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生子女政策的人文缺失

　　——专访叶廷芳

　　本刊记者 彭苏

　　人物周刊：您最早对独生子女政策产生质疑是在什么时候？

　　叶廷芳：我记得，60年代末，70年代初期，就提出了计划生育口号。开始是由周恩来总理传达下来的。当时，他的话很清楚，也说得挺妙的，“一个不少，两个正好”，给你一个自由度，一个小孩的话也挺好，两个也不限制。但这还是鼓励性的，鼓励生两个就不要再生了。

　　但后来城市只准生一个孩子，不知不觉就作为国策了，我的质疑随之产生：没有经过讨论，也没有经过宣传，怎么就当成国策来执行了？凭一般的想象，两口子生两个，才能保持人口的稳定，而其实，两口子生两个也不可能保持稳定，还会下降，因为有些人不能生育，有些人不愿生育。生一个就更有问题了。我以为执行10年、20年就会停止，可是到现在还不停止，去年还强调要坚持下去，我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

　　人物周刊：为提出这个议案，您都做过哪些调查工作？

　　叶廷芳：我非常注意观察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区别，非独生子女长大后，都特别地勤劳、节俭，容易与人为善。社会关系、人际关系也处理得比较好。凡是我见到一个年轻人，通过谈话我感觉比较满意的，我就问一下有兄弟姐妹吗？如果说有兄弟姐妹，那我判断比较准确，我比较欣慰。有些年轻人让我看到令我不满意的地方，我就会问他有没有兄弟姐妹，他说没有，我就会想难怪会这样。

　　然后，是从自己的孩子观察，我孩子也是独生子女。我是半自愿的，我老伴是自愿的，当然，当时还没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我女儿是60年代生的。我女儿还不是很典型的独生子女，但从外孙来看，因为他很可爱，祖辈对孙辈又特别喜爱，这孩子从小到现在一步步越来越像

　　人物周刊：但是，您还有没有更广泛的调查呢？比如进入别的家庭进行调查？

　　叶廷芳：我这不是有意专访谁，我就是社会观察。有时候到国外也观察别人的孩子的游玩方式。比如我在德国，有一次在一个大学讲师家里住，那个讲师有两个孩子，有时候他出去，自己抱一个孩子，后头跟一个大一点儿的孩子，他在前面走，那个小孩拼命追，我说你等等他，他说不要紧，小孩就要让他学会跑。但是，我们中国父母舍不得让孩子这么拼命地跑，舍不得孩子远远落在后头。

　　从自己的体验来讲，我们小时候有外婆，有舅舅，有很多表兄、表弟等，非常值得怀念，而独生子女就享受不到这种人伦之乐了。

　　人物周刊：也许您所提到的人伦之乐，在现在看来，并不受到重视？

　　叶廷芳：眼睛瞎了当然不知道眼睛亮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我眼睛亮，就想象眼睛瞎，少了一些什么东西。

　　一个社会主要的活力体现在青壮年身上，青壮年人数少的话，社会和经济的活力就会相应地减弱。另外我们从伦理学方面讲，人的情感都有亲情、友情、爱情，光从亲情方面讲，就有父母之情、儿女之情、夫妻之情，伯伯、舅舅、表兄弟、堂兄弟。人的情感是多层次的，具有丰富性，现在的独生子女政策让表、堂、姨关系都没有了，这是人文的缺陷，这种缺陷会造成人的感情变异，将来人的感情会十分单调，造成人格缺陷。这个问题不思考不行。另外从社会学的观点看，独生子女容易被家长溺爱娇纵，所谓的小皇帝，这是非常形象的形容，孩子精神上过于安逸，不能吃苦耐劳，没有顽强的性格，现在有好多部门招聘员工，都拒绝独生子女。

　　人物周刊：去年国家人口计生委的政法司司长就表示，计划生育是我国基本国策，符合现实的国情。即使现在允许每家多生一个孩子，缓解人口老龄化高峰压力作用也不大，我国不能依靠多生孩子来解决老龄化问题，您怎么看？

　　叶廷芳： 他这有点儿片面理解我的意思。我的意思并不是要解决老龄化的问题，我的意思是要维持我们精神生态的平衡和稳定，导致老龄化是一个方面的负面影响，我现在提这个提案并不是针对老龄化问题，如果允许生两胎或者三胎，抑制老龄化肯定会起作用。

　　人物周刊：有人说独生子女的问题，不在于一个独字，而是在于教育的问题。

　　叶廷芳： 对，看你怎么教育了，像兄弟姐妹多还有一个竞争的问题，我如果表现不好，唯恐在父母面前失宠。所以孩子之间还有一个性格制约的问题，而且孩子喜欢互相制约，将来也会习惯互相制约。不像小皇帝那样，碰不得，批不得。这些都是精神层面的问题。人口现在增加是表面的，《瞭望》周刊发表过一篇文章，江苏省的一个人大副主任讲到我们人口的增长没有达到估计的程度，实际上没有达到13亿，只有12亿多，他说2004年到2006年都没有达到我们原来的指标，另外国家计生委把秘密超生的一些人估计得太高，据他们统计我们是一对夫妻大概生1.3个孩子，而计生委估计为生1.8，每个人生两个的话，只差0.2。根据这位农业专家披露的数据是1.3，因为汉族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