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行善可自卫

　　当贫富差距达到社会无法承受的程度：富人行善可自卫

　　文［英］理查德·汤姆金斯

　　过去，成为大慈善家有个额外好处：人们会为你竖起一座雕像，以表敬意，你将由此获得一种满足感。以乔治·皮博 迪为例，这位19世纪的美国商人在移居英国之后，产生了在全伦敦建造社会福利住宅的兴趣。像他的皮博迪房产一样，他坐 在椅子上的雕像被安置在伦敦的黄金地段，其对面就是针线街上的伦敦证交所(LSE)旧址，后者前些年才刚刚搬走。他的 传记作者评论称，皮博迪坐在了“大英帝国最昂贵的椅子”上。

　　的确，很少有商人能进入伟大的领袖、战士、哲人和诗人之列，并在塑像中成就不朽的声名。

　　不过，人们也会问，是什么驱使那些毕生都在赚钱的人把所有钱都捐出去，做出如此明显的利他主义和慷慨大方的无 私行动？——他们赚钱时往往都是很无情的啊。

　　“上帝之所以令有些人富有，惟一的原因是他们可能会帮助穷人。”当变革导致的贫富差距大到社会无法容忍的程度 时，要么富人必须变穷，要么穷人必须变富，慈善事业由此成为缩小鸿沟的一种方式。

　　1.他们只是交出过剩的财富

　　至今为止，还没有人为微软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和投资者沃伦·巴菲特立像。他们向慈善事业捐赠了巨额资金，而 且可能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慈善行为。

　　简述一下盖茨和巴菲特承诺的捐赠：去年6月，巴菲特承诺，将把他在伯克夏·哈萨韦公司的财富、价值约370亿 美元的股份捐给慈善事业，其中310亿美元捐给比尔·盖茨基金会。由于盖茨自己的捐赠，盖茨基金会目前已成为美国最大 的基金会，获捐金额超过290亿美元。

　　对于这些捐赠，或许任何愤世嫉俗者首先注意到的是，它们没有任何自我牺牲。盖茨和巴菲特只是交出了过剩的财富 ，这意味着其中一部分钱对他们而言没有其他用处。

　　最新的《福布斯》杂志亿万富翁排行榜显示，盖茨目前仍是全球首富，甚至在他作出捐赠后，其财富仍有难以想象的 500亿美元；而巴菲特目前估计拥有约440亿美元财富。传媒声称，巴菲特的捐赠是“利他主义的非凡捐赠”和“令人吓 掉下巴的慷慨之举”，但他仅仅捐出其中的85％，还剩66亿美元的“零钱”。

　　从这种程度上讲，和这两位亿万富翁相比，与一个要饿死的朋友分享自己面包皮的穷人，当然是更伟大的利他主义者 。

　　在没有准确猜出他人行为背后潜意识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大胆地说出，其潜在动机——可能是内疚，或者是人性责任 感，抑或是一种模糊的迷信看法，认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2.16世纪史上第一个慈善黄金期

　　可能还有另一个原因促使巨富们大规模参与慈善活动，回顾一下历史，这个原因就会更为明显。

　　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学院财富和慈善中心主任保罗·舍维什表示，如今，由于超级富豪数量不断增加，我们正进入 一个慈善活动黄金时期。《福布斯》的数据显示，过去20年，全球亿万富翁的数量从140位激增至793位，而舍维什表 示，至少在美国，“财产价值越高，其流向慈善组织的比例也越高。”

　　但这并非第一个慈善活动黄金时期。早在16世纪的英格兰，富商和地主便发起过消灭贫困的运动。在一定程度上， 正是这一运动开创了现代的慈善事业。

　　在这之前的中世纪，慈善捐赠主要是一种宗教行为。虔诚的信徒将钱物捐赠给教堂，而教堂则为穷人提供救济。

　　但在宗教改革之后，英国从中世纪进入现代社会，农业革命开始。在封建社会，家庭都以农耕为生，但为了牧羊而发 生的圈地运动终结了封建时代，因为养羊只需要很少的劳动力。接下来，羊毛生产活动带来了英国早期的工业化，然而，农业 人口减少的结果却是数量惊人的无家可归者，以及随之而来的贫困和饥饿。

　　已故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W.K.乔丹曾编有《1480年至1660年英格兰慈善史》一书，它记录了社会发展导 致的一个矛盾现象：一方面，那是一个繁荣时期，商人和地主成为了巨富；另一方面，许多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贫困。

　　乔丹写道：“贫富阶层的差距不断扩大，令整个社会不安，这也是引发大量慈善捐款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大量慈善捐 款成了那个时代的特征。”

　　3.17世纪对穷人造反的恐惧

　　随着17世纪的到来，贫困潦倒的穷人在英国已是随处可见，终于引发人们对起义的真实恐惧。在女王伊丽莎白一世 统治时期，英国议会对社会动乱的威胁作出了反应，通过了赈济穷人的立法，并于1601年颁布了《英国慈善法》，为建立 长期慈善信托基金制定了法律框架。

　　扶贫立法本可授权地方官员向当地征税，但事实上，这一扶贫救济从来都是一种最后选择，用于应对私人慈善力量的 不足。而商人和地主们大量捐赠，最终使得官方扶贫不那么必要了。捐赠者不仅使用新的慈善信托机制消除贫困，而且还成立 了学校和医院，并建立捐赠基金，以改善他们的社区。

　　正如乔丹所说的：“在一个非常伟大的瞬间，各阶层的私人捐赠者作出了一个历史性决定。这可能是无意中作出的， 但更重要的是，那些商界精英不仅塑造了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还树立了社会责任的伦理规范，后者则成为了自由社会的特征 。”

　　4.19世纪末富人行动失败

　　孕育了第一个慈善业黄金时代的环境，又出现在第二个黄金时代：19世纪后半叶。社会再次处于激烈的社会及经济 变革之中，而这一次的原因是工业革命。在那些从科技变革中赚取大量财富的人，与在迅速扩张的城市中忍受贫困折磨的人之 间，再次出现了巨大的贫富差距。那些私下里虔诚信教，但在公共目标上信奉人道主义的富人再次行动，发起了一场减缓贫困 的大规模运动。

　　与上一次不同，他们这次失败了。数千个私人慈善和信托机构无组织的行动，完全不能应对都市化、工业化时代存在 的社会问题。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国家必须承担公共福利的首要责任。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这一点导致慈善事业在20世纪 的大多数时间里呈衰退走势。因为福利国家开始提供养老金、全民教育、免费保健以及失业津贴，对慈善团体的需求也就减少 了。

　　5.20世纪国家成为福利主角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美国，慈善事业也经历了一段黄金时期，原因是安德鲁·卡耐基和约翰·洛克菲勒等所 谓强盗式资本家，在工业化过程中获取了巨额财富。但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美国的贫富差距也显著缩小，因为该国(至 少暂时性地)倾向于社会民主主义，比如执行较高的税收标准、社会保险及最低工资制度等。

　　人们通常认为美国缺少欧洲式福利，但即便如此，该国2006年为失去配偶的人以及伤残人士，支付了5390亿 美元的社会保险、养老金以及津贴。这一状况证明，税收已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慈善事业。

　　这也意味着，即使盖茨全部的500亿美元——世界上迄今为止最大的一笔私人财富——都被用于为国家社保预算提 供资金，只要一个多月它就会被全部花光。

　　6.富人行善出于自卫

　　那么，如果我们的国家福利还保持这种规模，我们现在为何还能迎来第三个慈善事业黄金期？答案与前两个黄金时期 的形成原因大致相同：一如当初，我们再次处于一种或者说两种革命之中：科技革命，以及与之相伴的全球化；一如当初，变 革带来机遇，从而产生巨额财富；一如当初，我们发现贫富差距正在加大——只是这一次，贫富差距在美国和英国没有变得那 么大。差距扩大发生在西方的亿万富翁和其他地方的赤贫人群之间。

　　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一种模式：一场社会及经济革命发生；一些人从中获得巨额财富；贫富差距达到社会无法负担的 程度；于是新兴的富裕阶层放弃他们的部分或全部财富，以求缓和危机。

　　这样看来，慈善事业可以说是起到了安全阀的作用，甚至是一种社会控制形式。

　　终于，我们找到了推动富人行善的因素：自卫本能。毫无疑问，各类善举存在其他动机，既有高尚的也有不光彩的。 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当变革导致的财富差距大到社会无法容忍的程度时，要么富人必须变穷，要么穷人必须变富，慈善事业 由此成为缩小鸿沟的一种方式。

　　(英国《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