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颐武：政府视野不够让民间力量登台

　　采访 南都周刊记者 陈建利

　　厚古也要厚今

　　南都周刊：湖北襄樊市日前隆重纪念诸葛亮出山1800周年，纪念庆典由其市长亲自挂帅，邀请了唐国强、易中天等名人，并举办诸葛亮文化研讨会。对一个历史名人的出山做参谋这事，就如此大张旗鼓，有人觉得像一场闹剧。

　　张颐武：也不能说像一场闹剧。诸葛亮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传奇式人物，在民间文化、在老百姓心目中地位显赫，尤其是在耳熟能详的《三国演义》中，他成了民间智慧的化身。襄樊市举办这种纪念活动，进行学术探讨，也有其一定的价值。

　　但另一方面，这些探讨和纪念应该是适度的，把这种纪念变成对中国历史文化中有独特风格、独特意义的人物的一种缅怀。在这其中，地方政府难免有一些发展地方经济、发展地方旅游业的考虑。平心而论，或者设身处地地想想，这也是正常的情况。

　　但要注意的是，这种纪念仪式要避免过度的商业化和过度的庸俗化。中国的一些大典、纪念很容易庸俗化，做的趣味格调不高，商业性太浓厚，反而会妨碍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南都周刊：如果照这种逻辑，诸葛亮的诞辰地、逝世地、刘备的卖鞋地、桃园结义的地方等是否也可以在一个合适的时间推出纪念仪式？再推演至三国外的其他名人的话，全国各地岂不是一年365天都可以做一些此类的纪念活动？

　　张颐武：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地方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或者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就会出现一种文化焦虑。它可能发现自己原有的文化根基不够深厚、文化色彩不够浓厚，成了其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经济繁荣以后，人们很容易要求地方上有一种文化上的说法、文化上的发展。这时，当地的文化渊源、文化古迹，与历史文化名人有关的东西都会被刻意突显出来。这在欧洲、美国也很常见。一位总统在某一个小镇住过一夜，也会被小镇上的人立下一块大牌子，作为当地人的骄傲向游客推介。

　　这种现象，说得不好听是拉大旗做虎皮，说得好听点是对自己文化的珍重和关切。但是我觉得，这种情况可以理解。中国当下的现实是地方经济高速成长，地方政府愿意投钱发展本地文化，希望文化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一个引擎，以平常心看，这是一件好事，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一方面可以拉动本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强本地人的文化自豪感和文化认同。

　　但这种纪念活动，不应过度地生拉硬扯，也不能仅仅靠厚古薄今的方式，要找到自己真正独特的文化特色，不能一哄而上，如果到处都是诸葛亮，还有谁愿意去看？很多年轻的城市，都愿意把自己的历史追寻到远古时代。但远古时代的人类活动与当下城市的文化建设和发展并不一定有关系，更重要的还是当下发展的历史记忆，立足于现在，厚古也要厚今，把今天文化发展的特色也要显示出来。比如说北京的798，现在老外逛北京，都有吃烤鸭、爬

长城，泡798的说法了。

　　所以，从客观上说，我非常能够理解这些地方政府和民众的苦心，但怎么做合适，在方法上还可存疑，还可以有很多改进空间。

　　做傻事也能吸取教训

　　南都周刊：襄樊市市委宣传部长在纪念活动的新闻吹风会上曾表示，“纪念诸葛亮出山1800年是我市不容错过的机遇，抓住并利用好这一难得的机遇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和义务。假如对这一机遇视而不见，我们将愧对历史、愧对时代、愧对市民、愧对后人。”你如何看待饱受媒体批评的“四个愧对”的说法？

　　张颐武：这是官方思维惯式下的一种套语，我们都已经很熟悉了，不易过分指责为无聊、不妥。他本意可能是说诸葛亮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人物，纪念他对襄樊的经济发展和推介襄樊很重要，政府非常重视，但由于其表述方式不够恰当，反而不利于向公众和媒体准确传达其原意、有效互动，反而会被敏感的媒体抓住批驳，冷嘲热讽。这也提醒地方政府在与民众和媒体沟通的时候，打交道的过程中，要注意这些技术性的细节，要注意培养其公关的能力。当然，要改变这套话语的表述方式，灵活生动，可能还需要一个过程，因为多年的思维习惯很难一时半刻改掉。

　　南都周刊：以历史名人的诞辰、事件等为由头，政府出资、出面组织此类的纪念活动，对其城市经济和旅游产业的发展真的能起到宣传推介作用吗？或者说这是一种类似

芙蓉姐姐的博眼球冲动？

　　张颐武：应该根据不同城市做出不同的选择。真正有历史文化生活积淀的城市，用这种方式来整合资源，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比如说河南新郑搞的祭祖大典，就很成功。但生拉硬拽、牵强附会地与历史名人或历史事件套上关系，反而会欲速不达，引起媒体的批评，损害地方政府的形象。

　　文化发展与工业不同，往往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政府与民间合作，由自身的内部力量生长出的一种文化，才具有竞争力。

　　一些城市有文化焦虑，继而有发展文化产业的冲动，觉得不能光在物质里面打滚，这是一种好事，变总比不变好。做傻事也能吸取教训，可能是做聪明事的开端。现在的问题是往这个方向想没错，但许多政府想法简单，千篇一律，跟风、盲目上马文化建设项目，不明白或找不到自身的文化特色在何处。

　　让民间力量登台主演

　　南都周刊：对，实际上不仅仅是襄樊，南阳也有秋季诸葛祭典，威海与连云港也争过孙悟空的诞生地，山东阳谷与临清争建金瓶梅文化旅游区，广元女儿国究竟在哪也引起一些地方政府的争夺，这些也都是借名人或名著说事，事件背后呈现的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套路，也有地方官员强烈的“政绩冲动”。

　　张颐武：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的热情、地方官追求政绩本身是应该肯定的。作为一个地方官，不为本地人民做事，不追求政绩，那是不作为，才是罪过。中国经济近三十年的发展，就得益于地方政府的这种经济冲动和相互之间的竞争。以文化做突破口，发展文化旅游业，意图方向都没错。在全球化时代，文化与经济是不可割裂，是共生的。像好莱坞，它要不赚钱，就玩不下去。客观地说，“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并没有完全错，当然经济也搭台，提供文化唱戏的可能。问题是文化产业的发展要真正建立在本地文化特色的基础上，让其融入到全国、全球的文化系统中去。

　　像

丽江古城、上海的外滩3号，山西打造的晋商文化，地方政府要学习的应是这些地方成功的经验，找准本地文化的不可替代性。现在地方政府最大的问题是眼界有限，视野不够，对本地真正的文化特色缺乏了然于胸的认识，没有抓住本地特色。其次，即使抓住了本地特色，在文化旅游产品的包装、精致化建设上也做得不够，没有做到“全球本土化”。

　　南都周刊：那在一个城市的文化建设上，政府究竟该做出何种角色定位？当我们来看中国真正有特色、有活力的文化区域和群落，多是自然形成的，比如北京的798、宋庄，上海的外滩3号，云南丽江古城，恰好是政府权力介入较少、规划较少的地方。

　　张颐武：政府在一个城市的文化建设上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这点不能否认，但政府应做出准确定位。简单说就是要“政府搭台、民间唱戏”，政府要做好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做幕后推手，让民间力量成为登台演出的主角，培养民间活力。90年代在圆明园周边形成的画家村，本来与圆明园景点相得益彰，可以建成很有特色的文化群落，但当时地方政府就出于社会风化等方面考虑，驱散画家，海淀丧失了一个很好的文化发展机会。

　　让民间力量成为主体，不仅在意识形态没有多大风险，在经济上其自我再生的能力也比较强。比如，浙江宁波的“百里红妆”博物馆，政府只提供了一小部分资金支持，而放手让其自我发展，结果就两全其美，比较理想。但现在的情况是政府喜欢包办式的，大包大揽，注重大工程，在角色上越位、错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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