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四合村人在俄经商每年带回几千万元财富

　　他们成批量运来了乡亲，同时将产自中国的各类商品长途贩运到那里。吉林舒兰四合村，全村600多户人家中，有800多人闯荡过俄罗斯，他们中的大多仍坚守在异国，带回每年几千万元的财富……

　　俄罗斯淘金梦

　　4月1日，俄罗斯针对外国商人的“禁商令”正式生效。挥泪大甩卖后的匆忙撤离，留下遍地萧条。遥想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了，新创的俄罗斯联邦刚从一个坍塌的国家体制下走出来，所有的秩序被打破，市场空荡荡若西伯利亚大平原。紧邻的中国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商机和一个面积最大的市场，于是，一群不安分、敢冒险的中国人拖着大小包裹，浩浩荡荡踏上了异国“倒爷”的征途。他们为物资紧缺的邻国人民带去了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每一样商品。10多年来，他们用辛勤的劳动源源不断地输送了无以计数的、帮俄罗斯人渡过难关的中国商品，同时，也用辛劳换取了改善故土生活局面的资本。而今，一纸严酷的禁令惊醒了无数中国人的淘金梦，让那些至今仍坚守在异国的中国商人茫然失措，不知所从。留下还是离开？去向又在何方？

　　今年3月，本报记者深入俄罗斯，记录那一群与我们血脉相通的人，他们的故事，他们的足迹。

　　从今日起，本报将刊发系列报道，探讨中国村庄的俄罗斯变迁，俄罗斯城市的中国烙印，华商在俄罗斯的发展历程及前景等问题。

　　四合村，藏在中国吉林省舒兰市东南方向

长白山余脉里的村庄，在这个人口只有2500多人，方圆不过数平方公里的狭小区域里，一项令人震惊的、在最近几年极度扩张的生意正在进行。知情的人说，这项生意最早发端于上世纪90年代初，市场是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俄罗斯联邦。10多年来，这个村庄自发地把村里的男女输送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新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莫斯科等俄罗斯城市，占据着这些城市中市场上的摊位。“舒兰四合人”在“诺夫”、“斯基”中有很高的知名度，他们成批量运来了乡亲，同时将产自中国的各类商品长途贩运到那里。

　　四合村邻着一条省道，公路两侧有三家商店。从省道通向村子的小路是修砌过的水泥路面，到处是新建的房子，砌着瓷砖的外墙很是惹眼。新房的夹缝里，常常冒出一些旧房，茅草的屋顶、破败的房门好像在说，那里的主人已经离开多年了。

　　村长赵景森说，新房里都装有城里流行的地热取暖系统，要花10多万元，在乡下是非常昂贵的了。旧屋不一定显示这户人家很穷，他们可能已经在别的地方置办了房产，留在这里的只是他们的祖业。新房和旧屋的主人都在做着同样的生意，向那个广袤的国家输出人口。10多年来，那些背井离乡的人，把冒着严寒挣来的辛苦所得寄回了四合村，其中一部分成了修建新房的款项。

　　“周围的村庄都没有我们村有钱，他们羡慕我们”，赵景森似乎在说着他的一件政绩，“你看，这样算吧，每个在俄罗斯的人每年带回来十万元，一年就是几千万元啊”。他算出了一个令人咋舌的数字。

　　这个数字是累积在大量的劳动力输出基础上的。今天的四合村是一个留下读书的孩子、守着新房的老人和孤零零妇女的村庄。全村8个村民组600多户人家中，镇里派出所的数据显示，有800多人闯荡过俄罗斯，至今，除少数人回乡外，大部分仍然在数千里之外的异国他乡。那些人很少回家，顶多也只是在农历十二月下旬，他们中的一些人搭乘8个小时的航班中转北京至最近的长春，回家看看。有人把新房修建得和城市的楼房差不多，撤去了传统的火炕，摆上了带有松软床垫的宽大的床，在带有抽水马桶的卫生间里装了淋浴。“他们将来还要回到村里的，要有一个舒适的地方。”赵景森说，在东北乡下，有这样的住处是很奢侈的。

　　四合村的富裕在普遍仍然落后闭塞的中国东北乡下，显得扎眼，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它鼓动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抛洒在俄罗斯的街道上，为的是挣回和四合村一样的富裕，一样的耀眼。于是，在莫斯科最大的一个市场中国区里，出现了一条“舒兰大街”。“至少有上万舒兰人在莫斯科，在俄罗斯各个城市里的，就更多了。”在俄罗斯，遇见的每个舒兰人，他们都会如此说。

　　充满刺激、挑战、凶险的俄罗斯淘金，换回的是高于国内收入十倍、数十倍的高额回报，俄罗斯的资料说，现在，穿越了边境，搭乘火车走西伯利亚大铁路，从北京、长春、哈尔滨等中国北方城市的机场出发，每年，有超过百万的中国人流入俄罗斯，他们中的大部分是中国乡村躬耕田垄的农民、城市的低收入者。

　　到莫斯科去

　　“1毛钱一块的‘大大’泡泡糖，到乌苏里斯克卖2元钱一块。”同村的张老五、张老六兄弟已经提前去了，传过来的消息说，市场很大，钱好赚

　　聂海涛就要再次踏上重返莫斯科的行程了，今年3月初那场56年不遇的暴雪拽住了他的脚步，让他得以在家中陪父母度过元宵节。在过去14年里，他先后去过乌苏里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新西伯利亚州的一个小城、车里雅宾斯克、莫斯科，从中国舒兰到俄罗斯这些城市的道路，他已经走了近20次。如今，他每年在莫斯科经营10来个月的生意，可以超过他在家乡耕作土地50年的收入。

　　14年中，他挣到钱娶了村中一位朝鲜族姑娘，生下了一个男孩后，妻子随同他到莫斯科。“前年，她去了韩国，一年在那里能挣到两三万块钱。”如今，孩子留给了家中的父母，一家人分散在三个国家。

　　1993年，聂海涛23岁。“我那年种地的收入是4000元，一家四五口人，当时觉得不得了。”他不满足这点钱，姐姐几个月前去了俄罗斯远东地区与中国黑龙江接壤的乌苏里斯克，他也想去，但父母不同意，要他在家老老实实种地。“我办了一个两年期的公务照，当时花了几百块钱，”手持公务照的聂做的第一次生意是从中国边境小城绥芬河购进了一包“大大”泡泡糖，“我买的是1毛钱一块，到乌苏里斯克卖2元钱一块。”20倍的价差让聂海涛一下子看到了比种地快出无数倍的挣钱速度。

　　聂海涛走出村子时，身上带的本钱是五六百元，除了泡泡糖，他也做起羊毛衫贩卖，从9月一直干到那年圣诞节前，三个月往返于绥芬河和乌苏里斯克之间。当他决定回家喘息一下的时候，他从姐姐等同伴手中分到了一万多元钱，这在当年的中国乡村，是一个令人窒息的金钱数字，一个他没见过的，鼓舞他从那时走到现在的数字。

　　“如果我不沿着那条路走下去，或许我还在种田。”聂海涛点燃一根香烟，那是乡村里不多见的香烟牌子，他的腕上有一块劳力士。“种田能怎样呢，一年收成一季，够糊口不错了，”一旁的村长赵景森和聂有亲戚关系，他对村民到俄罗斯淘金持赞成态度，这显然也给他和村庄带来不少荣光，“省长听说了我们村，最近几天要来看看。”他说，如果不是大雪封路，说不定，省长已经进村了。

　　过完1994年的春节，聂海涛再去乌苏里斯克时，生意已经不好做了。“警察抓得严了，我们只能往里走，到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一直是从国内拿点货带出去卖。”他和姐姐等人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走走停停，到一个地方卖点货，赚些钱，接着再往前走，像一群流浪的吉卜赛人，后来，他们在靠近欧亚分界线的车里雅宾斯克停下来，“在那里干了五六年，那是一个不大的城市。”

　　他的公务照已经不管用了，他失去了合法的身份，“就这样在那里黑了下来，”没有身份，不能公开在市场上卖货物，他们只能把从中国设法运进俄罗斯的货物藏在秘密的仓库里，“如果有人举报，就会被没收，”至于非法的移民身份，“警察或移民局抓住了就是罚款，交完钱就没事。”他们往往带一点货物偷偷到市场上出售，卖完了再取货，即使被查收，损失也并不大。

　　失去有效的护照，非法滞留，几乎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进入到俄罗斯境内的中国倒卖货物商人的普遍生存状态。大部分以旅游、短期商务签证等方式进入俄罗斯的中国人真正的目的是长期停留做生意，那时的俄罗斯刚从分裂的苏联背影下走出来，机构和制度尚不健全，从事商业目的的中国人无从办理合法的工作签证。

　　1998年，聂海涛和姐姐等人决定到莫斯科闯荡。“毕竟，在车里雅宾斯克那样不是办法，”长期提心吊胆、躲躲藏藏的生活让这些异乡人不能忍受了，“还有金融危机，把我们辛苦多年挣的钱几乎全搭进去了。”他们齐心要到莫斯科的一个原因是，同村的张老五、张老六兄弟已经提前去了，传过来的消息说，市场很大，钱好赚。

　　淘金的路

　　张家兄弟从采野参到倒卖中国廉价的商品出境，他们挣钱的消息传回了故乡，四合村的年轻人坐不住了。“全村2500多口人，1／3的人去过俄罗斯了”

　　“好大的雪，几十年没见过了。”苗西海从破败的土墙房子里钻出来，暴雪乍停，他瞅瞅屋顶的积雪。这个春节，远在莫斯科的三个女儿无一回来，莫斯科的大雪会和家乡的雪一样吗？苗老头无从揣测。四合村南阳屯的这家土屋靠窗的大炕上，苗家90岁高龄的老奶奶裹着纸烟，她对面的镜框里有全家的照片，有儿子儿媳，有孙女、曾外孙。

　　“最早，村里去俄罗斯的人是迁移到珲春的那户，姓张。”苗西海说，张家原来就住在南阳屯，土地承包责任制前后迁到了靠近中苏边境的珲春市，“我们这儿收成不好，养不住人，他们家兄弟多，就搬到靠近国界线的珲春山里搞山货卖，张老五、张老六那时只有20多岁。”

　　苗西海听说的最早张家兄弟出国做生意的起因是采野参：“山上国界不清，采野参就过了界，那边野参多，让苏联边防守军抓住了，带到了乌苏里斯克，”这个是关于张家兄弟闯荡俄罗斯传奇的早年经历流传在故乡的版本，“兄弟二人发现当地生活用品奇缺，再过去时就带了些货过去卖，生意就这样做起来了。”

　　张家兄弟从采野参到倒卖中国廉价的商品出境，从珲春到乌苏里斯克，再到海参崴，他们挣钱的消息传回了故乡，四合村的年轻人坐不住了。

　　苗西海至今记得他把几个年轻人送到三棵树火车站(哈尔滨东站)的情景。“有谢东海、张海军，他们是村里最早追随张老五兄弟的，谢东海是张老五表弟，还有一个叫谢虎豹(小名)。”苗西海把张海军等人领到火车站，送上火车，几个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年轻人，各自拿着一本短期的旅游签证护照，踏上了开往境外的火车，等待他们的，是一个不可预期的未来。

　　领头人张老五大名叫张福才，张老六叫张福良，兄弟俩的名字往往被四合村人连在一起“老五老六”，这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联体名字，即使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那个俗名为“一只蚂蚁”的全欧洲最大的批发市场，不管是中国人、阿塞拜疆人、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还是俄罗斯人，人们提起“老五老六”，马上充满了敬意。

　　“不好意思，很忙，可能赶不到莫斯科。”这是俄罗斯中国北方商会会长关百新在与张老六电话联络时，张传过来的话，他和他的兄弟自始至终都停留在传奇里，未能现身于这次采访中。别人这样描述张家兄弟：

　　如今，张家已经在北京置办了宽大的房产，兄弟六人中有五人在俄罗斯经营生意，留下老二在北京侍奉父亲。“去年春天，张家老父亲还回过村里一次，来看看他家的老房子和乡亲们。”在距离莫斯科200多公里的一个小城，张老六开办了一家鞋厂，他给当地见过他的中国人留下的印象是：“开一辆大吉普，来去匆匆。”

　　四合村人跨越国境的生意逐渐汇成连续不断的人流，“几乎每天，都有人走，有人回来。”赵景森从派出所了解到全村人口的流动数据，“全村2500多口人，1／3的人去过俄罗斯了。”他掰着指头算，全村8个屯子，每个屯子里都有人在国外，“有的人去了又回来，但回来的人也不习惯种地了。”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