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工会三部曲：维权、自主、全球化

　　林宗弘

　　在历经1950、1960年代蒋介石的威权统治之后，台湾地区的共产党与左派劳工组织销声匿迹。噤声的劳动阶级，付出极大的血汗代价，包括了一度全世界最高的职业灾害比率、世界上最长的工作时间、对劳工阶级包括其子女，在教育机会与文化生活上的剥夺、对女性与少数民族劳动者的歧视等等，开创了所谓的“经济奇迹”。

　　当时一首流行的闽南语歌曲《孤女的愿望》，就描述了台湾打工妹离乡背井的心情：

　　“请问门口的保安大叔啊

　　人家说这间工厂有要用工

　　我虽然还年轻什么也不懂

　　同情我地头生疏此外无希望　

　　即使少钱也得忍耐三年五冬

　　为将来为着幸福甘愿受苦来劳动

　　有一日总会得到心情的轻松。”

　　因此，人们有理由问：工会做了什么？

　　台湾工人维权运动的萌芽

　　1980年代以前，

国民党在各“国有”事业与企业单位设立了工会，由党员干部兼任工会领导，但是一般的私营企业主都抗拒国民党介入工厂管理。随着私营企业成为主流，工会组织率严重萎缩；即使成立了工会组织，干部腐化仍十分严重，有时候企业主或经理人就兼任工会理事长(主席)或秘书长(总书记)。工人私下笑称为“福利品工会”、“花瓶工会”或“阉鸡工会”(阉掉的公鸡不会斗)。

　　在台湾迅速都市化、工业化的过程中，利益集团与工厂老板对工人的侵害日复一日，违法加班、工伤与积欠薪资的事件层出不穷，贪腐的地方政府对于工人的投诉多 “吃案”视而不见，使得民间维权意识逐渐觉醒。

　　1984年5月1日，一群维权人士聚集在台北市义光教会，成立了台湾战后第一个劳工NGO——台湾劳工法律支持会，这是一个以法律服务来协助工人的团体。就在同一天，由于美国工会与台湾贸易顺差造成的政治压力，国民党推动了《劳动基准法》也就是台湾的劳动法通过。这两件事对台湾的劳工运动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在国民党威权体制松动之下，台湾劳工法律支持会的少数律师与知识分子，以1984年的劳动法为主要依据率先开始法律维权服务。当时劳工法律支持会里默默无闻的工作者，如今已赫赫有名，包括义务维权律师陈水扁，曾任NGO主席的邱义仁、陈菊(现任高雄市长)、郭吉仁(曾任“劳委会”副主委，相当于劳动部副部长)与简锡(曾连任“立法委员”)等。

　　当时的NGO维权只是协助处理法律案件，但是也使少数受害工人成为觉醒的积极分子；保障人权的素朴正义感，使得大学生与青年工人纷纷投入志愿者的行列。之后，随着戒严、报禁与党禁的解除，以及政治强人蒋经国的逝世，政治自由化与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牵动了整个台湾公民社会的发展。

　　八八工潮的影响

　　就在蒋经国逝世之后的1988年2月，桃园客运工会的曾茂兴打响了罢工的第一炮，客运业的罢工蔓延到苗栗县、新竹县与台中县，使得当地交通瘫痪，并且意外引发全岛各工业区的连锁反应。

　　这是自1949年国民党撤退到台湾之后的第一波全岛工潮，据估计各地陆续有300000工人无预警参与了罢工。许多工人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早上有工人到工厂发放争取加薪、组织工会的传单，不到中午流水线就纷纷停摆，没有组织的罢工就在他们的工厂里持续了一周，工人停下来谈论加薪与工会，也有人捣毁机器或产品，甚至蔓延到上下游的厂房。

　　“八八工潮”震撼了蒋经国死后陷入权力斗争的国民党政权，多数工人的手段与目的都十分温和，组织也不健全。就罢工的诉求来看，多数是“顺法维权抗争”，工人只是希望依据劳动法，争取最低工资与依法计算加班费。这一年台湾的实质工资成长率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然而，“八八工潮”最大的影响，是让台湾工人发现了自发工会组织的必要性，工人开始在国民党之外发展“自主工会”，国民党当局大为紧张，贿赂收编、搜捕与起诉事件不断发生，曾茂兴等多名积极分子被判刑。

　　然而，台湾的学生运动与民主化带来了工会发展的新契机。一方面，1991年底台湾的立法机构全面实施普选，成为台湾由“自由化”转向“民主化”的转折点，基层工会加速摆脱国民党的收买或控制；另一方面，工会干部认识到劳动法令的局限，从 “顺法抗争”走向了 “修法抗争”。

　　自主工会的发展与反对党的地方执政息息相关。1994年，在民进党执政台北县的默许下，台北县产业总工会突破法令限制而成立，随后，台北市在陈水扁市长任内，展开产业总工会的组织。1997年，各地产业总工会纷纷设立，与国民党主导的总工会系统相抗衡，并且把矛头对准了国企私有化政策与社保制度改革。

　　社会政策与私有化冲击

　　台湾在1990年代中期，受薪阶级仍然没有像样的

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与退休年金。一方面，国民党李登辉在选举压力下展开社保改革，推动 “全民健康保险”，工会发起一系列抗争，成功地将健保的劳工分摊比由五成压到两成，工会也可以参与监督

社保基金的决策。此外，修改劳动法、协助银行业等成立第三产业工会，都成为工会组织与政策的主题。

　　最惊人的组织发展，来自国民党推动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所造成的反弹。台湾的“国有”事业与企业多是油气、水电、交通等员工动辄上万、垄断性的大单位，工资与福利受到单位保障，但是私有化之后面临裁员与减薪的压力。

　　1990年代中期，这些超大型“国企”的员工领袖，为抵抗私有化政策展开串连，提出公用事业应该维持政府管制、不该沦入私人垄断的看法，这种 “反财团、反垄断、反官商勾结”的诉求，也获得部分舆论支持，国民党工会干部却进退失据。电信、石油、电力等企业的工会纷纷成为自主派，最后，多数“国有”的银行员工会也形成全岛性的联合会。

　　然而，自主工会增加并不代表维权“上访”争议消失，事实上，官方处理的劳动争议仍持续增加，全球化更导致严重的中壮年工人失业潮。虽然劳工行政机构逐渐趋向依法行政、保护劳工的立场，基层工人组织工会时仍然受到资方压制。恶性关厂与资本外移的冲击，更成为私营制造业工会的恶梦。

　　后民主化与全球化转型期

　　2000年3月的“总统”大选导致政党轮替，是年5月1日，“全国产业总工会”在陈水扁的承诺下成立 (当时陈水扁与宋楚瑜都签下竞选承诺，只有连战未同意)，这个政策，突破了旧工会法中总工会垄断一切的法令框架。至此，多数工会已经全面自主化，告别了国民党干部与工会干部不分的状态，在政治上，也与不同的党派结盟，与美国或欧洲类似，工会与资方在立法院形成彼此利益冲突的游说团体。

　　台湾民主化之后，总工会系统的组织发展，或多或少与政治上的蓝绿分化有关。“全国产业总工会”包括了多数的自主工会，基层组织与抗争经验较丰富，与民进党关系较深，渐渐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国民党在丧失行政资源的情况下，所属的工会分裂成7个工会组织，最具实力的“全国总工会”也面临转型，从过去压制反国民党活动，变成积极反对民进党政府的工会。

　　整体来说，台湾的工会体系，逐渐走向制度化、多元化与政治结盟重整的阶段。对此，评价并不一致，有人认为这是新政府分化工会的阴谋，也有人认为是政治自由的必然趋势。但可以确定的是，大工会取代了劳工维权NGO的地位。台湾的社保体系，也有朝向日本或德国式 “劳资政”三方协商的发展趋势，只不过在全球化冲击下，工会更为弱势。

　　对台湾的工会组织来说，全球化的冲击来自三个方面。首先，台湾第二产业的就业人口，自1980年代以来从五成掉到三成，产业外迁到大陆与东南亚是主要原因。第二，本地就业结构中的底层，被全球移民劳工取代。第三，台湾当局在金融全球化的压力下，政策倒向大财团与私有化，也会打击工会组织。

　　陈水扁执政下的劳工政策

　　在执政之后，民进党政府的意识形态左右摇摆，导致与自主工会领袖在维权时期的战略合作关系有所动摇。例如2001年在全球经济不景气冲击下，工会所推动的社会民主与劳工福利的政策方向，被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推翻，使陈水扁政府遭到外界严厉质疑。

　　此外，2000年到2004年间，在工会组织与NGO的持续压力下，民进党陈菊担任“劳委会”主委任内，推动了两周八四工时法案(原劳动法为一周四八工时)，两性工作平等法、失业保险与劳工退休金立法等，对健全社保制度不无贡献。但是引进外籍劳工政策却成为民进党政府贪腐的温床。

　　台湾当局为了调控国际劳工输入，将管理外劳的责任赋予少数特许的中介业者，形成中间剥削。在高雄市捷运(地铁)工程中，前“总统府”副秘书长陈哲男涉及收受中介的华盘公司贿络，使该公司获得政府特许的利益，华盘公司则从外籍工人身上扣款，宿舍与伙食条件极差。2005年8月，来自泰国与印度尼西亚等外籍劳工对长期的剥削忍无可忍，千余人对宿舍纵火发动抗争，最后与警方谈判和平落幕。

　　高雄捷运外劳弊案揭露了民进党政府的政商关系阴暗面，使得谢长廷内阁多名成员下台，也令连任的陈水扁形象受到重创。

　　为了提振2008年的选情，苏贞昌内阁在今年提出调涨基本工资方案，预估可能令基层员工调薪5%~11%，企图讨好工会、缓和民怨，但却引来工商业界的抵制。各方在劳工政策上拉锯，结果仍难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