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外资行的中国渊源

　　花旗银行：旧中国乱世成就“花旗帝国”神话

　　★文 / 邵连华

　　花旗集团在2002年举办亚洲百年庆祝活动时宣称，花旗银行始终保持对中国长久的承诺：与中国的成长和发展并肩前进。”花旗银行已成为今天“中国国内最具全球性的外资银行”。

　　但翻开花旗银行1949年前在旧中国47年的历史，花旗银行扮演了一个并不光彩甚至是巧取豪夺的角色。

　　经管“庚子赔款”入华

　　花旗银行总部坐落于美国纽约派克大道399号。今天它已经是美国的第一大银行。但在1812年初建时还只是一个注册资本仅有300万美元的州立小银行。当年7月16日，华盛顿政府的第一任财政总监奥斯古德上校与纽约的一些商人合伙创办了纽约城市银行，即今日花旗银行和花旗集团的前身。

　　1865年7月17日，按照美国国民银行法，纽约城市银行取得了国民银行的营业执照，更名为纽约国民城市银行。

　　1900年，中国的北方义和团运动引致八国联军武力干涉，1901年迫使清政府签下《辛丑条约》。其中第六款议定，清政府赔偿14国军费、损失费等款项本息合计982238150两白银。其中美国获得3200多万两，折合当时美金2500多万元。

　　美国以收取该赔款为借口，要求在中国设立一个机构来管理这笔款项，以图插足中国。1902年5月，作为美国经办清政府赔款的机构，纽约国民城市银行在中国人的一片反对声中强行登陆中国，在上海成立远东区首家分行，注册资本50万美元。

　　随后，相继在哈尔滨、大连、天津、北京、汉口、厦门、广州、香港、长春和青岛等地设立10家分行。但这些分行没有证据证明有任何注册资本，基本上都是“皮包银行”。

　　由于银行门上每天都悬挂着一面美国星条旗，所以中国人戏称之为“花旗银行”。1927年以后，纽约国民城市银行顺势将中文行名改为花旗银行。“运用夸大欺骗的广告术，把它的国旗用来作为分行行名，称为花旗银行”，“资金说是由美国总行调拨，实际所见只是屋顶上的一面花旗和几枚印鉴，几箱票本及电报密码。”“花旗银行”乃至后来的“花旗集团”的中文名字从此沿用至今。

　　中国财富救活花旗

　　有资料显示，在1920年代至1940年代，花旗银行在美国国内遭受三次重大损失，尤其是美国大萧条期间，在美国本土的贷款亏损8600万美元，早已资不抵债，然而它不但没有倒闭，股东们还照拿红利，业务还在迅速发展，反而一跃成为国际大银行。

　　就连1998年曾参与中国追诉花旗银行历史遗留存款案的一位美国大律师也纳闷：“花旗银行原本只是州立小银行，不知哪来那么多钱，变成国际大银行，我们这一代人到现在都还没研究明白！”而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的《花旗银行》一书和“美国之音”在2001年7月的报道指出：“花旗银行业务神奇般地发展，是得益于中国业务的迅速开展”。

　　《美国花旗银行在华史料》中提到，“花旗银行在华存款业务，1919年底占其国内外分支机构存款总额的一半，其中华北3084.6万元，华南1085.7万元。”《花旗银行档案》中提到，“上海分行：1939年8月本月顾客总计64370人，每天2799人”。

　　中国近代史料记载，“从花旗银行成立的1902年起，到北洋军阀统治的1927年止，由花旗银行单独承担的各种贷款总计不超过500万银元。”但有意思的是，《沃尔特-瑞斯顿与花旗》一书中提到，“1921年上海分行汇回700万美元给总部，救了花旗银行。”

　　研究显示，花旗银行当年超过50%的收益来自中国，可以说，正是这些中国人的财富铸造了“花旗帝国”的神话。

　　(作者为辽宁省中美资产历史遗留问题研究会副会长、《花旗银行在华掠夺纪实》执行主编)

　　汇丰银行：为中国而生因中国而活

　　★文 / 姚忠福

　　汇丰银行虽然为外资银行，但从其历史来看，可以说是生在中国，长在中国；为中国而生，为中国而活。

　　汇丰银行的英文全称为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即“香港上海汇丰银行”。

　　汇丰银行的中文名字“汇丰”，按照英文念作“Wayfoong”。汇丰银行是一家典型的英国银行，主要创办人为苏格兰人托马斯-苏泽兰(Thomas Sutherland)。但有趣的是，它的第一任经理克雷梭(Victor Kresser)却是一名法国人，总行初建时也并非在英国本土，而是在其当时的租借地香港。

　　汇丰银行当初是专门为了向从事对华贸易的公司提供融资和结算服务而于1864年在香港建立的。1865年开始营业，同年在上海设立第一家分行，而后在天津、北京、汉口、重庆等地设立分支机构。1865～1942年，汇丰银行在旧中国的业务主要有国际汇兑、发行纸币、存贷款业务、经办和举放对中国政府的外债、经理中国的关税、盐税业务等。

　　著名经济史学家汪敬虞在其《19世纪外国在华金融活动中的银行与洋行》提到，19世纪外国在华金融活动的形势，可以用两句话加以概括，一是在整个外国的金融活动中，英国居于主导的地位；一是在英国的金融活动中，汇丰银行居于主导的地位。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的金融活动中，汇丰银行可以说是一个后来居上的主角。

　　1890年代以前的外国在华银行，总行都在本国，银行资本一般都以金本位的本国货币为单位。只有汇丰银行是惟一的一个总行设在中国、资本也以在中国通行的银元为单位的外国银行。从1870年代开始，世界银价在一段较长的时期中，相对金价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老一辈银行多数处境艰难。但汇丰的经营不降反升，逐渐挤身当时处于中国金融和资本市场龙头的五大英国银行之首。

　　1881～1890年这十年中，汇丰银行曾经两度增加资本。第一次在1882年底，由500万元增加到750万元。另一次在1890年6月，由750万元再增加到1000万元。在汇丰银行成立之初，它的额定资本就是500万元。从1864年成立到1882年，18年中，汇丰银行没有增加资本。它的资本由1000万元再增加到1500万元，是在1907年6月。从1890年到1907年17年中，汇丰银行也没有增加资本。只有在这10年当中，它连续两次增资，8年之间，把资本扩充一倍。

　　银行利润的大幅度增长，是汇丰一再增加资本的惟一动力和主要来源。这10年中，汇丰银行的盈利情况，无论是其中支付出去的股息，或在盈利以外保留下来的准备，它的增长速度，都是非常惊人的。拿两次增资的1882年和1890年来说，这两年的盈利，分别达到资本的25%和27%。这样高的利润，就是“汇丰银行的创始人也从来没有料到”。正如董事会主席在1890年的股东大会上所说：“在它的发起人当中，对银行前途最抱乐观的有钱人，也不曾料到它会扩张到这样大的范围。”

　　在香港，根据汇丰银行的估计，“1880年香港的银行生意，有一半握在汇丰手中，麦加利占1/4，丽如、有利共占1/4，到了1886年，麦加利银行被已经公认为和汇丰银行差不多一样的强大。”

　　但是从外国在华银行总的局面看，1880年代是汇丰银行压倒所有其他外国银行的时期，它“已无可争辩地成为在中国沿海地区活动的最大银行”。当1882年汇丰银行第一次增资的时候，上海的一家英商报纸说道：“在伦敦以外的世界任何地方，是不是有任何公司能够提供像汇丰银行那样有成就的凭据，那是值得怀疑的。”如果说，这时伦敦的银行还不在其内，那么，八年以后，当汇丰举行第二次增资时，这家报纸就进一步把伦敦的银行也包括进来了。此时它说道：“汇丰银行的这一成就，就我们所知，没有一家伦敦大股份公司能赶得上。”这家报纸还说：1880年代的汇丰银行“标志着银行历史的新时期”。这个新时期的特点就是，总行在中国、主要以中国为对象的汇丰型银行开始形成了显然优势的地位。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博士后)

　　东亚银行：从来就是“中国人的银行”

　　★文 /《小康》见习记者 蒋卫武

　　在首批获得内地法人资格的四大银行中，在资产上东亚并无优势，而它能够济身于英美银行大鳄之间拔得头筹，可以说得益于它与内地之间的“亲情牌”。

　　东亚银行于1918年成立于香港，1920年即在上海外滩成立分行。创始人分别为李冠春、简东浦、冯平山等人。

　　李冠春，广东鹤山人。少时与父一同经商，白手起家，曾做过跑差、记账、厨工、经纪。据他自己回忆，在13岁至18岁成长过程间，平均每天却只能睡4个小时。尽管后来事业越做越大，并成为东亚银行的创始人之一，但他还是恪守勤俭节约的习惯。照顾他起居的下人曾跟朋友说起，自己的东家竟然还会常穿补丁袜子。

　　简东浦，广东顺德人。曾留学日本，就职于日本正金、万国两家银行12年，深谙金融之道。回国后，简东浦先与李冠春、冯平山等人一起开设了一家财务公司，专营银行资金拆借，后重组财务公司，经过发展扩大，于1918年正式成立东亚银行。简东浦出任经理。他将目标定为华侨商人，打出的口号是“做华人的银行”。

　　东亚银行成立后的第一年就吸存资金400万元港币，扎下资金根基。当时的香港商业交往发达，华侨汇款取款数额巨大，简东浦全力推进外汇存贷业务。当年的东亚银行在九龙、广州、越南河内等地设立分支机构，并于1920年在上海外滩成立东亚分行。

　　因东亚银行有懂得经营的简东蒲坐阵，运营得法，1934年民国财政统计表中，东亚银行在全国27家重要银行中排第10位，与华侨、中兴、广东三家银行合起来的总资产占全国银行总额的6.2%，纯利润占5.8%。

　　冯平山，广东新会人。他为东亚银行提供了巨额的资金和广泛的人力资源。其子与简东浦的女儿结婚，构成紧密关系，推动东亚银行发展。

　　现任东亚银行董事会主席李宝国为李冠春之孙，1919年出生，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主攻经济及法律，后又专门习修计算机，为主持东亚银行作了充分准备。1960年代，李宝国进入东亚银行，熟悉管理业务，并于1981年接管大权。从小接受西方教育的李宝国尽管在骨子里有割不断的中国血脉，但在思维上极具开放性。他上任之后，挥刀劈开东亚银行家族经营的枷锁，从李宅的围墙外招兵买马。

　　东亚银行自创始之日就定下自己的市场目标，即做中国人的银行，内地更是其重要市场，他们一直伺机而动。他们于1979年与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香港牛奶公司以及Jamestown 投资有限公司，在北京成立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随后东亚银行成为内地第一家引进信用卡业务的银行，首家获准在内地经营电子网络银行业务的外资银行。

　　李宝国曾说，从规模上讲，我们尽管不如那些跨国银行，但我们东亚银行拥有80多年的历史，称得上是老字号了。我们比较熟悉内地市场，熟悉中国人的一些传统习惯，对中国国情的了解比外国大银行更具有优势。我知道应该怎样为中国人服务，提供他们急需的金融产品。对于其他竞争对手，我们会努力发挥我们的特色——做中国人的银行。

　　高举“亲情牌”，是东亚银行创办时的既定方针，也正是亲情牌使得成立于香港的东亚银行在其8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一直与内地保持互动。

　　东亚银行对中国市场寄予厚望，早在1993年就欲在政治中心北京开设分行，因资产未能达到要求而暂时搁浅。为促成这一目标，东亚银行收购第一太平银行，使总资产超过200亿美元后分别在西安、北京开设分行。

　　中国经济已稳步迈向世界舞台，起家于香港的东亚银行于内地为根，将未来的发展重点移位大陆，以华人文化为敲门砖，积极拓展内地业务，使得这家资产在全球排位并不突出的银行拥有外资行在“中国网点之冠”的头衔。

　　渣打银行：持续150年的中国缘

　　★文 /《小康》《小康》见习记者 陶卫华

　　第一次听到渣打银行这个名称,很多人都会好奇“渣打”是什么意思,其实它来自其英文名“standardchartered”的音译,也被称为“标准渣打银行”。

　　1853年,这一历史悠久的世界老牌银行,在维多利亚女王特许(即“渣打”英文原义)下建立。5年后,在中国上海成立第一间分行。从此,渣打银行与这个东方文明国度共同经历了风风雨雨,近150年来从未间断营业历史,成为和中国最早建立业务关系、合作时间最长的外资银行。

　　殖民时期的“麦加利”记忆

　　1858年7月31日上海的《字林西报》上,出现了这样一条启事,“蒙董事会之许可,渣打银行本日在上海设立分行,行址在北门街(今河南南路的延安东路至人民路一段),首任经理为麦加利”——于是,上海行则以这位首任经理的名字命名。以后,渣打银行大陆的分行一律被叫作“麦加利银行”。

　　外滩18号,位于外滩南京路口,现在是体验上海历史风情的经典建筑。少有人知道,它原来的名字叫“麦加利大楼”，也就是英国渣打银行驻中国的总部。这座由英国建筑事务所1923年建造的大楼,与著名的外滩12号浦东发展银行以及和平饭店一起,成为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旧上海繁荣一时的永恒记忆。

　　当时的渣打银行和花旗、汇丰等洋银行一样,代表了西方殖民地时期的金融印记。19世纪末,渣打银行积极对清政府借款,比如他们提供清政府的克萨借款为100万镑。通过借款,操纵和控制了清政府的某些权项,并成为在华的最主要外资金融机构之一。

　　建国后成为“指定银行”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渣打银行得到允许继续留在上海营业,并成为中国

人民银行“指定银行”经营外汇业务,是中国改革开放前仅存的两家英资银行之一。渣打银行上海分行当时应政府要求协助打开新中国的金融局面,其对中国的贷款业务着重放在化学及钢铁工业之上;19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让渣打银行率先重建在中国的服务网络,并以上海分行为基础,成为在中国网络最广的外资银行。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大银行纷纷调整了策略。许多大牌银行开始重新将大部分资源转入欧洲和北美市场。此时,渣打集团却在集团主席祈泽林的带领下独辟蹊径，加速渣打成为亚洲重要国际银行的计划。

　　香港历史最悠久的发钞银行

　　上海分行设立后的第二年,渣打开始在香港经营业务, 并于1862年首次发行香港银行纸币, 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发钞银行。

　　渣打银行是香港银行公会的轮值主席行,在香港金融界占有重要地位。近年来,香港和内地的经贸往来不断加深,两地金融界的合作更加紧密。为了能在 CEPA 政策下加快渣打在内地的发展步伐,香港渣打银行于 2004 年在当地注册。目前,香港渣打银行已获批准成为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进入内地 A 股市场,并成为在香港经营人民币业务的银行之一。

　　与其他银行不同,渣打银行超过90%的利润来自于亚洲、非洲及中东市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渣打获得了更宽广的发展空间,其在华业务不断扩大,分行网络继续延伸。截至2006年底,渣打在中国的分行总数已达12家。当年英国渣打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总收入86.2亿美元,其中有3亿美元来自中国内地的贡献。

　　“百余年来,我们从未离开过中国,并目睹和见证了这里的经济发展和变迁。”渣打银行董事及大中华区行政总裁王冬胜这样说。跨越三个世纪的中国经历,使渣打堪称“龙的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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