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反哺农业的经济谋士蔡

　　他，国家制定“十一五”规划的专家智囊团成员。

　　他，是“穷人经济学家”却很“富有”。

　　他，是社科研究“国家队”中年轻而老练的学者。

　　一个寒冷的上午，蔡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个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决策“参谋部”接受了记者的专访。采访结束之时，一束暖暖的阳光透过窗户照射过来，让人感受到缕缕春天的气息……

　　从知青到走进人大农业经济系

　　1956年，蔡出生在北京。“小学有拉练、学农的经历。在农村我上过高小一年，高中毕业后到北京郊区顺义插队3年。”蔡说自己与农村结缘比较早。“文革”中，蔡的父亲在山西某镇中学教书，在小学的最后一年，蔡被送到了那里。他的同学大部分是农家子弟，而在与同学的亲密接触中，他开始参与到农村生活中：割兔草、刨秸杆，每日放学后，邀上三两知己，一起到很远的野地里去割草，很有些五湖四海、交游天下的感觉。

　　大城市的孩子初到农村，什么都不懂。蔡清晰地记得一件事：一天，在田野里，他看到一个玩伴赶着驴车得意洋洋地从同学们面前经过，于是问周围的人，那是他家的驴？没想到引来哄然大笑。笑过后，有人告诉他：“那是生产队的驴，家里是不可能有驴的。”或许，这时的蔡有了关于所有制的第一个概念。

　　儿时的蔡从来都没有想过今后会成为一名学者。中学一毕业他就被分去插队，那时，唯一想的就是能够招工回城，最大的愿望是能当产业工人。

　　1977年，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做出于当年恢复高考的决定。

　　“就像一个人在暗夜里走路，四处一片漆黑，你原来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不知道前途在哪里，已经绝望了。突然，前面出现了一点火光，你立刻知道自己有希望了，知道方向了，你就会本能地、不顾一切地向那火光奔去。”蔡在谈到当年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后内心的感受时这样形容。

　　但是，在填写《高等院校考生登记表》中的“报考志愿”一栏时，蔡颇为踌躇。就自己的特长和爱好而言，应当报考大学的中文系。但是，他最终在第一志愿填报了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 蔡说之所以选择农业经济系，一是因为他有些农村生活的经验，和在城市生、城里长的人相比，自己与农村、农业、农民的渊源或多或少要深一些；再就是他征询了老师的意见，认为报考文科不能抱着中文、历史不放，因为今后的社会是法治的社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当时，第一次公布的专业目录没有法律，也没有工业经济之类可以在城里干的建设事业，于是蔡选择了农业经济学。蔡没有想到，从此他“就上了这条船”。

　　从大学时代的“生吞活剥”

　　到智囊机构的“行万里路”

　　蔡回忆那时的大学生活说，当时学习的课程和教材具有那个时代的特点，除了以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构成的政治课之外，就是与其专业——农业经济管理有关或无关的一些课程，基本上是苏联式教科书的翻译本，有绝对要求死记硬背的政治经济学，以论证人民公社和国营农场体制的必要性为主的农业经济学相关课程，还有不容丝毫轻视的畜牧学、农业机械学、土壤栽培学等技术课程。这种传统的苏联式农业经济学，把诸如劳动力转移等问题排斥在研究对象之外，后来当他把劳动力转移等问题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中进行分析时，自身经历了知识更新的艰难过程。尽管那时候他们接受的是传统的经济学教育，但蔡却说他们受益颇丰，因为那时人民大学有堪称当时最出色的经济学教师，如于学儒、周志祥等；学校经常请名人来作报告；还经历了一次次思想解放的高潮。

　　大学期间，蔡一开始也是没有目标，兴之所至，生吞活剥，到后来对自己的专业产生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时，他阅读了大量的农业经济学期刊和论文，接触了有关的争论，开始自觉地研究探索一系列农村经济问题。读书应该是阅读行为与思考行为的结合，蔡说他一段文字读下来，有时会在案头积累起一大堆相关的参考资料。

　　在蔡1978年考入大学时，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两件影响巨大的事情，都发生在这年12月。一是中国共产党举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以及以前的“左倾”错误，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国家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二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代表联名签订了分田和包产到户的契约，由此揭开了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这种体制最后被表述为家庭联产承包制，这一变革被认为极大地释放了中国农村的生产力，并且被普遍视为中国改革的发端。

　　但是随后几年，人们没有想到，随着这种农业生产积极性的高涨和农业产量的大幅度增加，却出现了“卖粮难”、“卖麻难”、“卖鱼难”、“卖水果难”等等短缺条件下的产品流通阻碍，而且越是当年难以温饱的贫困地区，这种现象越严重。这时，学习农业经济学的蔡陷入了沉思与苦闷。

　　1982年，蔡考入被称为政府智囊机构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后接着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在这里，他十分幸运地先后在张思骞和刘文璞两位良师门下当助手。导师渊博的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及乐于调研的“脚板精神”让蔡终生受益。

　　1983年假期，蔡和其他几位同学受当时的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的委托，前往安徽、江苏进行“卖粮难”的调查。这是蔡第一次专业性调查研究，也是这种贯穿其研究生涯、获取最真实信息的重要方式的开始。

　　调研中，蔡亲眼看到“身背花鼓走四方”的农民，仅仅因为包产到户这样简单的改革，就有了截然不同的劳动表现，从而根本地改变了他们自己的命运——中国农民的命运——中国的命运，感受到了劳动积极性的力量，以及调动这种积极性的制度的力量。

　　在社科院研究生院学习期间，蔡还分别到山西、河北、浙江、福建、广东等地调研，走过了大半个中国，广泛地了解了农业、农村、农民。在农村广泛的调研中，蔡开始认真思索中国“三农”问题与农村发展的路径。当时学术界普遍认为家庭承包制只是生产力水平低下时的权宜之计，对此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与同学刘吉瑞合写了商榷文章《论我国承包农户的性质、特点及发展趋势》。蔡力图弄清楚家庭经营的生命力所在，并且试图解释为什么1980年代初农民一旦选择了家庭承包制，就彻底地抛弃了人民公社制度，同时却又开始寻求各种合作形式。后来，蔡有机会前往西班牙考察世界著名的蒙德拉贡合作企业，在中外比较中，他区别出政府主导的强制性的合作组织与符合市场规律的成功的合作组织两种形式，以及两者在制度安排上的优劣。

　　随着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的问题日益成为各个学科关注的热点，蔡利用他的经济学背景关注起这个领域的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但这仍然与农业、农民、农村有关。 蔡笑言，自己是一个被锁定的农业经济学家，他把农业经济学看做是在农业经济领域做经济学研究。

　　1998年，蔡担任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2003年 3月28日下午，他应邀为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讲解世界就业发展趋势与我国就业政策研究。

　　谈到组织这一次集体学习的背景，蔡说：“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劳动就业群体，本届中央政府十分关注民生，其实就业就是最大的民生。组织这次集体学习，首先当然是学习，政治局的领导同志与国务院各部委有关领导听讲，自然对学者研究的就业问题有一个了解和认识。集体学习这种形式还有一个统一思想的目的，胡锦涛同志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他就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是人民群众改善生活的基本前提和基本途径。我们必须坚持把促进就业作为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实行促进就业的长期战略和政策。’当然，集体学习这种形式，还有更好的宣传效果，有利于各级党委和政府把改善创业环境和增加就业岗位作为重要职责。我们讲完后，现场讨论很热烈。”

　　作为“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的成员，蔡建议，国家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时候，尤其是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以及与经济发展相关的一切规章制度时，都要以促进就业最大化为原则，应纠正单纯追求GDP总量及其增长的发展观。

　　当记者问道,“曾有传言说，就业可能会作为衡量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指标，甚至位于GDP之前，您对此怎么看？”蔡笑了笑，说：“我觉得放在第一位、第二位并不是主要问题。现在政府开始强调经济增长和就业的良性互动，提出不能促进就业的经济增长就不需要。就业，中央领导的提法由‘民生之本’到‘关系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这说明就业越来越受重视。”

　　细述反哺农业的时机与着力点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性任务，这是关系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决策。根据中央总体部署，“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已经开始实施，但蔡认为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还需把握时机和找准着力点。蔡说：“如果说第一次改革，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是解决劳动自主权和积极性的问题，那么下一步的改革是在微观激励机制上基本解决了的，更多的是需要在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上进行。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发展到这样的阶段，我们已经初步具备了城市支持农村的条件。”

　　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工业从农业无偿取得积累资源，表现为各种资源从农业向非农产业流动以及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而实施这个新战略即对农业的反哺，意味着这样的资源流动方向的逆转。蔡分析说：“根据与中国国情类似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大约在农业产值比重和劳动力比重分别下降到1/4和1/2时，反哺农业的条件就具备了。如果遵循反哺农业政策形成的轨迹，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末，用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反哺农业，已经是适宜的选择。”

　　说到反哺农业的政策着力点，蔡说，首先要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培育劳动力市场和创造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推进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流动，加快城市化步伐。“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政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首先必须从制度上疏通城乡之间的劳动力自由流动。在劳动力市场发育的基础上，创造尽可能多的就业机会，将有利于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有序转移，从机制上创造农民收入的持久性源泉。”

　　他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时在农村大力建设基础设施，它本身和劳动力转移是不矛盾的，反而可能使这个过程更加良性化，“因为我们现在看，两股水的落差太大的话，闸上的那个水就会迅速地流下来；如果两股水的落差不大，流下来就会相对平缓——如果农村和城市的差距太多、反差太大的话，人们在流动的时候会有非常强的动机，而且不考虑后果，不获得充分的信息就会转，这样在一定的时期，就会出现盲目性。我们都强调有序流动，有序流动并不是卡，相反来说，让他们选择更高的收入，更多的就业机会，改善农村的基础条件，让他们的生活更好一些，接近于城市一些，这样他们仍会选择往哪儿流。这个时候会是更理性更客观的选择，流动时就会有序了。现在不是不让你流，我觉得还是需要流，但是可以使这个流动更加理性一些。”

　　一个时期以来，“民工荒”的字眼频频见诸报端，难道真的是我国农村劳动力不再剩余？还是其背后有着更深层的原因？接受采访时，蔡断言，“民工荒”的说法不成立。他分析说，出现所谓的“民工荒”可能有几个原因：一个是制度的原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必须是统一的市场。但是，以户籍制度为基础以及就业方面的歧视性政策、福利体系的排他性政策使得我们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劳动力市场。这意味着劳动力的需求与供给是分割的。再加上劳动力在地理上的分割，那么，由于信息不充分，劳动力在一定时间内不能满足需求是正常的。另外，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在发生变化，相对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对个人的技能要求提高，而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主要是非技能型的工人。作为劳动力短缺的信号而出现的“民工荒”，准确地说是“技工荒”。从中国农村看，还有近2亿劳动力等待转移。因此，说现在出现“民工荒”不合乎逻辑。另外一个不合逻辑的地方是，如果出现“民工荒”，就应该出现经济学上的“刘易斯转折点”，它是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一个重要特征，意味着工资水平上涨，劳动力开始变得稀缺了，此时，资本相对丰富了，资本、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比例会逐步提高。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什么工资上涨的迹象，我主要指市场引导的劳动力的价格，而不是指城市被政府保护的劳动力的价格。

　　打“阵地战”的“穷人经济学家”

　　2005年3月1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两会”闭幕后答记者问时，引用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所说的一句话：“世界大多数人是穷的，如果你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那么你就会懂得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世界上大多数穷人靠农业谋生。所以如果你懂得了农业，那你就真正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蔡是中国经济学家中少有的自觉地把自己定位为研究穷人经济学的人，早在1998他就写过《穷人的经济学》一书。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经济的热点入手，通过把最现实的问题与一系列发展经济学的主题联系起来；或者说从具体的问题研究起，逐渐形成自己对农业和农村的经济学理解，是蔡从事经济研究的基本脉络。在转轨中的中国，蔡从“三农”出发，逐步关注到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带动下，迁移到城市中的农民工以及在国企改革中下岗的城市贫困人口，继而延伸到对中国发展战略和改革路径的探索和研究。

　　在朋友的眼中，蔡是一个完美主义者。然而完美主义往往意味着比别人付出更多。蔡一般到凌晨一两点才能睡，早晨7点就会起床，常年的睡眠不足令他的双眼透着血丝。但多年来，蔡恪守学者本色，坚持把学术研究放在工作的第一位，“我从来都没有放下过研究工作，而且保证最基础的研究从来不断。在这一点上，我可以和任何人比。”

　　蔡眼中的学者应该是，首先做扎实的工作，做详细的计量分析，为自己的结论提供依据。但是做完以后要让别人知道你的结论，也就是说要实现成果的转化。“我希望我自己，以及我们所里年轻的研究人员能够成为这类学者。”在蔡的心目中，如果一项研究成果，老百姓看不到，大部分同行看不到，政策的制定者看不到，那么它的价值就被打了折扣。所以，他所主持研究的课题，大多都具备翔实的材料、大量的调查数据、精确的数量模型和具有操作性的政策建议。蔡说：“社科院的研究所作为特殊的部门，为决策者服务是最合理的目标。但并不是他们爱听什么我们就说什么，而是我们独立研究。”

　　很多曾经一起工作过的朋友选择了离开，而蔡留了下来，这成为他不断拓宽研究领域的原因之一。蔡笑言自己在打“阵地战”。

　　如果以动、静来划分人的性格，蔡一定属于后者。他习惯于理性地思考问题，以心灵的平静来抵抗日渐喧嚣的世界，坚守自己的学术理想。而这两年来中国的现实却让他觉得难以平静。蔡的思考是，“经济的高速发展，使中国似乎一夜之间就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经济大国，但同时各种社会矛盾加速累积，中国正在经历最不踏实的时期”。

　　作为国家“十一五”规划专家组的37位成员之一，蔡参与了有关工作。他说：“不管你是不是专家组成员，其实你作为社科院的主要部门之一都应该为国家决策提供自己的研究成果，承担一些课题。 ”作为专家组成员，自然要参与对“十一五”规划《纲要》的咨询论证工作。每次接到任务，他总是乐此不疲，积极参与讨论，发表个人及所在集体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在有关人口与就业政策及农村劳动力转移等方面踊跃建言。同时，中宣部还委托他做一个有关“

科学发展观”的题目，他同样是积极参与其中。 他认为，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新农村建设，提出以工补农、以城促乡的新思路已经不是就“三农”讲“三农”，而是讲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后者本质上是国家和农民的关系，把“三农”问题纳入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总进程，这是“十一五”规划中关于“三农”问题的很大变化。

　　记者读过蔡的一些经济随笔，读来很轻松，充满思辨性。他的随笔或用相对简洁的语言“推销”自己的学术观点，或通过一个身边发生的事件来阐述某种经济学道理，或讲述一个有趣的故事来表述个人的经济思想。的确，很多经济学人发表的文章充斥着复杂的公式和统计，这无异于挂起了一道“闲人免进”的牌子，让离不开经济生活的普通读者望而却步，远离经济理论。在这方面，蔡无疑是一个创新的典范，给经济学的“沉闷”带来清新。蔡说得好：“做学问是一种职业，又是一种生活方式。作为一种职业看待，要讲究职业道德；作为一种生活方式，需要活得有情趣。经济学是学问，经济学家要讲职业道德，也要有情趣。”（文/余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