院先予执行强拆的裁定。她的依据是，重庆市高院关于非诉行政执行工作的若干意见第三十九条，对涉及城镇房屋拆迁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得裁决先予执行。

　　同时，作为谈判前提条件，吴苹要求开发公司和区房管局恢复房屋的水电和交通，并终止行政裁定，但恢复水电、交通的要求已被区房管局的任忠萍否定。

　　3月25日中午，杨武走出后门，挂上一条新的横幅，上书“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3月26日，针对“钉子户”事件，重庆市市长王鸿举首次表态，要依法、冷静、妥善处理“钉子户”事件，维护法律的权威，但绝不迁就漫天要价和毫无道理的要求。

　　孤岛仍旧伫立，争议仍在继续。这栋小楼的符号意义，比事实真相更为引人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