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虹：监管缺位必然导致伪慈善

　　杨虹

　　胡曼莉，倒了。“中国妈妈”的伪慈善面目被彻底戳穿了。虽时间长达7年，几经波折，但她还是被击倒了。然而，胡曼莉事件之于中国慈善事业来说，却兼具着多重意义。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曾说过：行为是由制度决定，胡曼莉事件再次证明了这一点。正是由于失于了制度约束、监督，胡曼莉个人的欲望被手中的社会资源唤醒，行为偏离了正确轨道，于是，光环成为欺世招牌，慈善成为敛钱工具。胡曼莉事件，将会使更多的人从制度层面上来反思中国的慈善事业。据了解，备受关注的《慈善事业促进法》正在起草当中。民政部副部长李立国透露，起草该法有两点新思路：慈善资金的使用必须体现捐赠人的意愿，要对慈善资金的使用效果进行考核。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使善款能得以善用，保障慈善的公信力，是慈善立法的一个重要价值追求，是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

　　胡曼莉的倒下还折射出另一深层次问题，即我们社会慈善文化的整体缺失。慈善文化的核心是利他主义，这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早已有之。但中国的慈善文化更多的是侧重道德教化功能，行善图的是良心上的满足，而非出自个体的本能意识，中国慈善事业因此而呈现出封闭性和内敛性。而西方的基督教则将慈善作为一种他律要求，教徒有一种外在强迫性，行善与否会有截然不同的来世，于是，行善成为西方人生活的常态。世界首富盖茨夫妇就曾经表示，他们只会给3个孩子留下数百万遗产，其余财产都将捐给慈善事业。这是因为他们处在“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的慈善文化氛围之中，他们内心深处充溢着对他人的同情与关爱。

　　也正是由于慈善文化的中断、缺失，影响着我国慈善政策的制定、慈善机构组织的完善。当前，慈善机构行政色彩浓厚，这必然导致权力的日益集中和“威权化”，极易滋生腐败；同时其民间功能的日益萎缩和“侏儒”化，无形中丧失了引导社会的主体地位。

　　在当今市场经济的环境中，旧的道德传统已不适应新的环境，新的道德体系尚未成形，这中间的“断层”如何衔接？这就必须从胡曼莉事件中汲取教训，从中外慈善文化中提炼精华，融合创新出具有时代特色的慈善文化，为构建新的道德体系增添新的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