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楼应该怎么建变成一道难解的题

　　办公楼应该怎么建？

　　中央政府一直在探寻如何遏制地方政府热衷于基础建设引发的困境，甚至已经开始借助卫星图像发现边远省份的非法建筑项目。但是前者过去常用的行政性指令──下令国有银行停止贷款、限制土地出售以及暂停政府对大型项目的批准，不再像以往那么有效，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后者早有应对之术了。

　　已有“热心人士”为对付这些情况而“出谋划策”：制订相关法律严格控制政府机关办公采购，行政大楼建设和内部改造必须经上级人大批准；立即停止对政府大楼项目的审批；制订政府办公条件标准，严禁超标准采购和建设；立即制订计划，有计划地变卖现有的超标准政府大楼，变现收入应用于改善医疗、教育和科研等等领域条件；对违反规定的有关责任人应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甚至追究刑事责任。

　　但是情况也许不再那么简单，因为建盖政府大楼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政治行为和需要了。

　　整顿楼堂馆所的历史其实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2003年以来这一波兴建豪华办公楼的风潮却与规范政府收入和支出有关。任建明认为，灰色收入透明化以后，钱用不出去，相关单位就把收入用来盖办公楼和购置办公设备。

　　一些地方政府能够斥巨资来建豪华办公楼，监督缺位的原因是显然易见的。政府对大量预算外资金的使用是在人大监督之外的，人大无法监管预算外资金，监管上的缺失使得地方的一些领导官员“放开了手脚”。而在西方大多数国家，地方行政管理比较透明，例如从法国财政部的网站上可见一斑：任何人可从网站上查到所在市镇、省和大区一年的收支详情。

　　“问题的症结似乎已经找到。”蒲勇健说，“政府的预算内和预算外资金必须要纳入人大和社会的监督视野之内，特别要真正赋予人大监督权和决定权。”

　　在许多人看来，清理政府机关豪华办公楼的实质应该是究责。尽管媒体对于各种政府豪华大楼、工程曝光不断，但是却很少有官员为此而承担责任，无论是下马还是检查。与此同时，各种被曝光的地方政府却不断为豪华大楼“找出合理的建造理由”。

　　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最近也披露，2003年以来仅基建审计就核减工程款550多亿。

　　行政拉动的逻辑

　　不可否认，兴建豪华办公楼有攀比心理和享乐心理作祟的原因。但是在这些此起彼伏的豪华大楼中，“云南省红河州州级行政办公楼”却给出了另外一种逻辑。

　　位于云南省东南部，与越南接壤的红河州，原地处个旧市(县级)，2004年经国务院同意搬迁至蒙自县。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梁公卿表示，面对国际国内新形势，红河州级机关迁移蒙自是为了发挥红河在云南省参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桥头堡通道作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于是，规模57830平方米的“红河州办公大楼”就这样在一片人迹稀少的土地上建设起来了，其建筑设计被“以稳定、庄重、舒适、经济、高效的平面布局形式，表达政府机关的务实内涵”来概括，但是这栋大楼自从建起来后就一直处于毁誉参半之中。

　　批评者对于其“铺张浪费”激烈之言自不用说，尤其对当地失地农民的未来生活表示了担忧；但是也有人表示“环境不错，空气清新。没事晚上去那里跳跳舞，早上去打打太极，还是要得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红河州办公大楼”不但成为地标性建筑，更带动了所在地蒙自新城周边的地价飙升，而造价两亿多的大楼，政府只花了不到1000万元，其他的经费都是由开发周围地产的公司来出资，这样的置换方式政府和地产公司都获得了利益，而一座新城市就这样将以州政府大楼为中心慢慢形成。

　　时任红河州州长白成亮对建造如此政府大楼是这样解释的：“有人说，既然我州有那么多贫困人口、下岗职工，为什么还要斥资上亿元，建设一流的州行政中心办公楼，而不把有限的资金用于那些需要帮助扶持的人？州行政中心移迁蒙自是我州全面加速发展，建设滇南中心城市、统筹南北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要求。州行政中心搬来了，这么多公务人员来了，自然不能在太阳底下工作上班。要建办公楼，是各机关单位各自为战，自建自己的小窝好呢？还是统一规划建设好？是马马虎虎地随便建盖，时间一长让后来的领导不满意，又重新建盖好呢？还是建设一个至少50年不落伍，可以展现红河形象，建成全国一流模范自治州的行政中心办公楼好？”

　　但著名作家白桦2006年在其《大厦的基础》一文中写到：“(红河州)那些还背着背篓的哈尼族、彝族、瑶族、傣族、苗族、拉祜族和总算走出了丛林的苦聪人，敢于心平气和地走近这座举世无双的大门吗？”

　　但红河州行政中心的大规模建造似乎很具有代表性，中国的许多城市都在进行着类似的新城工程。为政府出资的开发商获得了优先的土地开发权。这无疑也是对政府的一种变相的俘获。其中不乏结局是一堆烂摊子的例子。

　　2007年，“严控新扩建办公楼，清理已建成的行政机关超标的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已经成为一项箭在弦上的工作，很多人希望“清理中，一定要本着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除解决建设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外，更要对决策者进行严肃的处理”。

　　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到今天，各级政府最基本的设施需要——办公楼应该怎么建，好像突然变成了一道难解的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