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四合村富裕背后：青壮年短缺

　　“好日子”的憧憬

　　卖“跳楼货”是最近几年进入俄罗斯的四合村人的选择。艰难的工作、窘迫的栖身之所已经让四合村的男人和女人习惯了，“是的，不管怎么说，这里比我们家乡好挣钱”

　　切尔金索夫斯基市场是莫斯科、也是全欧洲最大的市场，说是批发，其实也有零售。如果到市场的太阳区第14、15区，随处可以碰见来自四合村的人。因切尔金索夫斯基市场靠近依兹迈洛夫大街，中国人习惯称之为“一只蚂蚁”市场。

　　“我们这个区是‘跳楼区’，”杨立冬是四合村南阳屯人，他已经在“一只蚂蚁”站摊8年，“跳楼区就是卖的货物价格低廉，从福建、浙江老板手里拿货，便宜出手，我们赚个差价。”“跳楼”的商品随时都有，因为总有大量进货的中国南方老板把货砸在手里，“一条裤子100卢布，一件棉衣120卢布，这价格比国内还要便宜。”

　　杨立冬租了半个集装箱的摊位，几个平方米，每月的租金是4500美元，他卖出一条“跳楼价”裤子的利润只有几十卢布，不到两美元，为偿付租金，他每月至少要卖掉3000条裤子，或者5000双鞋，2万双女人的丝袜。3月是淡季，想卖出如此多的货物并非易事。

　　卖“跳楼货”是最近几年进入俄罗斯的四合村人的选择，他们一般没有太多本钱，白手起家，靠赊来的货物、几个人合租的摊位做小本买卖，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可以挣到远多于土地上的产出。

　　聂海涛一家人属先知先觉到达莫斯科的第一批人，而且，多年闯荡俄罗斯的经验和本钱让他们有能力做起稍大的生意，他们从广东新塘、浙江温州的厂家直接进货，从市场上批发给俄罗斯欧洲部分和独联体国家的商贩。“我去过几次广州，订牛仔裤，有时我们把样品发给厂家，打电话说好要多少条，他们直接发货过来。”聂海涛和姐姐一大家10来口子人在莫斯科经营牛仔裤生意，一次进货10万条是家常便饭。

　　李少春的弟弟在过完春节后直接去了新塘，他要急着赶回莫斯科，“老婆孩子都在那里，不放心，生意也撂不下。”李少春34岁，2002年随先走一步的弟弟而去，如今，家中盖起了10多万元的新房，可在莫斯科，他们的住房条件要差很远。“我们和一户哈尔滨人合租的房子，48平方米的小房挤了六口人。”这已经不错了，比起挤在公寓里的同乡好了很多，在10多平方米的小屋子里，挤10个人是正常的，“有人还把小屋隔成上下铺，满当当全是人。”

　　在莫斯科居住的艰难是家乡人难以想像的。“有一年，我在市场上的一个黄楼里住，我女儿好奇，打电话问我，爸，啥是黄楼啊？是不是在外边住啊？”老郑是和聂海涛差不多同时闯荡俄罗斯的人，“我咋说呢？我女儿说着说着就哭起来了。”

　　黄楼是“一只蚂蚁”市场里中国区一个著名的简易楼房，在中国商人被俄罗斯警察、阿猛(莫斯科特警部队)四处搜抓、勒索钱财的一段时间内，黄楼成了他们的“避风港”，成千上万人集聚在那里，战战兢兢，赖以安身。

　　艰难的工作、窘迫的栖身之所已经让四合村的男人和女人习惯了，“是的，不管怎么说，这里比我们家乡好挣钱”，李野，和杨立冬夫妇

同居一室的33岁男子说，“如果回家，就不能在下半辈子过上好日子”。但是，他们从未计算过“好日子”的成本是多少，需要10年的打拼？还是20年？

　　俄罗斯给他们的不只收入不菲的生意、苟且拘谨的生活，还有梦想成真的憧憬。

　　风光与乡愁

　　“好容易回来一次，都是比着花钱。”回家总是要体面一些的。但还是有不少的人，受制于撂不下的生意，心疼着国际航班的昂贵票价，把乡愁在心头压了又压

　　赵景森的妹妹在去年底回到了村里，“她还有几百万的货压在库里，莫斯科法令有变化，她急着赶回去了。”他说，妹妹以前都是坐火车从哈尔滨到满洲里出境，6天6夜，如今，有钱坐飞机了，来去方便多了。

　　国际列车的票价是2600元人民币，从北京中转的飞机票单程3500元，聂海涛说，他对这条路熟悉得就像走从家蹚过细鳞河到山上的小路。“每年回来，都要花掉几万元”，李少春虽然去俄罗斯时间短，但还是每年回家陪陪孩子和父母，“今年又花了3万多元，总要买东西过年吧，送礼给亲戚朋友啊，还有孩子的压岁钱。”赵景森插话说：“回来过年的没有花钱少于两万的，送礼要上千，给孩子压岁钱也上千。”

　　3万元相当于细鳞河浇灌的土地30亩的年收成，李少春家在村里分到的土地不到10亩。“有人花得更多，七八万的都有”，他穿着光鲜的衣装，寸发一尘不染，和大都市里的中产者没有两样，“好容易回来一次，都是比着花钱。”

　　屋子里的几个男人说起四合村人花钱的大方，个个脸上闪出光来。“在俄罗斯有钱也不敢乱花，不敢露钱，说不定就会有危险”，多年的俄罗斯闯荡给了聂海涛经验，安全地把辛苦所得带回国内消费，才是最终目的，那里高昂的物价让他们根本没有花钱的动力，“除了吃饱饭，有个住的地方，一般不乱花钱。”但每人每年挣的钱越来越多，积压在口袋里，也压抑着他们花钱的欲望，在境外多么的不易，多么的吝啬，在踏上故土的那一刻都烟消云散，回家总是要体面一些的。

　　“舒兰的

房地产价格让从俄罗斯回来的人抬高了”，赵景森的左邻右舍都在市里买了新房，“市宾馆后面建的房子刚出地面，就被四合人买光了。”前些年几百块钱一平方米的舒兰

房价，去年底新销售的房子已卖到1480元，高的达到2000元还多。“南阳屯有70多户，30多户已经在市里买了房子，搬走了”，苗西海说，全四合村在城里买房的人家则更多，“有的人家新盖了房子，但大都空着，没人住。”他算了一下，全屯在俄罗斯每年能挣到四五十万元人民币的，占到1／3，有了钱，除了回家过年花，就是买房盖房，这是农村人最朴实的梦。

　　与四合村几个男人的谈话被一位驾车回家的人打断了，“他是我的弟弟”，赵景森说，弟弟在外上班，开一辆奥迪A6，“他们花钱买的”。他们，是指在俄罗斯的亲人。

　　村里买了汽车的人家和在城里买房的差不多数量，“四五十万的好车有的是，也有二三十万的。”在这个外表与周遭无二致的村庄里，别人在提小康村、新农村建设时，他们似乎进入了汽车时代。

　　苗西海说，不是每个人都挣到钱了，比如他的三个女儿已经多年没有回家过年，他的家庭已多年没有团聚，上次的团聚停固在一张挂在墙上的相片里，孩子们凝结微笑看着他和妻子、奶奶。“起初是三姑娘两口子把孩子丢给了家里，跟一个姓霍的人合伙在莫斯科租摊位卖货。”四姑娘和五姑娘听姐姐挣到了钱，也办了旅游签证，跟着一个旅游团到了莫斯科。“办个旅游签证要花四五千，还要带点吃饭的钱，两人花了一万六吧，全是借的钱。”苗西海想起当年送孩子走，心头滋味别样复杂，“到那边后只剩下6000元，帮别人站摊卖货。”卖货和摊主分享利润的比例是不固定的，有时三七开，有时对半分。

　　“钱不好挣，回来一次总得一万左右的路费吧？加上零碎的钱，花不起。”对女儿长长的思念只能寄托在相片里，苗西海有时能接到女儿们打回来的电话，听到她们尚且平安的消息。

　　在最近的这个春节里，尽管有很多四合人回到了村里，大把散发着钱财和他们长期压抑的兴奋，但还是有不少的人，受制于撂不下的生意，心疼着国际航班昂贵的票价，把乡愁在心头压了又压。

　　苗家五姑娘是在去了莫斯科两年后，又回到村里结婚的。“后来，她两口子又去了，怀孕9个月时回来生的孩子”，他心疼女儿的辛苦，“孩子出生90天，就留给了我们，她又走了。”那个生下三个月就离开妈妈的孩子叫彤彤，已经5岁了，“她妈妈打电话回来，她从来不接，她不知道给妈妈说什么”。在她的印象中，没有妈妈的概念，妈妈，莫斯科，对她是陌生的词语。去年，家人为彤彤做了录像，寄给了妈妈。

　　青壮年短缺的村庄

　　村庄留给了老迈的长辈和年幼的孩子。在四合村优于周围村庄的富裕背后，总有一层深深浅浅的忧伤，这是一个充满了别离的地方

　　赵景森有一阵儿很烦心，他经常接到寄自全国各地的信件，有些地名，他从来就没听说过。“他们来信的目的都只有一个，让我帮着找一个俄罗斯老婆。”赵景森笑了笑，村里确实有人娶了俄罗斯姑娘，双兴屯的李英超，在4年前，迎娶了一位大学毕业的俄罗斯姑娘。“可是，他们都在莫斯科，我们村里现在没有一位俄罗斯姑娘生活。”

　　一个江苏扬州的老师在信中写道：“我对俄罗斯女孩的要求不高，主要是希望她年龄在30岁以下……尽量漂亮点……如果有这个缘分的话，我们以后可以在你们的指导下做跨国生意，我自己也可以设法停薪留职一起做生意。”赵景森笑着说：“我不是媒婆，也不倒腾俄罗斯姑娘，更没做跨国生意。”他经不起来信的骚扰，把一些投进炕洞烧了。

　　更有一位上海的妇女来信替富豪弟弟央求赵帮忙找一位俄罗斯姑娘，并随信附了几张照片，从照片上看，上海的这位富豪一定有不少家资，但赵景森一再说，他确实帮不上他们的忙，因为，他压根儿没见过俄罗斯姑娘。

　　不错，村里四位青年男子娶到了漂亮的俄罗斯女孩，但他们生活在俄罗斯，作为一村之长，赵景森不知道俄罗斯长什么样，他没有去过。但他的儿子、儿媳去了，弟弟、妹妹去了。“他们劝我过去看看，乡村工作忙，抽不开身啊。”他有时和妻子翻出亲人寄回来的照片。

　　四合村的男人们没有带俄罗斯女人回来，而且他们的远离正让这个村庄陷入青壮年劳动力短缺的局面，村庄留给了老迈的长辈和年幼的孩子。一头牛踩着积雪慢悠悠走过，“耕田早用不上牛了，指望外来的人了”，赵景森家还种着几亩田，但每年产出的几千斤玉米已经不是他家的生活依靠，“田大都转让给了外村的亲戚朋友种”，全村6000多亩土地，只有少量的还有四合村人耕种。

　　“前些年，土地是免费给外人种的，粮食贱，种地不划算”，国家免除农业税之后，这几年粮食价格上升，苗西海说，“现在的土地(租种)是300元左右一亩，水田也有400元一亩的，那些搬到城里住和到俄罗斯的人家，一年从留在村里的土地上能收几千元的地租。”这是额外的收入，与几十万元的到俄罗斯做生意的收入比较，若有若无。在春耕的季节，出现在四合村农田里的，一半以上的耕作者是外来的承包者。

　　在四合村优于周围村庄的富裕背后，总有一层深深浅浅的忧伤，这是一个充满了别离的地方，这里的老人和孩子，必须学会独自面对一切。

　　“等孩子长到18岁，如果上学成绩不好，就让他去俄罗斯”，聂海涛在动身再次前往俄罗斯的头一天说，这是许多像他这个年龄的大人的想法，“有些孩子跟着大人在俄罗斯生活，长大了，自然就到市场上卖货了。”

　　这是一个连贯的工程，为一个“新人”办好全部的手续，护照、签证、在俄罗斯劳动许可证等所需的费用在1万元左右。吕维新，一个曾经到俄罗斯闯荡数年的四合村人，在舒兰开了一家专门办理赴俄罗斯手续的中介机构。舒兰有专门培训“新人”赴俄罗斯的指导课程，告诉他们如何在那里工作和生活，还有短期俄语培训班的招生广告，贴在街头的电线杆上。

　　又是一年春天，不等细鳞河解冻，积雪消融，远行的人就已动身上路。每年，都有长到18岁的孩子踩着父辈的脚印，揣上一本中国护照，走向更北的北方。

　　采写：本报特派记者喻尘摄影：本报特派记者刘可（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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