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彩中心利益乱局并非仅在垄断纸张购买

　　“自肥”秘密

　　审计公告显示，由体彩中心向所办的两家公司超额支付发行费，使其获利高达5.58亿元。

　　事实上，张伟华治下的体彩中心利益乱局，并非单单表现在垄断纸张购买。

　　2003年，刘国生开办的负责印制彩票的“乐利达公司”和负责彩票软件开发的“电彩公司”全部退出了中国的体育彩票市场，这两家公司的业务，被体育总局新成立的中体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简称科技公司）和北京中体彩印务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印务公司”）替代。

　　京城东南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栋白色四层小楼里，科技公司和印务公司坐落于此。

　　工商资料显示，科技公司成立于2002年12月，注册资本2000万元，发起股东有三：体彩中心占股66％，北京华体实业总公司占股33％，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基础基金管理中心占股1％。

　　印务公司成立于2003年1月，注册资本1000万元。第一大股东正是科技公司，持股40％；北京华体实业总公司、中国体育报业总社为并列第二大股东，两者均为国家体育总局全资所有。

　　科技和印务公司与体彩中心的紧密关联不仅表现在股权投资上，还包括人事。科技公司首任董事长便是时任体彩中心主任的孙晋芳。

　　来自体育总局内部的消息称，这两家公司创立之初，经总局有关领导指定，当时的彩票中心主任孙晋芳任两公司法人，但是她不同意违规把彩票的节余资金调到两公司，为此，孙晋芳被从体育彩票中心调走。但这一说法未经证实。

　　“孙晋芳离开后，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主任一职，由计财司司长张昊兼任，实际的管理大权落在张伟华之手。”刘国生说。

　　而就是在张伟华实际操控体彩票中心的阶段，通过公司运作，体育彩票发行产生的巨额收益，以公司利润的形式名正言顺地留在两家公司手中，再以股东分红的形式在体育总局系统内分配。

　　按照财政部《彩票发行与销售机构财务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彩票公益金和发行经费缴入财政专户，按照‘收支两条线’原则进行管理，专款专用”，彩票发行单位对于节余资金的使用，采用“收支两条线”的办法：收入要上缴；而日常的开支如彩票印刷、发行等费用，则要经过申请获得批准。

　　但在熟悉此行业和有关内部人士介绍，正是有了彩票科技公司和彩票印务公司，体育总局得以把彩票发行节余资金转移到本单位。

　　“两公司说自己花了多少印刷费，就是花了多少。”刘国生说，以印刷费为例，按照规定，印制公司用了多少钱，彩票管理中心就应该向上级申请多少钱，但国家体育总局自己开公司，就由两公司来支付印刷费用，达到自肥的目的。

　　2005年6月28日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关于2004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和之后9月发布的审计公告显示，2003年至2004年，国家体育总局决定，由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向所办的两家公司支付体育彩票发行费9.69亿元，用于彩票印制、发行，但支付的发行费超过实际需要，在扣除全部成本费用后，两公司获利高达5.58亿元。

　　照此计算，两年股本收益率为2149％，这个收益率相当于一个彩民花了2元钱，却买中了4298元的大奖。区别在于，彩民只有很低的中奖率；而这两家公司，却是买一次，中一次。

　　不开工也赚大钱

　　这家“豪华”印刷厂一直没有生产体育彩票，但连续三年赢得巨额利润，其将订单发包后加价卖给体彩中心。

　　但一个事实是，具有高投资回报的中体彩印务公司，其下属的印刷厂却一直没有开工。

　　2003年，在刘国生的乐利达公司退出之后，体育总局投资上亿元从瑞士引入了最先进的彩票印刷设备，在北京亦庄开发区建造了一个现代化的彩票印刷厂，由乐利达的垄断进入体彩中心自身的垄断。

　　印刷厂的负责人为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刘锋。刘曾在去年8月初和张伟华同时被检察机关批捕，后被保释。

　　刘国生和刘锋关系不错，2006年4月份见到刘锋时，看到他腰围见长，就开他玩笑说：“你的肚子尺寸已经超过资本家标准了。”刘锋当时笑笑，向刘国生抱怨起自己彩票印刷厂的经营问题：“张伟华不给我任何订单，所以工厂一直没有开工。”

　　《中国青年报》报道披露，这家“豪华”印刷厂于2005年9月竣工，的确一直没有生产体育彩票。

　　而本报记者调查发现，更大的疑问在于，印刷厂一直没有开工，但是所属的印务公司却连续三年赢得了巨额利润。

　　北京市工商局的年检报告显示：2003年、2004年，刘锋的印刷厂所在的印务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为8551.84万元、1.2亿元。

　　“根据我的了解，体彩中心给外厂的订单是通过北京彩印公司，用来料加工形式发出去的，再把外厂印成的彩票，作为印务公司的产品，加价卖给体育彩票中心。”刘国生说。

　　刘锋也曾多次向刘国生抱怨，“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有自己的印刷厂，仍有订单不断流到北京金华印刷厂等外厂。”

　　在有关专家看来，投资过亿的印刷厂，建成不印彩票，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管理上的混乱，并造成国有资产的浪费。

　　另外一方面，体彩中心负责的这两个暴利公司，成为调整中央和各省市彩票中心利益关系的工具。

　　2003年12月，在科技公司成立周年之际，体彩中心减持股份至36％，将另外30％的股份以每股2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全国30个省区市的体育局的指定机构，每省受让1％的股份。由此，科技公司股东增至33个，从国家体育总局到各省体育局，利益均沾的格局开始形成。

　　一则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彩票的年销售额自2000年起进入狂飙突进的增长期。当年彩票销售收入181亿元，2001年为288.87亿元，2002年为385.72亿元，2003年是401.4亿元，2004年则为380.57亿元。

　　亟待彩票管理立法

　　“办法”规定体彩“管发分离”，但如何委托发行，是否必须引进公开招投标机制，仍是法律空白。

　　在去年张伟华落马之前，刘国生就从网上开博客直陈中国体育彩票管理漏洞，并取栏目“闲话彩票”，里面多涉及体彩系统内部问题，而在张伟华被捕之后，还多有办案人员多次依据其博客中提到的线索向他核实证据。

　　刘国生不否认体彩曾给他带来的巨额利润，但他表示“这辈子假话说得多了，想说几句真话，总是前怕狼，后怕虎，下不了决心”，这次要“赶在死之前把想说的话说完”，旨在呼吁改变中国彩票业积弊。

　　按照刘国生等业内专家的介绍，目前中国彩票业至少存在三大问题，第一，彩票无法可循，政策代替法律，对策压倒政策，人治高于一切；第二，内部管理混乱，省市不服从中央，领导只关心自己的彩票销量和收益，多浑水摸鱼；第三，缺乏外部监督，自己监督自己，等于没有监督。

　　“彩票有政策做保证，就是交给‘白痴’去发行，也能赚钱。”刘国生说，这是原民政部部长崔乃夫亲口对他讲过的一句“名言”，和国外相比，中国彩票业滞后之处在于没有法制化。正是因为法律的空白，为体育彩票的监管者和张伟华本人，提供了“自肥”的机会。

　　《中国青年报》报道称，2001年年底2002年年初，财政部相继制定了《彩票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规定》、《彩票发行与销售机构财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明确规定，彩票公益金、发行费用必须实施“收支两条线”管理，纳入财政专户管理。

　　具体到体育彩票，《办法》中规定必须实行“管发分离”体制，即管理工作由体彩中心负责，发行销售委托给公司操作。

　　但如何委托，委托给谁，是否必须引进公开招投标机制，《办法》中缺乏操作细则，法律至今仍是空白，成为彩票管理体制最大的硬伤之一。

　　而正是这一巨大的空白，使得体彩中心在《办法》出台后组建了两家公司———“中体彩”和“北京彩印”。表面上看是“管发分离”了，但实际上为审计报告中所曝光的体彩中心虚增成本、向两家公司转移巨额发行成本费用于发个人奖金、购买高档办公场所等，提供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在2002年以前，彩票发行费占彩票销售收入比例一度高达20％，2002年后调整为15％。以此测算，中国两大彩票发行机构的发行经费，2000年至2004年分别为36.2亿元、57.77亿元、57.85亿元、60.21亿元和57.1亿元。

　　但在国外，此发行费仅为10%左右，《财经》杂志报道指出，彩票发行费用已经成为发行单位的重要收入，滋生“自肥”等现象。

　　国家行政学院张占斌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要规范彩票发行机制，最重要的是依法治理，建立有效的监管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