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未都：分享收藏 让物质转变为精神

　　马未都，汉族，1955年生于北京，祖籍山东荣城，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的创办人及现任馆长。

　　采访-本刊记者 蒋晔 图-马未都 提供

　　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在北京机场路边的一栋小楼里，以收藏古陶瓷与古代家具闻名，是北京首批私人博物馆之一。博物馆藏品丰富、品质上乘，很多展品难得一见。而典雅大气的展厅环境同样会给人以深刻印象。馆长马未都年过50，头发花白，口若悬河。他的人生经历与他的收藏一样丰富。他插过队，当过工人，后因发表小说被调入中国青年出版社，成为《青年文学》杂志的编辑。那时，他26岁，对于一个没有完整文化学历的人而言，无疑他是幸运的。至今，他都很感谢中国青年出版社，他说“出版社对我恩重如山”。当年，他是从工厂直接调入编辑部的，而且，他还获得了中级职称的业务认可。

　　做编辑时，他便喜欢收藏，经常把有限的工资用于购买古董上，时常还卖掉家里的电器。买了古董后，他乐滋滋地拿出来与人分享，但那时，没几个人理解他。在十年文学编辑生涯后，他进入影视圈，与人共同创作了《编辑部的故事》《海马歌舞厅》等电视剧剧本。没多久，对收藏的热爱再次让他放弃，他专门干起了收藏。从上世纪80年代起收藏到90年代，他的收藏已具规模，陶瓷、古家具、玉器文玩等藏品逾千件。在拥有大量藏品的基础上，他写下了《马说陶瓷》《明清笔筒》《中国古代门窗》等文物鉴赏、研究的专著和上百篇文物研究论文小品文章。随着藏品的增多与各种研究著作的出版，他逐渐成为收藏圈里的专家。

　　1992年，他申请成立私人博物馆，因为各方面的条件不成熟未果，1996年，终于得偿所愿。如今，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吸引了国内外许多知名人士：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华盛顿博物馆、西雅图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馆等海内外研究机构的专家同行曾专程前来交流切磋。王光英、铁木尔·达瓦买提、汪道涵、李铁映、龚心翰等国家政要曾经兴致盎然地参观过博物馆。另外，香港实业家李嘉诚、全国政协常委徐展堂，IBM、时代华纳、杜邦、摩根财团、美林财团、通用、诺基亚等大公司负责人，美国大使、英国大使、德国大使、瑞士大使、瑞典大使、意大利公使以及许多驻京外事机构的有关人士也成为博物馆的座上嘉宾。隔三差五地他还专门为爱好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国驻京使馆、商社人员讲上一课，例如如何鉴赏和收藏中国的古典艺术等等，无论身份，无论皮肤黑白，都认真地，兴致勃勃地听他授课。

　　“原来觉得给人编辑稿子是我一生的事情，后来发现不是，文物对我有更大的挑战，我就迅速地转到文物上。文物除了知识上的收获外，还有财富的增值。上世纪80年代，文物不值钱，但后来，价格越来越高。”谈到自己的“转移”以及后来的成功，他说都在一个“早”字，他说自己碰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夹缝”：没人开始收藏时，他就怀着浓厚的兴趣与刻苦的劲头去钻研古董。不光“早”字，另八个字对他也很重要——自信、坚强、认真与宽容。那是他的人生观。

　　“自信源于你对知识的把握，不然，人一问你什么你就慌了；坚强不是表面的坚强，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而是内心的坚强，一个人的人生就算再顺利都会遇到艰难困苦的时候，所以要保持内心的坚强，不能碰到问题就垮了；认真，一个人要把事情做好，做成功，没有认真的态度肯定不行，认真是对自己而言的；宽容是对他人、对社会，要宽容社会的一切不足之处，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有很多不足之处，对此该抱宽容的心。”如此人生观下，他的成功背后不光有幸运、勤奋，还有某种精神的力量。

　　以下为访谈部分——

　　分享收藏，文物里有文化与历史

　　记者：古人有藏富的习惯，所谓“秘玩”，而你却将自己的收藏公诸于众，为什么？

　　马未都：藏富的观念很土，好东西藏起来，不让人看。这种观念应该摒弃。好东西应该与人分享。80代初，我做展览时，从早到晚都在现场跟人聊天，与人分享对藏品的各种看法，很有乐趣，当时就想做一个博物馆。大家都来看，“观复”，就是反复看，揣摩，分享各种经验与乐趣。多好啊。

　　记者：收藏并不是少数人的事情？

　　马未都：我原来错误地认为收藏是少数人的事情。收藏有知识与金钱的两道门槛，它不可能是多数人的事情。中国呢，现在却是多数人在做了。我碰到一个收入很低的职工，她让我帮她看看她在潘家园买的一块玉，她的生存状况很不好，但她在做收藏。后来，我想我原来的观念是不成立的。收藏对所有人，无论贵贱，都有诱惑，那是一种文化上的诱惑。即便他是冲着金钱的诱惑去做收藏的，但他也避不开知识，在收藏的过程中，他必然学习、接受与文物相关的知识点。这样来说，多数人去做收藏能提高文化修养，是好事。

　　记者：对于文物收藏，你提出了“在途”与“在库”两个概念。

　　马未都：“在库”是指文物进入博物馆，或是大收藏家那里，大收藏家生前是不会卖自己的收藏品的。“在途”，文物都是经纪人买的，或投资者买的。西方一般情况下，“在库”比例超过“在途”，但我们正好相反。真正愿意收藏、玩得起买得起的收藏家很少。

　　古代的情况也不同。古人做收藏的都是富人。对于文物的热爱主要是出于对古代文化的热爱，对于很多智者来说，收藏与鉴赏文物是对他更强智慧的挑战，他一辈子都在做收藏，但往往收藏不过三代，到了第三代，宝物往往就散了，所以古人经常发出宝物聚聚散散的哀叹。我们今天是商业社会，以文物进行投资，也无可厚非，只要是能挣钱，就收藏了。问题是，如果所有人都是“在途”，没有人“在库”的话，这个市场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市场。健康的市场，该是“在库”的比例多于“在途”。我的看法：不管“在途”还是“在库”，只要他进到这个收藏市场中来，就有被文物背后的文化与知识所吸引的可能性，就有可能起到重视与传播文化知识的作用。我做博物馆就是想让更多的文物“在库”。

　　记者：包括对文物所体现的文化的分享？你多次强调过，文物是一种文化。

　　马未都：对。收藏成为社会热点时，有一些标志性的特征出现。第一是官方的提倡，20年前官方是不提倡收藏文物的，今天，官方是提倡的。北宋、晚明与康乾盛世，官方也是提倡的。第二是出版物急聚增加，在我喜欢陶瓷时，中国就两本书，《中国的陶瓷》和《中国陶瓷史》，今天，全中国得有2000多本陶瓷的书，这以千倍增长的速度反映了收藏的升温。第三是作赝成风，中国历史上所有收藏盛世，赝品会大量涌现。

　　收藏作为一种文化，首先是本国文化，全世界最贵的东西都在本国出现。我们中国文物以前很便宜，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不重视，我想中国的收藏照现在的速度发展下去，全世界文物艺术品收藏最贵的记录肯定是在中国创下的。文物的价格高低能表明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的尊重态度，过去，我们对自身文化是不尊重的，持批判态度。我们的文化厚重，收藏能使我们认识与尊重本国文化。这些古董会变成一种力量，会改变一个人、一个国家与一个民族的现状。另外，文物也反映了本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推动作用。例如，中国陶瓷不仅是对中国文明的贡献，更是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中国文物的历史能表明中华文化的延续性与丰富性，每一件古董上都有历史的痕迹。通过对文物的观看、把握与研究，不仅可以了解我们文明的发展史，还能对中国人的文化进行反思，里面哪些弱点值得反省，有哪些优点应该继承与发扬。

　　物质转变为精神，快乐就出来了

　　记者：今天，你凭借收藏也算一富人，卡耐基说过“一个人在巨大的财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你怎么看？

　　马未都：卡耐基说的财富指的是现金。他是美国慈善之父。我们知道社会对于人的重要性之一在于社会制度的优越，现在我们的社会制度好，我们的生活就好。当你知道社会制度的好处，当你知道你在文物面前只是一个过客的话，你就知道你自己有多么渺小。我们的传统是要把好东西留给亲人，但是，这个观念现在要改。如果我有能力掌控一笔财富的话，我就要把它有效地完整地留给社会。好东西要留给社会。现在我们的博物馆建立了理事制，由全部理事承担起对这个博物馆的社会责任，不会因为某个人的离开而散了，博物馆作为社会财富会一直延续下去。

　　记者：财富的延续性里有什么价值产生？

　　马未都：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很世俗，总是以简单的物质价值的高低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准。你的成功与财富有关系，这是社会观念的信号。但是，当你的钱不能完全消费掉时，它就有可能转变为精神。我做博物馆，就很想拿物质换精神。我不认为把所有文物卖掉，拿了一把现金就很快乐——这种做法有朋友建议我做——但是我不喜欢那样。我觉得开博物馆很有意思，并且将它作为社会财富延续下去，我喜欢这样而且炫耀了，引以为荣，我的财富里精神的快乐就出来了。今天，我们要更多地享受精神的快乐。

　　只有清楚地了解过去，才可以准确地安排未来

　　记者：你写过小说，做过编辑，也做过编剧，后来这些都放弃了而专事文物古董收藏，这个变化怎么发生的？后者对你有怎样的吸引力？

　　马未都：人在不同的年龄，兴趣爱好会随着阅历的变化而改变。我喜欢文学，因为它里面有无穷尽的挑战，一个作家观察事物的方法各不相同，喜欢《红楼梦》的人多如牛毛，但写出《红楼梦》的就曹雪芹一个人。文学充满了魅力，比如技术上面的，意境上面的。做文学杂志的编辑也是出于对文学的喜欢。写电视剧时是尝试，当时已经热爱上收藏了，写电视剧可以为我收藏提供资金。但是，那时，对文学的爱好已经被收藏取代，既然纯粹文学我都不那么感冒了，电视剧那样的形式比起文学来浓度少多了，我很快就放弃了它。就像一个抽上雪茄烟的人不喜欢抽香烟了，更何况二手烟呢，电视剧相比文学就是二手烟。(笑)

　　文物对我的吸引在于它的挑战性。文物的挑战对我来说更深刻，而且时时还无解，它更值得去挑战。文学上的挑战是有解的，而在文物那里有些挑战是无解的。在文物那里，不可知的东西永远大于可知的东西。比如这个

瓷器这个时代是这个样子，另一个时代就不是这个样子，为什么？这个挑战对我来说充满了魅力。我喜欢有规则的游戏，比如体育项目。规则包含了限制，有限制就有对抗与越界等主题，就有无穷乐趣。文物也是充满了规则——社会规则，比如艳俗的东西在宋代不出现，只在明清出现，为什么？在宋代，也有艳俗的东西，但只在民间流传。因为宋代统治者的审美观是收敛的，所以当时的宫廷工艺品也都是收敛的。明清的情况就不是那样。在接触文物的过程中，我解开一个又一个谜团。一系列的谜团里有历史发展的痕迹。

　　这挑战里除去规则还有技术挑战。为什么中国的玻璃器皿从汉代到唐代都存在，但到宋代后就没有了，直到近代才又出现？为什么前一千年中国生产玻璃器皿，后一千年没有了？因为宋代瓷器业兴起了，景德镇出产了被称为“饶玉”的青白瓷，这是断送玻璃器皿的原因。瓷器跟玻璃器皿相比较，有很多优点。它的导热系数低，导热慢，保温就好，而玻璃易碎，碎片锋利容易伤人，玻璃遇冷遇热都容易炸，而瓷器都没有这些缺点。另外，玻璃的烧造成本高于瓷器的烧造成本。这就是文物形成的一些道理，那改变里有技术的革命。中国家具外形与材质的变化背后也有许多社会规则与技术原因。

　　我们对我们的历史到底知道多少，我一直不期望中国留下来的文献学有多真实，文字从某种角度说有粉饰作用，而文物不会说谎，它是文化的证物，它用自己再现历史。

　　记者：热爱文学之前，你还做过工人，最后选择收藏，这三个阶段的转变背后有你生命历史的各种背景，这与一件文物背后的历史变迁可有类比性？

　　马未都：我人生的三个阶段，都离不开社会背景，我生活的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喜欢到不喜欢，从选择到放弃，背后都有社会原因。每个十年，我都充满了极大的热情去做事，当我进入了另外一个领域时也是抱着巨大的热情。与之对应的，文物通过漫长的历史隧道留存到今天，文物与历史、人生与社会，这两者之中都充满了相关的迁徙与变动。我们人类对自己所走过的道路是不清楚的，我们必须要用证据来说话，我们希望中国人能看清楚自己的文化坐标，我们到博物馆去看文物，就可以了解文物所处时代的各种社会状况，这个文物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就像破案需要证据，了解历史与民族的过去也需要证据，文物就是历史的证据。

　　只有清楚地了解过去，才可以准确地安排未来。全球化背景中文化具有趋同性，学习古代的文化有助于我们避免现在的文化形态越来越雷同，可以帮助我们创造更独特与精致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