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陈健：我不代表任何国家

　　在联合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天权力真空，被一个中国人填补

　　陈健的行动，让全世界知道，中国人对痼疾也会用猛药

　　他在一次记者会上的发言，被某套《大学语文》教材收录

　　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陈健的改革，是联合国历史上最深刻的改革。”

　　“他所主导的改革，是联合国各项改革当中最深入、最富有成果的。”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对他的中国同事陈健赞赏有加。

　　2007年3月，联合国副秘书长陈健卸任。陈健的五年，正是中国外交在新世纪初露峥嵘的五年。作为第一批进入联合国的中国外交官，陈健的三十年，可以真切看到中国外交三十年的发展轨迹。

　　9·11，联合国大会由中国人领导

　　2001年9月11日清晨，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是普通一天的开始。

　　陈健开车离家时，一切如常。当他在联合国大楼下车，旋即感觉气氛异样。平日这个时刻，人们都向大厦走去，但眼前只见人们纷纷从楼里撤出，神色仓惶。陈健向身侧的警卫询问，警卫也不说话，遥遥一指，陈健抬眼望去，冒着浓烟的世贸大楼赫然眼底。陈健心头一紧：“出大事了！”

　　世贸大楼、五角大楼先后被撞，同样位于美国心脏地带，且有重大政治意义的联合国大楼随即成为“高危建筑”。

　　接下来的一幕让警卫迷惑不解。他发现，这位来自中国的联合国副秘书长，“逆人潮而动”，向联合国大厦走去。警卫急忙上前询问，回答是：“我还有工作。”这位警卫的第一反应是：“他不要命了。”

　　头一天的9月10日，原联合国大会主席刚刚卸任，新的大会主席尚未产生。原定11日联合国大会要产生新主席，但“9·１1”打乱了一切。于是在9月11日，联合国大会六十年历史上第一次“群龙无首”——没有大会主席，联大出现短暂“权力真空”。

　　“会议究竟能不能开？”联合国大会事务司司长普茨列夫，正为第二天的会议焦虑。这时候电话响起，他的上级陈健，指示建立一个类似“临时指挥部”性质的小组。普茨列夫听到电话彼端的声音仍然清晰，镇定，条理清晰，这位俄罗斯人顿时心中一宽。

　　在人心浮动之际，陈健派人打电话给各地区集团主席，要求这些主席分头通知本地区代表，告知明天开会事宜。随后，普茨列夫又得知，他的上司陈健以联合国副秘书长身份，行使联合国大会主席职责，召集联合国各地区集团主席，维持联大在危机中的运作，并商议如何对9·１1表态。

　　9月11日这一天，陈健如往常一样，10点上班，6点下班，其间一直呆在联合国大楼里，未曾离开一步。

　　9月12日，在陈健的领导下，联合国大会顺利召开，并通过了反恐决议，美国媒体也罕见地称赞联合国“表现出惊人的效率”。鲜为人知的是，这“惊人效率”，是在一个中国人的掌控下完成的；在联合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天权力真空，被一个中国人填补。

　　一旦成为联合国副秘书长，属于国际

　　而此前，陈健一直代表中国。

　　一场针对积弊的“持久战”

　　七年前，曾有一本地下出版物，如幽灵般，在联合国高官与各国大使间秘密流传。

　　“大家心照不宣，如获至宝”——这本十四页的小书，就是由前法国驻联合国大使梅德萨特编写的“联合国打盹地点指南”。

　　联合国会议大多冗长乏味，甚至通宵达旦，很多官员难以支撑，须溜出去打盹，而标注了联合国大楼内诸多适合打盹的地点，并进行“打盹指数”点评的手册，自然广受欢迎。然而2001年，该书的“热销”却因陈健戛然而止。

　　作为最早进入联合国的中国外交官之一，陈健曾先后担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随员、副代表、特命全权大使、外交部发言人、中国驻日大使等职。与他的继任者，以“中国鹰派”著称的沙祖康相比，陈健显得低调许多。

　　2001年，自驻日大使卸任后，陈健接替金永健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执掌联合国大会和会议管理部。与主管政治、经济等“重要部门”相比，会议管理部似乎并不“核心”。“本来以为在这个部门会轻松些，可刚一上任，秘书送来一份财务状况报表，让陈健“倒吸一口冷气”。

　　“联合国大会和会议管理部”是联合国第一大部，人员最多，开销最大，仅在纽约总部就有1200人。而眼前报表上的“血红赤字”赫然显示，该部门已累计亏损3800万美元，仅2000年就亏空1100万！

　　陈健找了一个咨询公司，专门调查会议管理部经费超支的原因。症结很快查明：亏空源自联合国的“文山会海”。该问题曾饱受外界非议，但数十年来积重难返，连前秘书长安南也慨叹“联合国要被会议和文件淹死”。各国为显示谈判决心，希望为本国多争取一些利益，但僵持的后果是，会议变成马拉松，结果不会有任何改变。

　　联合国会议经常持续到凌晨，文件动辄上百页，加之会议时间不定，六种语言的同传要从世界各地乘飞机到纽约“救急”，花钱如流水。当年中国刚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时，乔冠华就有“文山会海”的慨叹，如今三十年过去，依然如故。

　　“他总是平易近人，和颜悦色。”会议管理部的下属对他们的新上司印象是，十分随和。然而，这位和蔼的中国人随后的“强硬手腕”让他们史料不及。联合国高官们原以为这位来自中国的副秘书长会秉承“稳定压倒一切”，但陈健“板凳还没坐热”，就举起改革的利刃。一场联合国历史上罕见的大幅度改革，矛头直指数十年来的积弊，在会议管理部迅速展开。

　　联合国大会早有规定，所有会议应在会议管理部批准时间内举行，下级呈送上级的文件不得超过20页，联合国秘书长报告不得超过16页。但这些规定从未被认真执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联合国也不能例外。”陈健上任后，真正开始实施这个规定。

　　对付超时和违规者，会议管理部采取撤走翻译、服务人员等“强制措施”，“挑战旧制度的勇气，颇有变法图强的味道”，在联合国数十年，熟知会议积弊的老同事评价。

　　政令一出，整个联合国为之震动，阻力亦随之而来。会议“意犹未尽”就被“勒令离场”，数十年的“老传统”一朝被废，很多人对新规定很不适应。一些会议主席也打电话给陈健，要求延长会期，陈健的各国“老朋友”也纷纷“走后门”。联合国大会第五委员会主席，新西兰驻联合国大使想尝试一下：“看在我的面子上，再多给我们十分钟。”陈健的回答依旧礼貌：我知道你是支持联合国改革的，我如果同意，今后就难以约束其他人，改革目标也难以实现。面对“人情”，陈健滴水不漏，各种“高抬贵手”的要求，陈健一概谢绝。

　　“人家也是大使，反复的来求我。我能顶住就顶，实在顶不住，我就祭出最后杀手锏，让他们去找秘书长，如果秘书长下令，我就服从。”陈健深知，后门一开，放过一个，就无法约束其他，改革就会毁于一旦。

　　对于陈健的改革，安南给予充分支持，从未下令延长。五年任期内文山会海积弊大减，联合国风气焕然一新。5年中，会议管理部年年盈余，由“亏损大户”一跃而成“盈利大户”。

　　“中国人在国际舞台上向来以稳健著称，但陈健的行动，让全世界知道，中国人对痼疾也会用猛药。”一位联合国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