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观的深层情结和心路

　　夏 刚

　　称安倍首相访华和温总理访日为“破冰”和“融冰”之旅，道出了人们要扭转复交30年后再现的不正常关系的愿望。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和“冰，水为之而寒于水”这两句话可以想到，两国政治关系的异常僵化，是长时间演变的结果。化解大块的冰封须向历史长河中寻源，民众及其首脑、人心加上传统、双方交往时的心绪和思路可谓关键。本文解析日方的中国情结和恩怨意识等“心根”，给双方辨证治本提供一条线索。

　　道是无情却有情的羡嫌交织

　　在小泉、安倍政权之交时，日本偏右舆论抬出了一段1400年前的往事，敦促安倍效法当年圣德太子的对华自主外交。那次划时代的事件发生于公元607年，当时辅佐天皇的摄政王圣德太子派使出访隋朝，国书起首处的口气让隋炀帝不悦——“日出处天子书致日没处天子，无恙”。隋炀帝命外交部门“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奏”。而在此七年前，隋文帝对日本首批遣隋使曾颐指气使，说“倭王”办公时间不合理而“训令改之”。这次隋炀帝受到了主张平起平坐甚至暗表优先的挑战。

　　此后历代中日邦交时断时续、不冷不热，但双方实力之差，总使“日出处”显得逊色。直到鸦片战争和1853年的美舰向日本示威，逼中日双方打开国门后，日本发愤维新而后来居上，并于1894年痛击清朝北洋水师，双方一举颠倒了高下。打败“老大国”的东瀛岛国就此自居老大，将中国视为二等国，不仅发动了侵华战争，甚至把英美都不放在眼里。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与中国优劣对比再次逆转，当时日本人的对华感情，除负疚外更有在“战胜国”面前抬不起头之感。但不甘拜下风的日本趁朝鲜战争闷声大发财，1951年签署旧金山和约而重归国际社会后，又因经济发展、后来居上而赢得世界刮目相看。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标志着日本进入了“强国俱乐部”，而同年中国打破西方核垄断，爆炸了自己的原子弹，于是日本和中国又站到了一条起跑线上。这时日本投向中国的视线，随着自信的恢复而趋于对等。

　　1972年两国复交后，日本曾出现由争睹中国赠送的熊猫所象征的中国热，这应该是“竹幕”撩起后得以接触疏远的近亲而产生的感情。然而日本人不久就对中国因“文革”而导致的落后和丑陋愕然。1978年邓小平访日时说“请关照穷邻居”，就是觉察到了友邦的惊诧甚至暗生的嫌弃。中国在转型期的反思引起波动，日本的对华观也出现了光环褪色带来的失望。

　　复交后的第二个10年，日本正值财大气粗时期，对中国也滋生了居高临下的心理，但由于赎罪报恩意识尚强，所以仍不失谦恭。1989年的六四事件后，日本未参加西方国家的反华包围也是难得的友善和实际，而1992年天皇访华成为两国关系的又一里程碑。

　　复交后的第三个10年是陷入倦怠的十年，主因在日本经济大滑坡、政治渐右倾。1995年社会党村山内阁决议就往昔侵略向亚洲人民致歉，以过勿惮改的良知留下了维护和睦的新基石。但同年显露的“第二次战败”(相对于50年前的战争败北，这次是经济、政治、精神等的衰败)削弱了心理承受力。1998年后两国关系趋冷的因素之一，是金融危机造成的郁闷诱发了日本要甩掉“历史债务国”包袱的冲动。

　　复交30周年起双方首脑互访中断，被形容为“无性”状态，这要归咎于小泉首相执拗参拜靖国神社激怒了中国。与上一个10年不同的是，摩擦扩大到了民间，如2003年日本学生在中国西北大学表演猥亵小品及日本职工慰安旅行团到珠海嫖妓、2004年亚洲杯足球赛上部分中国观众起哄

日本队、2005年中国民众示威反对日本争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而在日本国民中，受“鹰派”得势和媒体“嫌华”炒作的影响，对中国抱抵触情绪、对两国关系持悲观态度者愈增。

　　2003年发生的一些事情，如中国主办朝核问题

六方会谈、中国载人航天飞行成功、美国高盛证券公司在《与BRICs(金砖四国)共理想》报告中预言中国GDP总额2015年有望升至世界第二，使意识到将要落伍的日本骤发“恐华症”。随后几年，“入常”受挫、建构东亚共同体未得主导权的失利，加上外汇储备、外贸总额、汽车销售量等被中国超过，使日本朝野日益担心要被觉醒的雄狮掉头“暴食”。

　　部分日本人认为中国采掘东海油气田意在像用麦管吸水那样吸走日方资源，并进而通过收购企业等来挖空日本。而东北亚“新三国演义”时代的中国捷足先登，更引得日本羡嫌交织而有“既生瑜，何生亮”之恨。小泉对华外交的浮躁加冷淡就出于有小觑不得、又不知所措的无名火，这样看，“政冷经热”就在爱憎情结及谋利情理之中了。

　　没有“饮水不忘挖井人”

　　谚语的国度

　　由外交层面回顾中日关系及日本对华观后，再从大众心态、民族心路来审视日方冷凝的症结，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反常的根子在于两道史怨：中国当年放弃了战争索赔，但当今多数日本人却因为不了解或淡忘这个非同小可的情节而缺乏感恩意识，反认为中国要求正视历史未免过火；对战败的屈辱和不堪继续赎罪的翻案欲望，将自我厌恶发展为厌华、厌韩。

　　日本在战败后迅速复苏，有赖于朝鲜战争提供的商机，但更幸运的是由于中国放弃索赔而得以残喘，及美国占领后实行的仁慈统治。近来有日本媒体喧嚷“对中国谢罪要到何时”，但有识之士也指出，日本因为中国放弃索赔而得到的好处，远非日本历届内阁累计20多次的表态加提供政府开发援助所能冲账。对中国回报意识相对淡薄的本源之一，是美国在二战末期向日本投掷原子弹及在战后对日本实行占领，使日本人更觉得自己是败给美国的。分析一下日本人的对美感恩之心，有助于理解他们的对华态度。

　　广岛、长崎的悲剧是人类遭受的破天荒劫难，而被降伏的日本又创世界被占领史上的奇闻。天皇屈尊去美国大使馆拜会刚抵达的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报载合影上天皇的矮小拘谨和麦的叉腰高傲使举国震惊。但麦克阿瑟坐镇日本的两千多天中，有50多万民众来信向他表示支持和崇敬。有人恳求占领军永驻日本，呼吁美国将日本划作第51个州，甚至有一些妇女要他赐种生孩子。

　　认占领者作父在中国人看来是难以置信的奴性，但在军国主义崩溃后的信仰危机中，日本民众却将神秘的“蓝眼太君”视为救世主。麦克阿瑟被撤职回国时天皇仍执意赴使馆道别，去机场的路上20万民众恋恋不舍地送行，《每日新闻》竟然发出如“学童”般的娇声∶“日本终于学会自己走路了。该怎么感谢才好呢？”顶礼膜拜的态度溢于言表。但是，回国后的麦克阿瑟，在国会称“日本人像12岁少年”，文化不如欧美成熟，喝破日本民族有顺从强者的弱处。这给对他一贯效忠崇拜的日本朝野泼去一盆凉水，也顿时改变了日本人对他的态度，其反差之大使人惊骇。日本政府为他特设的“终身国宾”称号和民间筹建纪念馆、铜像的计划，都因抵触情绪高涨而失去着落。

　　中国在尼克松、田中角荣因丑闻下台后，还念念不忘他们对改善对华关系所做的贡献。日本则不再向当年的救星伸出亲善之手，麦克阿瑟因未受邀请，故除晚年赴菲途中加油外再未到日，1975年天皇访美时也未理会麦氏遗孀请绕道一小时去看一眼故人纪念馆的恳求，以致遗孀愤而拒绝参加白宫的欢迎宴会。与往昔的热火成天壤之别的一落千丈令人心寒，由此可知，难以指望这个没有“饮水不忘挖井人”谚语的国度永远感恩。

　　寒流之下的微微暖气

　　常有域外人士讥讽或惋惜日本在世界上没有朋友。笔者认为，文化的特殊性决定了日本人难以与他人相处。日本人也承认自己“村落社会”的特性，易附和雷同、惟强者马首是瞻。日本民众对麦克阿瑟和中国的感情起落，正如当年国民配合当局的侵略战争一样，也是因为他们缺乏独立思考，而易受媒体和官方的影响。

　　但钟摆原理在忌讳走极端的日本也表现得很明显。“厌华论”唱久了就会有讨嫌的感觉，也符合“流言最多传75天”的俗话。当局的右倾化、自民党整体及多数主流媒体的中道保守，又牵制着国民感情不至于倾斜到仇华。

　　较之松柏的长青，日本人更喜欢樱花的刹那美；台风频袭，也加深了他们人生观、审美观的无常色彩。去年小泉强行在“8.15”第六次参拜靖国神社，就因其执著过度而引起人们的厌倦。小泉这回拜鬼的四周前，《日本经济新闻》披露了昭和天皇对合祀甲级战犯的不满，也可看作是“政冷”导致“经热”降到“经凉”的关头，健全空气的“逆袭”(反击)。

　　即使在小泉人气极旺、社会上的厌华情绪疯涨时期，日本发行量最大的四家报纸——《读卖新闻》、《朝日新闻》、《每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也未煽动反华，对国民和企业影响很大的日本广播协会(NHK)和一些经济杂志也是公允、务实的。炒冷中日关系的媒体多是部分偏右或庸俗的杂志、私营电视台，其能量不可低估也不必高估。但不论倾向如何，都说明如今的日本，已是“不可一日无中国”。

　　当今日本朝野对华观有两点基本共识：日本在安全保障上要依靠美国，经济上则有赖于中国；深知日中地缘、文化关系密切，又担忧中国急速发展威胁日本。小泉的冻冰和安倍的破冰其实根底相通，都是因为发现中国已逼近到与自己并驾齐驱的地步而感到惊惧。安倍上任伊始就先外访中国，并在迟迟未访美的情况下向温总理承诺年内再访华(偏右媒体哀叹为外交失利)，就说明日本顾虑到经济上也势必将被中国超过，而不得不结束僵持以防受到“强龙”压制。

　　就日美关系的优先度、安倍本人的鹰派倾向及前任的顽冥而言，安倍主动访华确属难得可贵。继周恩来促成中日复交、胡耀邦推动中曾根停拜靖国神社后，温家宝的成功访日成为新的起点。

　　似曾相识燕归来的必然回归

　　去年秋天日本副外相谷内正太郎敦促安倍首相决断访华时，为安倍特备的纸条上写着来自中国的成语：“君子豹变”、“胯下之辱”。

　　安倍首相见胡锦涛主席前，自己定下了几点方针：握手时一不用双手以避免给人以迎合的印象，二不按日本礼仪低头而是直视对方；为体现严肃而不开玩笑；为显示主动而争取说话时间比对方长。如此缜密，简直就是如临大敌的表现。这种不冷不热的分寸，似乎象征着1400年前力争两国平等的圣德太子外交的再现。眼下两国关系因综合国力伯仲难分而处于罕见的实质对等，双方也由于这一特殊性而都须如履薄冰、摸石过河，但破冰消融的势头一旦造成就有望持续。

　　安倍往日的鹰派言论委实令人不安，但他恢复被小泉打破的首相规矩，在今年年初参拜明治神宫，是他从极端冒险路线回归保守主流的信号。他不愿也无法承诺不去靖国神社，骑虎难下中宁可选择模棱两可的对策，其实也不排除这是向鹰派支持者掩饰不参拜的意图。

　　温总理在日本国会演讲激起多次掌声和交口称赞，《产经新闻》哀叹日本的政治家们都被温总理的微笑骗了。但厌华论调这回却的确没有市场。不过正如上世纪80年代胡耀邦邀请3000日本青年访华、家宴款待中曾根首相而带来的中日关系第二次蜜月并未延续多久一样，对此次两国领导人的重新握手言和，人们也不能奢望热火再燃不灭。为维持宝贵的解冻状态不至于又落到冰点，有必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地琢磨如何得道得助、得法得人心。

　　笔者认为，从中国政治文化的神髓出发，中国外交也应有理、有礼、有力、有利，即恪守道义原则、平等谦和相待、保持强韧威严、讲求实惠收效。融冰时尤其要引以为训的是：有利也不忘示礼，发力而未必获利。温总理访日把握分寸、情理并用的艺术，给对日交往提供了范例。

　　温总理在国会演讲中要求日本以实际行动显示对历史的反省，不言而喻是针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演讲博得满场鼓掌，就因为没有“强按牛头”而激起对方发犟的腔调，往窗户纸上哈气却不一捅到底。《产经新闻》又叹“老奸巨猾的中国外交耍弄了国会议员”。与既近而远、似强又弱的东邻相处时，不即不离、不重不轻的平衡感觉很重要。

　　不与别国接壤的岛国环境决定了日本在地缘政治—人文方面的特殊性，作家司马辽太郎说，日本四面环海，因而缺少对别国的实际感受，因此在与外界打交道时容易掉以轻心或过度紧张。日本对华观近年来的摇摆也部分源于这两个极端，所以，向日本民众传递中国社会的生动形象、多面信息，有助于引导他们对中国的看法趋于稳妥。日本人感叹上海20层以上的大楼的数量为东京的近五倍，又对中国部分农村的贫困深觉惊异和同情。如此悬殊的反差也助长了对华国民感情的两极分化，而在工作、留学、观光中接触、体会到的平民日常生态，最能使得日本人对中国抱平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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