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不去的风尘往事

　　-本报记者周益　　陈璐

　　【周末报报道】大型电视连续剧《红粉》陆续在全国各地热播，热辣的剧情，强大的演员阵容，立刻吸引了无数眼球，让人再次聚集那一段——抹不去的风尘往事

　　妓女小月

　　“这里，就是当年的东牌楼，也就是所谓的烟花之地。”老李站在夫子庙南边进口的大牌坊下，手指着对面那条紧挨着秦淮河的马路说。如今，这里已经变成了繁华的商业区。

　　老李是当年参与南京市禁娼运动的工作人员，如今早已离休在家，安度晚年。应他的要求，周末报记者隐去了其真实姓名。

　　“解放前的东牌楼，妓院一家连着一家，路上也随处都能见到拉客的妓女。”1953年，老李参加了南京市禁娼运动，“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叫小月的姑娘。她个子不高，清秀脸孔，素面朝天，眼睛很漂亮。如漆的乌发永远都梳成一个髻，上面插了一支镂空金凤，这是她浑身上下最值钱的家当。”

　　老李努力地回忆着：“她告诉我们，自己是北方人，家中十个兄弟姐妹，战乱中她被人贩子拐卖到了南京。接收小月的是一个当时已经‘过气’的妓女，在这个‘后妈’的‘调教’下，小月也开始接客。”

　　老李说，当时只有21岁的小月说话像打枪，走路像行军，看起来精神抖擞，形态并不像妓女。“别看她精神得很，但过的苦日子，绝对是你不能想象的。在诉苦大会上我们得知，那个‘后妈’死后，小月受到其他有妓主的妓

女排挤，收入很低。1954年的除夕晚上，小月只剩下200元钱(旧币，合人民币新币两分钱)，为了能吃顿饱饭，她用身上最后的这200元钱，冒着鹅毛大雪，去街角老虎灶打了一瓶热水，擦了擦脸，润了润嗓子，就又站在东牌楼的路灯下，等老客来光顾。”

　　“她们的生意不好做。”小月原本想通过做妓女赚点钱，留给自己做嫁妆，“由于竞争激烈，有的接连几个晚上都接不到一个客人。这个时候的生活就靠平日的积蓄或者‘姐妹们’救济。不过也有一晚上接过4个客人，有的大方，有的小气，也就给个按现在来说几毛钱。”老李说，小月的姐妹大多和她同一批接受改造，她们在改造的过程中，仿佛害了一场大病，个个腰酸腿软，面色菜黄，无精打采。

　　小月和她的姐妹们都有病。“是性病，每个人程度不同，政府在改造她们的过程中还帮她们治病，并组织她们学习技能，帮助她们走上新生之路。至于小月的去向，说实话，我还真不清楚。据知情人说，她剪了短发，卖了那支镂空金凤，买了回老家的票，后来还在那里组织小家庭，过上了平凡而淡泊的生活。”

　　“当地人，包括她的丈夫，都不知道小月在南京曾经的妓女生活。”老李最后说。

　　范小天：我要塑造妓女堆里的军人

　　小月现在在哪里？如果她还活着，满头银发的她是否儿孙绕膝，得享天伦之乐？

　　范小天一边连珠炮似地发问，一边用拇指和中指把眉心揉得发红。小月的故事是范小天创作电视剧《红粉》的灵感之一，为了把自己的感动传播给记者，这个年过半百的“老”作家一点不吝啬他的精力，眼神、手势甚至身体一刻也不闲着。在这之前，他旺盛的精力已经感染了著名作家苏童、黄蓓佳等人。前者慷慨地把自己成名小说《红粉》交给他修改成剧本，后者则直接参与了剧本的撰写。

　　小说《红粉》曾经被著名导演李少红拍成电影，获德国柏林电影节银熊大奖。由此产生的知名度让对“妓女改造”题材同样感兴趣的范小天伤透了脑筋。“成功的作品再进行翻拍，本来是一件不讨好的事，但我相信能让电视剧《红粉》成为一个例外。”

　　有了这个念头后，范小天跳进了“故纸堆”，他四处查阅档案资料，同时还访问专家学者以及在世当事人，一个大胆的想法终于在范小天熬了许多的通宵后产生了。

　　“苏童小说和李少红电影突出的都是人物本身的命运，对于人物背后的社会和时代大背景并没有着力表现。”直到现在，范小天依然为这个想法得意地哈哈大笑，“我们的《红粉》要塑造的是一个全新的军人形象，在保留原小说精华的基础上，突出了革命军人对妓女的改造这一条隐性线索。”

　　按范小天的说法，这个创意来自他对那段历史的感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对旧社会留下来的各种遗污，政府采取各种各样行之有效的方法进行清理。取缔娼妓，就是动作之一。”范小天说，“考虑到妓女本身染有疾病，当时物质条件紧缺，没有能力给她们治病；另外，如果不能给她们妥善安置的话，就会把她们从妓院里推向社会，使她们流离失所，成为暗娼。这样，她们的命运可能比原来还要悲惨，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可能也会更大。于是从1949年开始，各地政府根据情况，陆续着手对妓女进行改造。像北京是‘千年毒瘤，一夜铲净’；天津‘寓禁于限、逐步消灭’；上海‘全面封闭、收容改造’。娼妓取缔工作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也引起了世界各国的瞩目。”

　　“盘尼西林即青霉素是治疗性病的特效药，一个早期的梅毒患者，如果3个疗程治愈的话，需要100多万元(旧币，合人民币新币100多元)的盘尼西林，而很多人都已经是晚期。要知道当时黄金的价值是一两约90万元，所以治疗她的费用要超过一两多黄金。

　　“为了解决供妓女治疗用的盘尼西林，陈毅市长硬是从供给志愿军的药品中拿了一部分出来。据有关部门的统计，单单治疗性病这一项，在妇女教养所就用去了18亿元。”

　　“所以，妓女堆里的军人‘老韩’将是中国电视荧屏史上开天辟地的人物。”范小天指着剧照上穿着黄军装的陶泽如说，“‘老韩’从枪林弹雨走到和平年代，是一位有缺点的优秀军人。我们要让‘老韩’接受改造妓女的工作任务，对象是一群手无缚鸡之力但身心带着大量旧社会污点的妓女。”

　　当这个想法成熟后，范小天首先找到了苏童。苏童听后哈哈一笑：“随便‘蹂躏’，小说《红粉》是我的，电视剧《红粉》是你范小天的。”

　　于是，范小天开始对以前的同行，著名作家黄小初、黄蓓佳等人进行游说，希望他们把自己的想法变成剧本。“与其说游说，不如说是吵架，大家太熟了，几句话不投机就吵起来，剧本就这样吵啊吵啊，多少次就差点搁浅了，结果吵了两年多，终于还是出来了。”

　　如今，已是全国十大影视公司之一“苏州福纳”董事长的范小天依然保留着文人的天真烂漫，这个“最想当外交部长”、“下一个职业可能是演员”的男人，用自己的方式打动了这些江苏籍作家。

　　范小天觉得，这个“绝处逢生”的“老韩”更精彩了。“我们觉得，让一位革命军人去面对一个特殊的群体——妓女，是一种挑战性的艺术尝试。妓女身上有着革命军人从未接触过的风骚、说谎、好逸恶劳等恶习，他们之间恰恰是最容易产生矛盾和戏剧冲突的；也正是这种冲突，才能够体现出改造的艰难；也正是这样的艰难，才能体现出革命军人的大无畏精神。”范小天说完，抓起茶杯大口大口地灌下了一杯水。

　　苏童：曾经“见过”秋仪

　　《周末》：电视剧《红粉》您看过了吗？满意吗？

　　苏童：33集，我还没有时间全部看完，看了其中一部分，比较满意。不仅制作队伍出色，演员也带来了惊喜，尤其是陶泽如，虽然他演的“老韩”是我原著中没有的角色，但很到位。

　　《周末》：这次改编前你和范小天做了怎样的沟通，有没有在演员、造型等方面给他提过建议？

　　苏童：说实话，我很相信范小天，认识二十多年了，而且，早年他曾经是《钟山》杂志的副主编，所以我对于剧本完全放手。小说《红粉》是我的，但电视剧《红粉》是范小天的！毕竟《红粉》要被改编成三十多集电视剧，不可能要求电视剧完全忠实原著。忠实不重要，好才是最重要的！

　　演员中，陶泽如是我的老朋友，也出演过《大鸿米店》，他演“老韩”应该是非常合适的。张智霖和郭可盈我不熟悉，不过，我相信范小天的眼光，目前良好的收视率也证明了这一点！《红粉》改编为电视剧，如果改得好，是作家的福气；如果改得不好，也是广告，但那是电线杆上那些小广告了。

　　《周末》：您的《红粉》里面那么多女性，对于那个时代的妓女复杂心理，您在写之前是如何把握的？

　　苏童：《红粉》妓女秋仪、小萼们的原型说起来是很有意思的。记得少年时，我家所在的街上有一个女人被人们说成是妓女。她的两个女儿都长得如花似玉，所以我每次上学走过忍不住都要向她家看一眼，经常看到那个被我认为是妓女的女人。我在写《红粉》时，我就把那个女人的形象写成小萼、秋仪的样子。

　　后来《红粉》写完了，好长时间我跟家人谈起我见过的那个女人，我家里人就问我从哪儿听说那个女人是妓女的？可我想不起来了，我什么时候听说的，听谁说的？一定是很小时候的印象。当然，这个所谓的原型其实一下子就崩溃了，是不存在的，但是小说就是这么奇妙，有时候来自生活当中一个虚幻的记忆，这个记忆本身可能是错误的、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形成了一部小说。

　　其实，写《红粉》之前我也没有多么仔细地去查阅资料，只是把握了一下大环境，其余都是自己发挥的。

　　黄蓓佳：看中的是妓女的“人性”

　　黄蓓佳起初并不愿意接手《红粉》的剧本创作，她认为比起写小说，“这活儿太累人了，每天都要盯着电脑屏幕，很不舒服”。不过，最后她还是被老朋友范小天用“激情”打动了，对于电视剧她有这样的评价：“尽管和我的剧本创作有一定距离，但这个距离是可以接受的。”

　　3月30日，黄蓓佳接受了周末报记者的采访。

　　《周末》：您是什么时候接手《红粉》的剧本创作的？

　　黄蓓佳：说起来挺有意思的，2005年年底，江苏文艺出版社主编黄小初已经写了6集，因为他工作特别忙，创作速度比较缓慢，范小天就找到了我。

　　我一开始真的不愿意接受这活儿，虽然我和范小天曾经合作过《新乱世佳人》，有非常好的回忆，但是我当时手上有别的工作，加上他催得紧，要每天盯着电脑屏幕，很不舒服，我就拒绝了。

　　不过，范小天是个特别能够煽动别人的人，我说不出他当时是怎么打动我的，但他成功地把我的创作激情调动起来了。

　　《周末》：您当时的创作激情主要是哪方面？

　　黄蓓佳：主要是颇有挑战性，毕竟苏童的原著只是中篇，要将其改编成一部接近40集的电视剧，几乎是一次再创作。

　　内容上首先是这些妓女，可以说是活色生香，又各有个性，这种强调“人性”的故事一定会很拿人。我还重新塑造了“老韩”这个人，就是陶泽如演绎的这个角色。我想把电视剧和小说的视角区别开来，苏童的原著是从接受改造的妓女角度，而我就从改造妓女的革命军人的角度来写，差别比较大。一个正派的人要去改造那些劣迹斑斑的女性，这中间的碰撞，非常有意思，值得深思。

　　《周末》：创作的时候心里是不是已经设定演员？

　　黄蓓佳：说实话，有，而且都不是现在你们看到的这部《红粉》中的演员。我认为最适合来演男一号的是张丰毅，最适合演男二号的则是姜武。张丰毅形象很正，很适合“老韩”；而姜武是那种温情和宽厚的男人，活生生的一个“老浦”。

　　《周末》：那您对陶泽如和张智霖的表演满意吗？

　　黄蓓佳：说实话，陶泽如的演绎还真是一个亮点，虽然他不是我心中的第一人选，但同样把“老韩”演活了。对于张智霖，在我得知他来演的时候，是非常“愤怒”的。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个有着两个小酒窝、很奶油的大男生，怎么可能演好复杂的“老浦”呢？事实上，他的演技还行。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是非常敬业的。去年国庆，剧组在太湖拍戏，我带着一家老小去探班。当时正下着雨，他们个个灰头土脸，但没有任何怨言，一遍又一遍地拍，当演员也非常不容易啊。

　　《周末》：对于电视剧《红粉》有什么评价？

　　黄蓓佳：基本上我把33集看完了。尽管和我的剧本创作有一定距离，但这个距离是可以接受的。

　　郭可盈：演了一个最不像妓女的妓女

　　虽然人在香港，电视剧《红粉》女主角郭可盈还是通过电子邮件接受了本报的独家专访。

　　《周末》：很多观众对于您来演绎解放初期妓女的角色，表示过怀疑。

　　郭可盈：我听说了，可能因为我是香港演员。但是我能够演“秋仪”是有原因的，首先是制作方福纳公司认为我比较适合这个角色，在与我的经纪公司联系之后，给我看了剧本。我觉得很好，也有兴趣接演，于是他们将我放在了网上选举的候选人名单中，支持率非常高，之后福纳公司与我在内地的经纪公司沟通得非常好，因此就促成了这次合作。

　　《周末》：您本人对于“秋仪”这个角色的理解是什么？

　　郭可盈：秋仪是一个最不像妓女的妓女，而且是妓女中的花魁。可她是被逼做妓女的，因此内心非常痛苦，在遇到了老浦之后，她更是将自己的所有感情都投放在这个男人身上。面对外界时她是很冷漠的，可面对着自己的爱人时她又是狂热的。

　　《周末》：在拍摄中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郭可盈：不是角色的创造，而是我们的拍摄过程。

　　在整个拍摄过程中，我们转移了三个地方，先是在湖州南浔镇，后来又去苏州，最后是上海。在南浔时，有一次和经纪人、助理到一家咖啡厅吃饭，桌子上摆着一个星座球，就是那种放一个硬币进去就可以算出当日运气的球，哪知上面写得非常准，最后我买了一个星座球当做纪念品，带回家去了。到了苏州，我们便玩保龄球。在上海，晚上收工后我都会和经纪人去散散步，聊一聊工作，也聊一聊私事。这次《红粉》的拍摄，让我觉得生活、工作均很充实；以前在香港，收了工大家就各自回家了！

　　《周末》：你满意自己演出的“秋仪”吗？

　　郭可盈：如果满分是100分，那么我想我会给自己80分。这个角色的内心戏非常多，很多时候都是以内心戏来表达人物的情感，因此要拿捏得非常准确才可以做到。值得一提的是我和张智霖之间的感情戏，我们之间的对手戏很少，却又要表现出那种爱得死去活来的感觉，所以难度是很大的，最后效果我还是比较满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