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报告将逐渐影响两国历史教材

　　主持人马骧：有没有安排双方坐在一起共同研究一个事情？

　　步平：在近代历史的部分，对我们双方委员来说，任何一个事都不是非常新鲜的，也不存在从来没有接触、从来没有了解的情况，当然每个人可能都会对一个问题已经有一个想法了，我们不可能排除，这种情况我们承认这种现实。怎么办呢？我们先把自己的想法清理一下，整理一下，我如何描述告诉对方，对方如何告诉我，再看一看双方之间的意见分歧，这也是一种共同研究，交流、讨论是我们整个研究过程中必须要做的一个工作。

　　主持人马骧：共同研究报告出来以后，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发布？

　　步平：我们还没有到讨论具体形式这个问题的时候，因为双方各自的报告出来以后，我们会再坐下来具体研究，我们共同的报告究竟怎么写，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用什么样的具体的格式等等，是需要下一步讨论的。

　　网友：我关注到了在日本国内有改变历史教材的做法，对此我也挺关注，想问一下共同研究报告出来之后，将会成为中日两国学生的教材的一部分吗？

　　步平：说到这一点，我想对教材的问题说一下。第一我们双方这次研究和教科书没有直接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双方的教科书体制都是审定制或者审查制，理论上来说编写教材要经过教材审查委员会，日方也有一个审定委员会，双方各自审定以后就可以作为教材了。也就是说我们的讨论，当然可以用这个结果编写教材，但实际上我们没有被赋予编写教材的责任。

　　当然如果其他的编写教材的学者，他们愿意吸收我们共同研究的结果，当然很好了。我想，共同历史研究有可能逐渐会影响教材，这种共同进行的一种冷静、客观的研究结果，会逐渐地影响到各个领域，包括教材，但是没有直接的关系。

　　主持人马骧：就像步教授说的一样，他们公布的结果，不一定马上就直接写入教材，但是可能很多人，或者非常多的关注都在等着看共同研究的结果是什么样的，因为毕竟是第一次做这样的报告。

　　网友：一共要和日本方面的专家讨论多少次？会不会在一块同吃同住进行研究？

　　主持人马骧：在报告发表之前还有多少次的沟通？

　　步平：开会的时候已经定了，到明年6月之前开四次全体委员会，已经开过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今年年底在北京开第三次，明年的6月在东京开第四次，这是这四次全体委员会，在委员会之间，比如第二次会结束到第三次之间，我们可能会有若干次，比如说中国学者到日本去搜集资料，做调查，日方学者到中国来，这种情况会有若干次，那个没有固定的次数。明年也是这样，报告形成之后，会进行多次的交流、讨论，这个也有很多次。

　　我们同吃不同住，因为是这样，我们到日本开会，住我们的宾馆，日方专家住他们自己的地方，他们来了他们住他们的，我们住我们的，没有住在一个宾馆里面；吃嘛，中午开工作餐的时候要一起吃饭。

　　网友：从我看到的宣传规模来讲，中方对这次共同研究是非常重视的，据你所知，日本是否也给以足够的重视，学者研究的成果会不会出现一头热的情况？

　　步平：我想不会，重视程度双方是差不多的，从某种意义上，我倒觉得日方很关注，包括在政府或者外务省，给了他们各方面的支持力度，我们也是这样。为什么呢？我想不是说我们有多重要，或者问题是什么样的问题，更重要的

中日关系是牵扯到我们两国共同利益的问题，但是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又是长期，甚至某个时期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需要关心它，需要解决它，我想这个双方都有这种愿望，所以双方都是很关注的，不会出现一头热的问题，我想至少从我们两次开会来看，对方也是很关心这个工作进展的。

　　主持人马骧：对方的委员，在原来的工作和交流中是不是也接触过？

　　步平：从学术交流的角度我们是有认识的，有熟悉的。

　　主持人马骧：都是日本方面顶尖的资深的研究学者吗？

　　步平：这个有点差异，领域有点不太一样，日方选择的学者领域不都是中日关系这个领域里面的学者，选择的范围可能宽一些，涉及到别的领域。

　　主持人马骧：现在从你的角度看来，我们进行的共同研究，面临或碰到的最大的难题是什么？

　　步平：我想从技术上来说，时间上是一个最大的难题，因为要求我们明年，因为明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30周年，在这个时间我们能有一个结果应该是比较理想的，那就很紧迫，因为这么短的时间，我们又面临那么多研究课题，压力比较大，这是第一个困难。

　　第二个困难，我想还是相互了解、相互理解的是否很充分的问题。我一再强调相互了解，我们要共同研究，不仅要理清楚我们自己的，而且要了解对方的。了解对方不是一个表面上的了解，刚才我谈到的相互理解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我现在想起来20年前第一次到日本，回来做了一个报告《年轻学者眼中的日本》，事后想起来很脸红，第一次看的那些事情，回来做的报告几乎都是很表面，很肤浅的东西，真正要了解深层的东西，恐怕不是一次两次能达到的，研究更是这样的，我们要研究对方恐怕要深入到对方去，这种了解、这种理解可能要花相当大工夫的工作。

　　当然我想我们双方学者，并不是第一次了解对方了，以前有所积累，即使是这样，因为现在的研究不是个人的一种研究了，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需要真正下工夫去做好工作，慎重地对待，这方面的压力和难度也是比较大的。

　　主持人马骧：你是首席委员，又是这么重要的研究项目，大家都在等着看结果，我想你个人肩头的担子比过去做研究的担子要重了很多倍吧？

　　步平：要说担子确实很重。但是另一方面，我还想先说明一个问题，我们中日关系的发展，历史问题确实是一个因素，但是不是只有这么一个因素，当然历史问题的解决有助于推动中日关系向前的发展，健康的发展，但是不能说历史问题没有解决，中日关系绝对不能发展，所以这个地方所以我想我们需要慢慢逐渐有一种更宽阔的眼光看待这样的问题，这样更好一点。

　　主持人马骧：你是一位学者，估计经常上网，看到网上、民间都有对中日问题的讨论，但凡一个问题抛出去以后是无数的讨论声。有时候是无数的唾骂声、声讨的声音，特别愤怒，当你面对这样的人，你会说什么？

　　步平：我很理解，现在有一个概念，叫愤青，首先我想强调这一点，我们没把它当贬义词。热血青年吧，我们可以这样说，我想热血是很必要的，尤其我们国家在建设发展过程中，很需要青年人的力量，但是这个热血还需把它用到一个非常合适的地方，怎么用？我想冷静的思考也非常必要，所以这两者能结合起来是最好。

　　冷静的思考就需要把这件事的前前后后，周围的关系，环境都应该了解透了，我和很多青年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跟他们说这样的问题，我说我们先不要辩论，你先听我介绍一些情况，如果你听我介绍这些情况，你觉得是没有听到过的，你能接受这样的情况，然后咱们再来讨论，如果你不听这些情况，拿出你的观点来跟我讨论，那么我们之间肯定是辩来辩去，但实际我们环境不一样，我们双方的认识层面不太一样。

　　比如我刚才谈到的，中日共同研究的问题。可能青年们通过某些媒体或者是网上，看到比较多的是日本的极端的或者是我们叫做右翼，右派的意见，这种意见我们听了，不用说他们愤怒，我们也很愤怒，我也曾经跟日本的右翼的包括学者、媒体的像主持人辩论过，有时候真是怒火万丈的，因为他们真的不讲道理。但是我们想想，对于这样的人，多数的日本人，也并不认为他们是日本的主流，并不承认他们的观点，如果是这么一种情况，我们是不是可以稍微冷静一点，因为你面对的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考虑考虑，比如说对不是极端意见的人，我们是不是也用愤怒的极端意见对待他们呢？恐怕不行。我们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经常批评日本的右翼的扶桑社的历史教科书，当然它的历史教科书颠覆了很多历史观点，但是要知道，这本历史教科书在日本的发行量，才占0.4%，很少，多数人不用这本书，我跟很多人讲，我们为什么不跟那些人反对这本书呢？我们反对这本书没有错，但是我们得知道这本书到底占多大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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