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选择的命运

　　自己选择的命运

　　脱离警队，吴幼明有了一种终于解脱的快感，他要尝试着依靠写作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吴幼明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个知识分子，虽然他只是高中毕业。他有一大帮艺术圈的朋友，其中包括艾未未这样的名流，他还跟温普林这样的前卫艺术家相熟。

　　接下来的一年里，他打算以自己13年从警经历为基础，创作一部纪实小说，慢慢向文艺圈发展。

　　然而，他人生中宝贵的13年已经在站岗罚款、抓赌抓嫖、去农村调解夫妻纠纷、碰上“两会”就去想办法截回辖区内上访的群众中度过了。想象中警察应该面对的刺激生活，其实他没有经历过多少。

　　2007年“两会”前，结合自己截访的经历，他写了篇《基层民警向两会进一言：政府行为中应该禁止截访行为》的网文，没想到再次引起了轰动，境内外媒体纷纷找他采访，希望他能讲出更多血腥的截访事件。可他又一次让记者们失望了。

　　“其实截访的场面一般都很温和，哪会有什么暴力？”吴幼明说，“中国人早就习惯了把本该剧烈的场面弄得嘻嘻哈哈。”

　　在西塞山顶，他跟记者讲述这13年警察生涯时，说得最多的却是对于体制的思考。13年的生活中，只有一次大场面的冲突让他记忆犹新。

　　2005年8月6日，原本是周末，早上10点，他接到中队长的电话，说有人在街上闹事，让他赶紧上班。

　　“我当时什么也没想，穿上警服就出门了。可是一上街就傻眼了，一群人一见我穿着警服，就高喊‘黄石警察，黄石警察’，随后迅速围了上来，拳打脚踢，还有拿木棍砸的。”吴幼明说，他及时逃出去之后很久才知道，原来是黄石下属的大冶市大批群众前来打砸黄石市政府，有近万名群众涌入黄石，在街上看到警察就打，将市政府办公楼一至五楼的门窗以及办公设施全部砸毁。

　　后来，那次打砸事件被政府定名为“86事件”，起因是黄石与大冶行政区划调整产生冲突。很长一段时间，吴幼明都对那次被袭心有余悸，虽然经历过不少群体性事件，但他从来没有想到，群众乱起来有那么可怕，他把那次事件的全过程详细记录在《水沫》里。

　　“坏的体制也比没有体制好，坏的法律也比没有法律好。”从那件事里，吴幼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当了这么多年警察，认识的警察多就不用说了，黑社会我见得也多了。如果要我说，警察是打不过黑社会的，我们警队的领导，论个人魅力和能量，肯定不如黄石的黑社会老大，但这就是体制的好处，不能是暴力强者说了算，否则社会早就乱套了。”

　　当他作为“警察叛逆”的形象在网络世界得以确立后，吴幼明开始收到大量的邮件和电话，其中极端者要他做旗帜、抛头颅、洒热血者层出不穷，这越发让他觉得不可思议，只好不停地解释：“我就是一个普通人，不代表正义和勇气，更不想牺牲什么。”

　　事实上，吴幼明从来都不是一个体制的激烈反抗者，他只是要求有独立思考和表达的空间。而体制需要的是沉默的螺丝钉，他做不到，也就只能被警队清除。他的加入警队，他的被辞退，原本是21世纪前后10年内，中国社会开放、人们基于个性的谋生选择渐趋自由多样的进程中的普通一例。

　　科层制以及工业化生产对个体的压抑与重塑，并非现代性视野内的新问题。然而吴幼明的个人命运在社会当下被放大成颇具传奇色彩的化学反应，无疑被添加了某种社会情绪的催化剂。而这，或许才更值得人们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