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荫权未来之路：增进中央政府与香港沟通

　　3月25日，香港行政长官选举在临近香港新机场的亚洲博览馆举行，在772张有效选票中，曾荫权得票649张，大幅超过竞争对手梁家杰的123票而成功连任。这是香港回归后第一场有竞争的特首选举，第一次有民主派的候选人参加，意义不可小视。

　　尽管选举是在800个选委中间进行，普通香港市民并没有参与，尽管选举结果早已在大家的预料之中，但曾、梁二人近两个月的竞选拉票活动，还是改变了香港行政长官选举的模式。下届选举，公开辩论已是不可或缺的指定动作。扫街，洗楼，拜票握手，直选的所有手段和形式，都无法回避。而整个选举过程井然有序，双方之间君子不出恶声，有政见之争而无人身攻击，这种循规蹈矩、理性和守法精神，的确是香港的可爱可敬之处。

　　过去的三次特首选举，除了1997年的第一次有4人参与外，第二、第三次均因为其它候选人未能获得至少100个选委的提名，而使董建华和曾荫权自动当选。因此此次选举前反对派在拉票时公开只有一个理由，就是不想曾荫权再次自动当选，梁家杰最早提出的竞选口号也是：“谁想赢得一场没有对手的选举”。这些不单是冠冕堂皇的借口，而且很能打动人心。香港中文大学去年底的调查结果则显示，88%被访者希望有超过一名候选人竞逐特首一职。特首如一而再、再而三地自动当选，当选者没竞争、市民不认同。可以说，没有人希望自动当选的情况再次发生。

　　这次特首选举，市民的关心程度和参与度均比以前大大增加，一来是首次有民主派人士正式成为候选人，增加了竞争性，二来市民透过两场候选人辩论会直播，间接参与其间，更有部分市民凭抽签进入现场，当面向候选人提出质问。所有这些在香港历史上都是破天荒第一次。

　　在选前的各次民调中，梁家杰的支持率从未超过两成。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正是梁家杰的可贵之处。他绝非是无自知之明，而是以非凡的勇气，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参加了香港的民主政治，给曾荫权的竞选工作构成一定压力。可以说，没有梁家杰的参与，就没有这次热热闹闹的竞选，也就没有那场针锋相对的辩论。

　　这次选举后，曾荫权在执政时，更具有了权威性，而泛民主派输得心服口服，也有利于曾的执政。而这场选举也让人看到间接选举可以达到有直选含义的效果，而且，更平和，消耗更少的社会成本。中央为此次特首选举结果感到高兴，应该是没有疑义的。

　　“我们创造了历史”

　　今年参选第三届香港特首选举的两名候选人个性形象鲜明——曾荫权的“煲呔”形象深入人心，梁家杰则以“袋巾”形象应对(曾荫权喜欢打领结,粤语称“煲呔”，所以港人称其“煲呔”；西装口袋插手巾是梁家杰此次参选的形象，所以港人称其“袋巾”)。

　　由于香港在上世纪60年代推行普及教育，梁家杰和很多念书成绩优秀的香港青年一样，以一般的家庭背景进入著名小学和香港有名的九龙华仁中学念书。在中学期间，他参与了校内选举，晋身学生会，1982年毕业于香港大学法律学院，他形容在那里不只学到了法律知识，更培养出一颗关怀社会的公义之心。

　　据他的大学同学回忆，大学时期的梁家杰，“古老、古肃、不像20岁的年轻人”。当年男同学流行留长发、穿牛仔裤，但他就坚持穿衬衫西裤，把短发梳得整齐贴服，经常和同学讨论处事原则、道德观念。当年做迎新营总组长，他要新生唱的是《龙的传人》，做的是探访油麻地艇户；彻夜未眠不是一般的夜话，而是谈当时内地改革开放的社会议题，“连唱歌都要唱富教育意义的‘My Way’”。

　　1984年在英国剑桥大学完成法学硕士后，梁家杰开始在香港做执业律师， 2001年开始担任大律师公会主席。2004年首次经地区直选途径参与立法会选举，顺利当选，从此正式踏上政坛红地毯。

　　在香港电台制作的一辑关于公民党建党的电视节目，里面谈到梁家杰为大律师出身，从决定担任党内要职那天开始，就注定了他的收入必将大幅下降。梁先生坦言，组党是出于对香港的炽爱，希望能把香港原有的优越制度保存下来，让子孙后代都能享受前人创下的福利。或许有人会觉得这只是他个人的冠冕堂皇之词，但一个人能抵挡如此巨大的金钱诱惑而从事相对而言接近清贫的政治工作，内心若是没有一点美好的理想，怎么可能做到？

　　和其它民主派不一样的是，梁家杰被视为可以和中央政府沟通的人。在他当选立法会议员后，中联办的官员更和他见面，增加了他的政治声望。在2004年，前特首董建华委任两名新成员进入“内阁”的时候，有关梁家杰进入行政会议的传言不断。到了曾荫权在2005年重组行政会议的时候，梁家杰又是盛传会加入曾荫权 “内阁”的民主派成员。虽然两次传言到最后都没有成事实，但反映了梁家杰是一个少数可以成为被香港政府和中央政府考虑加入建制的民主派人选。

　　在政纲方面，梁虽然以“普选”为主要诉求，但在接受《时代》和《新闻周刊》采访、及败选后的感言中都认为，中央是香港稳定的力量，今后要增加与北京的沟通。

　　1月30日，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梁家杰宣布已取得111个选委提名，拥有了特首选举的候选人资格。3月1日和15日，曾、梁两人进行了两场政见问答会。这开了香港政治的先河，所以梁家杰说，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创造了历史”。其间，梁家杰的表现给人以挥洒开放、咄咄逼人、应变自如、辩才无碍之感；曾荫权则守多攻少，辩才稍逊，但他长时间浸淫公务，对实务细节掌握较佳。

　　就特首人选的合适度而言，在市民眼中，曾远胜于梁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梁一直认为，“我的参选不是以我是否当选来评断，而是以我们是否能因此而创造一个更有向心力的社会、是否更进一步地推动民主、是否使香港人更了解现行选举制度的不合理及不公平之处、是否能提出可行的替代政策方案以解决香港已存在9或10年的问题等作为评断。”而作为一个政治新星，市民对梁的印象一点也不差。事实上，在毫无胜望的情况下，包括中文大学在内的各个机构进行的民意调查都显示，仍有约两成市民支持梁出任下届特首。梁家杰透过几个月来的竞选活动，透过与曾荫权平起平坐的公开辩论，得到向广大市民展示自己才干和政治理念的难得机会。毫无疑问，参与这场选举为梁家杰赢得可观的政治资本，香港多了一个政治明星，有人戏言，明年立法会选举，梁家杰“想输都几难”。

　　“做好呢份工”

　　曾荫权未选已经赢定，本来大可不必与梁家杰举行公开辩论，但曾荫权又是辩论会又是造势晚会，落足功夫，把一个只有800名选委会成员投票的选举，当作一次面对全港700万人的“普选”来对待。如此一来，曾荫权不仅赢了选票，更重要的是赢了民意。

　　中文大学进行的民调显示，接受访问的1011名香港市民中，自称民主派而投票支持曾荫权的，竟高达52%；投梁家杰票的仅得39%，这样的差距也令不少人大感意外。究其原因不外梁家杰毕竟缺乏管治庞大架构的实际行政经验，从中明确看到香港市民的投票意向，并无感情成分。谁最符合普遍要求，谁就上位当特首。曾荫权几十年从基层公务员踏踏实实地干起，经验丰富自不待言，中央人脉广泛，左右逢源也是众所周知。

　　曾的竞选口号是：“做好呢份工。”这反映出他的心态：特首并非高高在上的主宰，他只是以一名普通公务员的身份为政府，为香港人民打工。如此低姿态，试问有多少领导人能够做到？

　　梁家杰先生的评论是：香港需要的不是一个抱以打工心态的特首。这句话也有相当的道理：曾荫权在其竞选连任的政纲《进步宣言》中提出，在全球化冲击下，香港面对经济转型，社会浮现各种意见和利益，故须正确处理好“十大关系”：发展与保育、民主与管治、行政与立法、权利与义务、贫与富、大企业与小市民、一国与两制、中央与特区、香港与国际、进步与停滞。这些计划都是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的问题，要解决好，需要的不仅是务实，还需要理想和高瞻远瞩的眼光和勇气。

　　此次特首选举，曾荫权的两大“票仓”，一是民建联，一是自由党，分别拥有100多张票。在曾荫权拜票拉票时，民建联在曾荫权拜票当天已经直言不讳要求他在今后选举中帮他们得到多一些议席，自由党主席田北俊则要求曾荫权改变行政会议功能，否则委任自由党的主席或副主席入行政会议，他们就不去。而支持曾荫权的工联会议员则要求曾荫权就最低工资和标准工时立法。这些当然是民主政治的合理现象，但对曾荫权而言，如果满足不了这些要求，未来5年那就麻烦多矣。

　　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2月份和3月份就曾、梁二人出任特首的信心与合适度而进行的民意调查结果，在十项具体条件评分中，曾胜梁共有八项，而梁胜曾也有两项，即“保障香港自由人权”和“促进香港民主发展”。显而易见，作为代表泛民主派的特首候选人，市民普遍肯定梁家杰“保障香港自由人权”和“促进香港民主发展”的能力。以后5年，经济继续增长，泛民主派实在没有政府的辫子可找，只能在普选议题上给政府麻烦。在2004年中央否决双普选方案和2005年香港立法会否决政改方案后，香港政府与民主派在案上的互动，恐将成为政治上的主题曲。

　　自1997年前后至今，我们已经看到了港人同胞对中央政府的理解与妥协；但是，在中央政府与民主派之间，在中央政府与香港的精英阶层(如律师、传媒工作者)之间，仍需要双方多加交流、增进谅解、相互包容。(记者 赵灵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