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直辖10年:城市扩张带来生活空间的质变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4月07日13:33 新周刊

  编者按:在重庆,听到《京华时报》和《新京报》的记者说起一件小事。他们在路边擦皮鞋,开玩笑说,擦鞋说不定能占重庆GDP的1%。一个经过的人突然插话:“哪里可能?去年GDP3486亿元,1%就是34亿,绝对不可能。”

  作为继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和香港后,登上《新周刊》封面的第六座城市,2005年,重庆被《新周刊》认为是第N城,试图展示这个城市未来充满的可能性。直辖10年,全国的媒体都关注重庆,但重庆人对城市命运的关注,亦让来自各地的这些记者感到惊讶。

  在重庆5天的采访中,印象更深的却是这座城市的矛盾性——城市急行军中,人和人、城市的一部分和另一部分,正拉开了距离。重庆对整个

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无需说明,为整个国家承担众多责任的这个城市,城市空间扩张是一种必然。这种急速的扩张,带来的是城市的分裂,还是以点带面的提升?城市的基本要素——人的生活变化,人的幸福问题,最终成为了我们的关注点。

  重庆能不能更幸福?

  导语:沿用一个比喻,把中国比作一本杂志,封面是北京,封底是上海,那么重庆和天津将是下一期的重要预告—— 它们同样在寻找定位,同样在贩售未来。10年过去,时钟被拨快的重庆,城市的扩张,带来了重庆生活空间的质变与裂变。

  文/黄俊杰

  站在城市的高处往下看,重庆是被分成两截的。一边是有灯光的、高楼林立的魔幻星球,另一边是没有灯光的、低矮的楼房的隐形城市。普遍的说法是,要考据这座城市的过去和未来,需要前后各10年的时间。

  10年间,这座城市一直在寻找自己的定位,贩售的是自己的未来。时钟被拨快的重庆,城市空间的扩张按独自的规则运行。中间,产生了得利者和失利者,以及市民阶层和生活空间的裂变。重庆无疑是最快的成长之城,它是否也是一个乐活之城?

  显规则:进化

  “主人,欢迎回家!”中国第一家女仆咖啡店,3月8日出现在重庆的沙坪坝。200平米大小店内,壁炉、复古电话和座钟,被热衷享受的人评价为“流露出了欧洲贵族家庭的气息”。在这里,可享受到穿着女仆制服的店员给你倒咖啡,还有10分钟100元的咖啡表演。这发生在200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月均964元的重庆,而不是北京、上海或广州。

  变化也许在1997年前后就已经开始发生。不过当时和“第一家”在一起的是家乐福。1997年,重庆成为它在西部投资的第一个城市,家乐福成为重庆最早的外资大卖场。当时,重庆人的生活已经或多或少地出现了变化,新生活方式已经在重庆萌芽。一个细节是,1996年3月,重庆电信数据局宣告成立,重庆人上互联网充气不再需要拨长途电话。由于技术人员不足,电信数据局副局长尹远到大型企业中干了一事:亲自为客户安装Modem。

  高岩是重庆一家著名房地产企业的总经理,属于对重庆的生活方式紧密注视的人之一。1996年,他的房地产公司推出重庆渝中区第一个花园小区。他回忆道:“当时三峡工程已经开工,重庆市也即将成为直辖市。当时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那种封闭式的、生活配套、设计完善的花园住宅小区正在成为一种住房时尚。我们认为这种新的安居模式一定能被重庆的消费者接受,同时随着重庆市的经济高速发展,也一定会催生出一批这种花园住宅小区的消费群体。”

  家乐福对了,高岩也对了——2000年,重庆成了西部最大的零售业中心,解放碑购物商圈年销售额超过100亿元,成为西部最大的购物中心;2002年,重庆GDP增长率首次超过成都,高岩的公司又推出了重庆第一个低密度、低层的花园洋房,成为了重庆生活方式的引领者。重庆成就了他的事业:“GDP、人均收入较之直辖前都有了很大的提升,老百姓对于住房的需求也在银行的按揭政策推动下开始高涨。重庆人购房的群体在扩大,从一开始购房只是少数富起来的人才可以承受的消费,逐渐扩展为

公务员、白领阶层,现在已经扩展到了普通工薪阶层。”

  10年前,重庆的

高尔夫球只有个别练习场。2000年后,开始出现不到18洞的球场,但至今重庆已拥有5座1 8洞或18洞以上的标准场地,一座新的球场也即将开业。“重庆刚有球场时,球场的品质也不好,球道、果岭都不到位,还常常可见附近农家的鸡犬在球道卡乱跑,在这种球场上打球,常被球友戏称为农家乐,但是经过这几年的发展,球场的品质也都有了很大提升。”在重庆吃螃蟹的高岩,也属于在重庆最早打高尔夫球的人之一。

  在重庆,打一场18洞的高尔夫球,最低价格曾经是339元。网络有一个帖子,问:“拿一个在北京月薪为500 0元的人,可以达到的生活水平作为参照点,那么达到同等的生活水平在其他城市需要多少的月薪来维持?”然后根据物价水平、居住成本、交通成本、城市现代化等因素计算,得出上海是5350元,广州是4750元,重庆是2250元。

  100个网球场和6个高尔夫球场,不代表一座城市的市民就此享有了优质生活,但更多的数字可以证明重庆人生活的质变。10年过去,有数据显示,重庆平均每百户城市居民家庭拥有家用电脑和移动电话分别增长了16.5倍和92.5 倍。重庆不再只出产摩托车,还有福特嘉年华和蒙迪欧;有高尔夫球俱乐部甚至打出了重庆地区高尔夫球全民化的口号。重庆的广场、大剧院、20层以上的写字楼构建着新的城市空间,而“由长江、嘉陵江交汇环绕而成的狭长的舌状半岛的舌尖,商场和写字楼崛起的速度和密度几乎赶得上当年的深圳”,则是一种常在媒体出现的,对重庆的描述。

  显规则:消失

  重庆吸引镜头。试举如下:《疯狂的石头》、《满城尽带黄金甲》、《三峡好人》、《好奇害死猫》、《门》,20 06年最让人关注的几部电影。包世宏、杰王子和韩三明之间并没有相同之处,但可以从几部电影中发现共同秘密:每部电影都在重庆取景或全程拍摄。

  有重庆人抗议《疯狂的石头》把重庆拍丑了,但无损重庆那种“混乱”带来的吸引力。从机场出来,遇到的中央电视台采访直辖十周年的记者,他表达的心愿就是要坐一坐《疯狂的石头》说的那个索道,语气间充满了兴奋。和他有相同心情的人不少。在重庆的融侨半岛,某个楼盘的看楼客走到高台,注意到一条弹簧般的高架桥,然后用几乎同样兴奋的语调要求旁边的人掏出相机,拍他和身后的这条路:“这是《疯狂的石头》的那条路!”然后模仿者众。

  其实这条路叫融侨路——一条螺旋式上升的三层高架桥。背后故事是:这条路花费了6000万,是房地产界一个“ 要卖楼先修路”的例子。可以发现,这个号称可以容纳10万人居住的楼盘,根本就是一个“造城运动”。

  2003年,重庆房产界喊出“重庆进入大盘时代”的口号,这个原来交通和基础设施都几乎没有的小半岛,是地产商在完成楼盘所在地的大部分基础设施建设,引进中学、小学、幼儿园,建成温泉会所,直到出现空地上出现“高楼林立”的景象。根据重庆的业内人士的透露,和这个楼盘媲美的、属于另一国有大企业的大楼盘,重庆也采取这样的方法:开发商负责修一条路,你可以取得路旁的那一块地。

  这是让荒废土地生长出大厦群的快捷方式。但重庆社科院经济区域研究所所长李勇也指出了方式的弊病:“把城市看作一个经济体,政府成了董事长,与民争利。政府利用土地的一级垄断、二级垄断,卖给商人;商人就寸金寸土,寸土寸金,建一些容积率很高的房子。老百姓喜欢买江景房,于是商人就把高楼都修在一个地方。现在,重庆还没有一个限高区,而那些长在岸边的高楼,已经吞吃了我们的天际线和岸际线。”

  《疯狂的石头》中城乡结合部的混乱景象加速消失。“大城市和大农村相互交融是重庆的特点。重庆要规划的不是一个城市,而是一个城市群。”重庆规划局副局长邱建林说。根据政府的展望,2020年,重庆城市人口会超过2200万,农村人口会下降到1000万,城市化率会达到70%以上——要规划的,是“一个城市群”的城市进化方向。

  重庆政府正在倡导“一小时经济圈”,以主城为核心,由23个区县组成,在交通1小时可通达的范围内,形成西部地区最大城市群,经济圈的GDP产出将占全市的90%。在1小时的这个圈内,包含重庆工业五大产业集群,建筑、交通等一切都按城市的标准建设——也就是说,在1小时的圈子内,需要吸引更多的投资,让城市化加速进行。

  这样的城市化进程,并非毫无风险。很多城市模式值得重庆反思,包括过去的青岛、苏州,和已经有企业开始离开的长三角。李勇说:“重庆现在通过零地价招商引资,开发园区土地都很便宜,但这会把整个城市的地价拉高,来弥补园区的那一块。结果是,老百姓生活水准下降,外来投资者占了便宜,政府得到了虚假的GDP——但部分企业将来可能还会走,因为这座城市房价贵了、生活条件贵了。企业等的是土地通过调规以后,成为城市化土地。例如工业地产当初5万一亩,但资产属于企业,今后可以买几百万一亩;然后,企业又可到新的地方,故伎重演。有的品牌的企业,虚晃一枪就可以蓄积上千亩土地,甚至和房地产商联手开发,做其他名堂。”

  潜规则:差距

  杨澜访问重庆的副市长黄奇帆房价问题,黄奇帆有一个回答流传甚广:“北京、上海购房指数没有重庆那么幸福”。他的表述是:“去年重庆主城区商品房平均价格为2700元每平方米,主城区居民月均收入也在2700元左右,基本实现了一比一。”有报道说重庆人月均收入只有900多元,杨澜用这个数据反驳。“这里边有一种是按照人均GDP算的,包括老人小孩。职业人群的月收入相对较高,是2600多元。”

  房地产创造的200亿元税费,占重庆财政1/3以上。“重庆市目前的房价不要说与其他直辖市比,就是与一般省会城市相比也偏低。”不过,作为房地产开发商,高岩认为目前的房价并不高。

  房价不高,很多人还是买不起。“重庆是10年前的上海”,黄奇帆的话,让人思索重庆会否陷入上海式的发展逻辑中。重庆难以模仿上海——700万农民离开农村到城里打工,400万左右是到沿海打工,300万左右是在重庆各个区县的城市和主城打工。重庆地区广大,“人均”包括更多偏远地区,所有的根据数据分析都变得复杂。

  “说老实话,老百姓口袋里其实没有多少钱。”李勇说,“重庆修的高楼非常多,很多空空如也。这是一个产业工人比较聚集的地方,产业工人靠的是工资,工资也就800到1000元工资的水平。”

  “重庆的中产阶级还没有培养起来。”当李勇发出感叹,“重庆向北”这句开发商的广告词已经成为重庆北部新城的口号。《地产新闻》杂志有一个概括,从2001年挂牌到现在,重庆北部新区驶入快车道,“成为重庆中产阶级、富有者的住区,则是它的社区定位。”

  潜规则:裂变

  对重庆的加速城市化和正在倡导的“一小时经济圈”,有城市专家担心会分裂城市的空间。“渝中区2005年年底到2006年,人均GDP4333美元,达到了东部的水平;可是在三峡库区的巫溪县,人均连3000人民币都没有达到。1小时经济圈一划,很凑巧,圈里所有的区县都达到1000美元;而过了这条线,却没有一个区县能达到1000美元,包括计划要成为重庆第二大城市的万州。”重庆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院专家委员会主任雷亨顺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他参加过两次关于重庆的重要表决,一次是修建三峡水库、一次是让重庆成为直辖市,属于最关注重庆发展的人之一。

  “单看主城这一块,变化翻天覆地。但就在沙坪坝区的一个小山包,马路漂亮,车子平时就绕着山包跑。但到今天为止,山包上的一部分人连公共厕所都没有。因为,那个地方是孤立的山包,计划彻底改造,所以投资商谁也不愿意出这个钱,而完全靠政府,政府也拿不出那么多的钱。”这是雷亨顺举的第一例子。

  “万州的城市移民,包括库区移民都安排得很好。住房、生活条件、交通都很好,每家每户都有电灯、电话,原来老百姓想得很天真,还要求在每家楼下都留个铺位,房子下整一排都是卷铁门。问题是,如果在闹市里,他们搭个帐篷卖面条都有收入,但现在,东西买来买去的就是自己的邻居,他们根本没有收入。住在城市里,没有收入怎么办?政府花了钱,房子盖得也很好,但城市建设不能用把他们集中起来的办法,需要改变城市发展的思想。”这是雷亨顺举的第二例子。

  雷亨顺是一路看着重庆发展过来的人,既理解重庆对发展的欲望,也看到急速发展带来的问题。在他看来,重庆是独一无二的城市,在全世界,找不到一个和巨型水利工程如此密切相关的、人口稠密的城市。也因为如此,重庆更应该关注生态环境和市民福利,关注城市低收入者和库区移民的问题。

  “重庆只能吃补药,不能吃泻药。”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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