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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中国文人是半个牧师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4月17日10:10 南都周刊
韩少功(1953——),作家。 记者 陈坚盈 乡村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 南都周刊:有人评论《山南水北》是新寻根文学,它和你以前的作品相比,有什么不同之处? 韩少功:对于“根”可以做各种各样的解释,比如说传统文化是你的根,底层生活是你的根。宽泛理解的话,我觉得文学就是走出小圈子,走出书斋,向我们现实的和历史的记忆,展开我们搜索的方向,说它是新的寻根文学,这个我也不反对。关于“寻根”多年来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争论,有些争论是必须避开的,对于《山南水北》来说,不用“寻根”这个词,可能我也会很高兴。 南都周刊:能从《山南水北》中隐约读出你的记忆,当初你选择去乡村生活,这跟你的记忆有关? 韩少功:当然,我想核对一下,看看我三十年前看到的那个农村是不是真实的一个景象,我需要经过三十年沉淀以后来校对一下我的方向。事实上,农村跟其他的社会阶层没什么区别,它有沉沦也有挣扎,有沉静的东西也有非常令你感动和开心的东西。我们有时候会把帝王的生活跟囚犯的生活区别得很大,当你真正深入进去,你可能发现帝王也就是一个囚徒,这两者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其实我没有把农村看做是一个天堂,我也没有把农村看做是一个地狱,我更看重的是它存在的一种人性的丰富性。这种丰富性我在农村更容易接触到,虽然城市也有。 南都周刊:通过这几年的乡村生活,与之前相比,你对乡村和农民的看法产生改变了吗? 韩少功:有很多新的发现,比如想象中的农村非常衰败、落后,人们的情绪非常低迷,我下去发现其实也不是这样,我发现乡下很多人生活得很快活,比城市的人还活得快活,这种情况让我觉得很新鲜,他们为什么快活?为什么我觉得应该焦虑的地方他们不焦虑?我认为这是另外一种生存的方式,另外一种文化状态,它存在于我们周围,而我们却把它排斥在视野之外,作为一个文学家来说,这是不应该的,文学家至少应该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多种生命存在,他们的存在方式有各自的合理性。 自己做自己的帝王 南都周刊:你强调我们抱着城市优越性去看乡村是不对的,而你作为一个“业余农民”,一个“过客”,在面对乡村和农民或者对他们进行思考的时候,心灵是怎样一种精神状态? 韩少功:写作需要一种新的刺激,需要新的营养和新的动力,这些东西在一个同质化的环境里面会遇到一些困难,同质化的交流会使交流的效率和品质变得非常可疑,而当你跟一些异质性的东西接触的时候,可能就会产生一些异样的效果,比如城市跟乡村的交流,尽管进行的结果可能是一个畸形儿。我不敢说我一定了解我的写作对象,不管他是一个农民还是一个城市市民。也许我永远没办法真正了解我的写作对象,但我觉得这个不重要,在对他们了解的过程中,我会改变我自己。 南都周刊:乡村生活能够唤醒你的记忆,它是你追求自由、追求幸福的一种方式? 韩少功:当然。在那里,我一边接近活的文化,接近当地的人,也一边接近死的文化,比如典籍上的,我带了一套二十四史。我将活的文化跟死的文化参照起来读,感受非常深。每个人的存在,都有在小范围内一个选择的权力,这是人都有的主动性。这个人的选择可能对整个社会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当你选择自己的生活的时候,你就具备了无上的权力,你就是你自己的帝王。可能每个人的方式不一样,有些人喜欢出去旅行,我对旅行兴趣不大,我希望能在一个地方待长一点。 南都周刊:中国有很多描写农村生活和农民的文学作品,它们对农民的描写似乎喜欢“妖魔化”、“典型化”,你对农民的思考是否拒绝这种“典型化”? 韩少功:《山南水北》的写作正好是这样,给读者提供一个他们接受的观念之外的东西,打破他们已经沉淀的东西,而这些沉淀的东西也许是我们的某些观念,某些教条和已经狭隘化的经验。文学要做的事情,就是使他们动摇,使他们产生新认识的可能性。张承志说,文学是一个人反抗全社会,全社会当然指的是主流的具有统治性和霸权性的认识模式。我不喜欢那种简单的、标签式的描写,比如这个是落后的保守的、那个是改革的,真正的农民完全不是这样的,每个人的身上也许有几个人的影子。 南都周刊:跟你以前的作品相比,《山南水北》似乎更不考虑文体和语言,你称这是“更冒险的写作”,这种冒险在你的写作中是有意识的吗? 韩少功:这是写作的技术和手法问题,也属于形式问题。有一位欧洲艺术家说过最好的形式是没有形式。当然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按照古人的说法是大象无形,我们不一定能做到。张牙舞爪也是一种形式,简单自然也是一种形式。现在,我更喜欢这种表面上看起来很朴素,但其实并不简陋的自然表达。 作家要给自己创造自信心 南都周刊:在当前特定的历史时期中,怎样看待文学面临的问题? 韩少功:九十年代以来,好的文学作品还是有一些。但总体来说,文学的锐气在相当部分作家和评论家中间丧失。在中国,很多条件都具备,比如社会现实生活的经验,文化信息,但是我们在文学中,只能出现一些小花小草,而没有长出大树,为什么没有?我觉得作为作家,还是要更争气一些,也要给自己创造自信心。我们现在所遭遇的时期,是全球性的一个文化危机时期,在西方的基督教、中国的儒家衰落以后,我们正处于一种彷徨的状态,我们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人类的勇气、力量和知识的储备,正处于不足的状态。所以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答案很少,破坏性的东西很多,建设性的东西很少。 南都周刊:有人指出,文学越来越不受社会重视,这种情况的出现让文学获得更多的自主性,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韩少功:这个说法有点道理。当人家不关心你的时候,你当然可以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当人家关心你,你就得付出失去自由的代价。但话说回来,如果人家都不关心你,那你还有什么理由存在?所以这也是文学面临的一个两难的问题。然而,我们应该看到。在西方,文学的道德负担稍微轻点,它的道德被宗教管了,不需要文学来管道德,而在中国,情况不是这样,中国人长期以来缺乏宗教信仰,很多人基本上没有自己的道德底线,这促使文人有时候成了半个牧师,从整个中国社会大背景来看,这给文学形成了一种要求,一种压力,无形中也给了文学很多的道德负担。 南都周刊稿件,转载请注明,违者追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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