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一个国家创业的缩影

　　时代集团总裁王小兰是一个不愿意回忆过去的人，从不热衷任何校友活动，却一定要来参加时政作家凌志军《中国的新革命》一书的发布会。她说：“这本书把我带回了20多年前的中关村。”

　　王小兰1984年下海，中关村先后诞生了2万多家公司，最初的那些公司只有20多家存活至今，时代集团是其中的幸运儿。

　　大浪淘沙的一幕每天都在中关村上演。2005年的一天，凌志军在清华创业园A座302房看到，38家小公司中的每一家，都只是花500元月租租下了房间里的一个方格，“电脑台后面坐着的那些人个个年轻。他们是老板，也是会计，还是自己公司唯一的员工。”

　　这些小公司存活后可以搬到楼上稍大的单间办公室，再度胜出的会搬到更大的

　　2月5日交完书稿后第二天，凌志军病倒了。他视力模糊，说话非常吃力，《新民周刊》的专访只能分了3次进行。

　　时政写作是孤独的

　　新民周刊：书名中的“新革命”一词，我们该如何理解？

　　凌志军：翻译过我的书的美国作家玛萨·艾梅霞(MarthaAvery)曾这样问我：“你能否告诉我们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的回答是我正在努力，但我必须用我自己的方式。这一回我选择的样本是中关村。

　　就历史来说，中关村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缩影。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这个国家打碎了精神枷锁，战胜了饥饿，又让自己成为全世界最庞大的“制造车间”。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它急切地渴望拿下新技术的高地，把“中国制造” 变成“中国创造”。这是新一代人的梦想，激励着整个国家再接再厉，进而成为一个世界范围的话题。它拓展了中国和西方大国的合作，也增加了彼此间的疑虑。而中关村之所以值得注意，就因为它是这条道路上的先行者。它的迄今为止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个国家之所以能够改变世界，是因为它改变了自己。

　　新民周刊：这本书指向中关村的变革，很多观点是具有对政府决策的批判精神的，而且你臧否人物相当犀利甚至刻薄，如此鲜明的价值判断会不会引起中关村方面的集体不快？

　　凌志军：至少中关村不会完全赞同吧，有些人会不愉快。我不担心受批判，或者别人不同意我的观点，而是担心出现事实错误。如果有人认为我的叙述以偏概全，或者过于刻薄，我只能说，依据目前可以获得的资料和开放程度，这是我能做到的最接近于事实的描述。我写的每本书都不会让所有人高兴，但没有谁来提出事实上的问题。

　　我写那么多书，最难的就是距离今天太近，涉及很多现在还在前台活动的人，而且现在的情况还在发生变化——这个人昨天是大明星，今天可能就是大坏蛋。这也是很多记者和作家愿意写过去的原因。

　　我在写作时还是有些自律的，一是涉及人家隐私的不写；二是自己痛快却会对别人造成伤害的不写；三是现实环境要求我们有些问题要平和地表述，条件不允许时勉强痛快地表述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新民周刊：从你最早的《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到《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每一次出版据说都遇到过波折，《中国的新革命》也不例外。和你合著《交锋》的马立诚说，政治体制改革是隐含在纸面后的一层。这是一种刻意吗？

　　凌志军：说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其实我现在的想法是，如果我们国家每一个人都像中关村的创业者这样一点一点地做，我们用不着在乎他们做的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我们不用太在意那些很有刺激性的计划和模式，应更在意这些普通人的实践。回看这30年，给中国带来巨大变化的是谁？其实就是这些普通人每天的工作。

　　新民周刊：人们乐于把你的作品同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做类比。这么多年的写作是向曼彻斯特致敬吗？

　　凌志军：我可能更喜欢读一些真实记录者的作品。范长江、邹韬奋的书我曾认真研究过，后来还研究过费孝通的社会调查报告。梁厚甫的政论，我上学时也研究过。

　　国外，威廉·曼彻斯特的书，李普曼的书，《第三帝国的兴亡》，特别是记者出身的人写的历史类的书，都影响过我。《光荣与梦想》对我的影响最大。

　　我佩服曼彻斯特是两个原因，一是《光荣与梦想》给我天地洞开的感觉，原来历史可以这么写；二是他对材料的把握和驾驭。以前以为他背后一定有一个写作班子，后来有一次和社科院近代史所的一个研究员聊，他说曼彻斯特其实就一个人干。既然别人能做，我为什么就不能做呢？虽然在中国积累资料比美国难。

　　是的，走这条路太难了，要放弃更多的诱惑、承担更多的压力。80年代有一批这样的记者，以天下为己任，但很少有人坚持到今天。有时想到这个孤独，我就伤感。现在这个社会虽然快餐、娱乐盛行，但我一直坚信社会还是需要严肃的东西的，我而且想把严肃的东西写得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