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通向新价值秩序的入口处

　　作者: 刘庚子

　　当下，对知识分子群体要追问一下：有多少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有多少知识分子还有自由的思想、独立的人格、价值的追求以及作为知识分子的尊严？他是不是忙于在“核心期刊”发文章、出“专著”、评教授、当博导、拿特殊津贴、争科研经费？这十多年中国的学院派知识分子是否大多已淹没在这些林林总总的名堂中，尝着不尽的甜头，而独立的人格消解于无穷无尽的考评达标之中？是到了“清点我们人性的财富”的时候了！ ——作者

　　[1]有多少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

　　曾经，在中国的某个岛屿上，有一位女士站出来大声发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她以此问唤醒大众的人格意识。于今，在大陆上终于也有个刘军宁先生站出来大声地说：“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我想，这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表达了国人对人格的向往。所以把这两篇相距20年的文章联系在一起，是因为我把有勇气“生气”和有价值的向往都看作是人格的追求。很多人会说：“生气，没有用的。”“向往能当饭吃吗？”也许，在这个特定的环境中，由于人们丧失“生气”的勇气已久，“生气”只会被判为不成熟，而“向往”则被认定为“傻帽”。但是，当人们面临某些具体情景，或多少静下心来回味一下时，还是会“生气”，会有向往的。尤其是当他们面对不公、强权、特权、歧视的时候；当他们的尊严、权利被蔑视、被侵害的时候。因此，我说“生气”(而非暴烈)、“向往”正是中国人当今真正树立人格的基因。刘军宁以重申“人是观念的动物”、“个人的尊严与价值”的方式道出了这一点。杨鹏说“中国正进入一个正义情感的积累期”，我完全同意这一判断。这个正义情感的积累正是“新人文运动”的根。是的，我们还处在“前夜”的困境中，但提出“中国需要文艺复兴”正是基于对我们自身困境症结的认知，并且是寻找解决路径的一个努力。这里我想重复杨鹏的话：“我们缺少的不是自由，而是争取自由的公共精神！”

　　我特别欣赏李静的一个说法，中国的“文艺复兴”首先应当是知识分子的自我成长与精神健身运动，在此一过程中，他们与公众分享精神成长的经验，“中国的文艺家……(也)需要一场自我成长与精神健身运动”。当下，对知识分子群体是要问一下，有多少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有多少知识分子还有自由的思想、独立的人格？还有没有价值追求？还有没有作为知识分子的尊严？有多少知识分子忙于在“核心期刊”发文章、出“专著”、评教授、当博导、拿特殊津贴、争科研经费？这十多年中国的学院派知识分子是否大多已淹没在这些林林总总的名堂中，尝着不尽的甜头，而独立人格消解于无穷无尽的考评达标中，是到了“清点我们人性的财富”的时候了！今天我们对自己是有一个“更高的评价还是更低的评价”呢？

　　凸显“中国需要一场文艺复兴”，绝非“天真汉”书生气的一厢情愿，而是思想者们敏锐地洞察到了广大民众发自心灵的呼唤——对个人价值尊严、权利的自发追求。

　　期待中国出现一场真正的“文艺复兴”，国人从中反省人性，确立人格，高扬价值理想，使尊重个人的权利成为中国人的公共精神，并在对人格的追求过程中形成新的价值秩序。有一个提醒可能会成为能不能形成真正“文艺复兴”的要点，即崔卫平、李静对“审美独立性”的强调，以及反对“知识功利主义”，反对把文学艺术当成其他目的的工具。此一点对中国文艺复兴本身来说，我以为至关重要。

　　[2]　新价值秩序的核心

　　让我从辨析秋风先生否认“中国需要文艺复兴”的诸多异论入手。

　　第一，秋风认定“文艺复兴”在中国已经“过剩”，应以“道德重建与社会建设运动”代之(薛涌则要以“复兴中国的文化”替代)。其实，“文艺复兴”与道德社会建设、复兴中国文化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势不两立的冲突关系。应该说这些均为当今中国之所需，皆可提倡。不仅可以并行不悖，而且可以相辅相成。如秋风倡导“社会建设”，我领会他把核心放在社会自治上。这一点就与“文艺复兴”的倡导是相通的。因为，能搞成自治的人必是有人格尊严、自立、自助的人。人格的形成与自治的形成是同一个过程。

　　现代社会价值秩序的根基和核心则是保护人的基本权利。有了这个基本点，传统的道德伦理系统便发生转换，被以此为基点重新解释和理解，法治社会由此而建设生成。那么，反过来看，正是“文艺复兴”这场人文主义运动在欧洲传播，普及了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权利的思想。而于当今要建设法治社会的中国，在我们面临一种困境之时，倡导一场“文艺复兴”的新人文运动，以明确、强化新价值观的根基、核心，正是走进新价值秩序的一个入口。

　　第二，判断“文艺复兴”在中国是否已经过剩，要基于对历史上“文艺复兴”的评价和对中国现实社会的认知。对于中国所需要的“文艺复兴”，刘军宁、杨鹏已有说明(对于历史上的“文艺复兴”，我相信写过《保守主义》的刘军宁先生不会认为它是与中世纪的决裂，如薛涌所猜测的)，他们的说明不是基于“命题论证”，而是基于对现实困境的深思。而秋风的逻辑是“文艺复兴”等于个性解放，个性解放等于物欲横流，进而把他厌恶的当下 “物质主义”泛滥归因于“文艺复兴”。我以为秋风的认定在对历史和现实的理解上均有偏差。历史上，不应把

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世俗人文主义)与北方的文艺复兴(基督教人文论)严格划界。欧洲人把它们都称为文艺复兴或人文主义，不仅是因为它们时间上相连，前后有直接影响，而且因为它们精神实质和形式上的一致，即凸显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且以艺术文学的形式。所以，他们把西班牙塞万提斯和不列颠的莎士比亚都算在内。如果断定“文艺复兴”已经过剩，那么，是否可以断定个体尊严与人文精神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经过剩了呢？顺便说一下，“文艺复兴” 的确需要“良辰吉日”(熊培云语)，这个“良辰吉日”在过去和现在都是市场经济社会的发展。为什么？因为不论古今，市场经济社会更多地让人摆脱了各种人身依附关系，人可以自主迁徙了，不再永远是某个人的人、某个单位组织的人，而真正成了社会的人。这样，自立、自主、自助的人就诞生了，人格平等就诞生了。个人的人格、价值、尊严、权利就开始生长。商业的繁荣使文学艺术的广泛传播成为可能，文学艺术创作有了新的对象，作品也有了新的接受群体。所以说，历史上“文艺复兴”的发生是有条件的，今天我们呼唤的“文艺复兴”也是有条件的，另外，史称“文艺复兴”的时期是指14至16这两个多世纪，这期间欧洲发生过可怕的黑死病，但这并不能否认这个时期“农业的商业化”，“庄园制的瓦解和工业的繁荣”以及“某些城市的惊人成长”。

　　在对现实的认识上，若把现实道德的不良状况，人的原子化、物欲化统统归因于捍卫完全到来的“文艺复兴”等，恐怕是“丢了西瓜”。崔卫平说，“在今天对于权力的无限崇拜也同样俯拾皆是，严重……侵蚀了民族的道德和尊严。”是的，这说到了点子上。中国还是“官本位”的社会，是权力(崇拜)的社会。当我们看到各种权力腐败毒化社会道德的时候，我们首先要问一声：“他们为什么能腐败？”那是因为他权力太大，他的权力垄断的资源太多。社会整体的道德状况的确很糟，但我们必须认清造成这种状况的主因究竟是什么。否则，一味地斥责广大民众，斥责市场社会，不去消解“官本位”和无处不在的权力崇拜的“意底牢结”，又能“重建”出什么道德？又怎么可能建设出自治的社会？不要忘记，市场秩序是要“建设”的道德和社会的基础。秋风眼中的市场社会似乎尽是些不良的东西，他以“物质主义”称之。我们应该看到一些最重要的新因素，那些自立、自主、自助、创业、支撑着社会的那些人，我是指民间企业家、职业经理人群体(不否认其中有不少不道德及违法者)。许多人看不到兢兢业业的经营管理的辛苦，看不到他们在发展企业过程中付出的道德努力和贡献的道德资源，似乎经商就是不择手段捞钱。他们似乎也看不到那些新型的技术工人，那些农民工，那些志愿者，那些自由选择职业或创业的大学生。尽管其中有很多酸楚，很多不公，很多不如意，但毕竟人们开始有了“机会”。还有，人们已经开始热衷于

传统文化，特别是先秦诸子，已经开始热衷于信仰。这些不正是表征着人们在自觉不自觉地找寻着人格、价值、尊严、德性等等人生的、生命的意义吗？而这不正好表明中国所需求的“文艺复兴”有深厚的社会根基吗？

　　第三，理论框架与历史真实的关系问题。其一，秋风先生推崇苏格兰启蒙运动、真个人主义，而对法国启蒙运动、假个人主义则作负面的评价。但是，把真、假个人主义、两种启蒙运动差异的理论分析当作一个框子去套历史与现实，把一切不良的东西都归于法国启蒙运动、假个人主义的影响，则太夸张了。这样会忽略历史和现实中那些造成不良后果的最真实、最直接、最重要的因素。不能忘记“那一声炮响”对中国历史方向的直接推动。现实中，所谓“物欲横流”，则恐怕与市场经济的较大放开和政治、思想、文化、信仰上的壁垒有更大、更直接的关系。许多人把现在道德状况不佳归因于“五四”时期切断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而“五四”是受法国启蒙运动影响的。其实，“五四”时期有反传统的一面，又有尊重传统的一面，真正切断中国传统使其一直不得转换的原因是“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是剥夺“剥夺者”，是“造反有理”的“文革”。人性都被彻底否定、践踏，传统被彻底否定，道德转换传承就彻底谈不上了。改革开放后，传统道德又一次丢失，除了市场化带来的社会结构变迁的原因外，还有个原因是错把“物质文明建设”当成了精神家园本身。“发展生产力”、“先富起来”、“建设小康”都是好事，但这是“物质文明建设”，物质需求的满足代替不了精神需求，且会走向“物质主义”。这大概是导致目前道德状况的一个主因。因此，我要说，可否把理论框架放一放，直面现实，回到历史的真实，首先回到中国近现代历史和世界近现代历史的真实。然后，再认真思考一下：中国究竟需要“文艺复兴”否。

　　其二，把“文艺复兴”与假个人主义、法国启蒙运动直接相连等同，以此来否定中国需要文艺复兴，怕难以服人。倡导“文艺复兴”不存在“制度决定论”还是“文化决定论”的问题。让我们回到对“人是观念的动物”这个命题的理解。这个命题一方面潜在地包含着对人的价值、尊严、权利的肯定，另一方面也潜在地包含着对人与制度与文化关系的理解。人的观念与人的行为是互动的，有观念的人与道德(习惯、风尚)、制度、文化是互动的。现存的道德、制度、文化影响着、制约着人的观念行为，而道德、制度、文化又是有观念的人的活动的产物，人们活动在自觉不自觉地造成道德、制度、文化的演化。文学艺术是“有观念的动物”特有的活动方式之一，是一种观念传递，是观念影响观念，自然也会影响人的活动方式。倡导“文艺复兴”既不要考虑它能决定什么，也不要考虑它会被什么所决定，只要真正的文学艺术繁荣就好，只要作品里不只是“尊尊亲亲”、权力阴谋、“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就好，只要能让心灵震撼或幸福微笑就好，只要能宏扬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权利就好。“文艺复兴”就是要表达人性的全部丰富性，凸显人性中最阳光的东西，凸显全球化背景下的“文明人”， 凸显审美的力量。

　　[3]　　文艺复兴的人

　　由历史和个人经验可知，人的理性有限。这是一个经验，也应是个信念。然而人的有限理性与激情、意志一起，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自然而然地造就了很了不起的结果。因此，要尊重时间延续中自由人自发联合、活动的过程。由于理性有限，不应关注个人是否(应该)被自私的动机所左右，而是应该允许个人按照眼前他所知道和关心的那些情况指导自己的活动。这些个人活动通过“看不见的手”多数会有公益效果。进而，它肯定家庭和一切小团体共同努力的价值，它相信地方自治与自愿联盟的力量。由此得出两个结论，一是个人要尊重传统、道德惯例等看似盲目的力量；二是让个人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和责任去选择他的目标和达到目标的手段，并付诸行动。

　　这种伴随着“文艺复兴”出现的价值观主张，一切价值最终都是由个人体验的，因此，一切价值均以个人为中心；个人本身就是目的，具有最高的价值，一切社会活动最终要落实到服务于个人；每个人在价值上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不应当被当作另一个人获得幸福的工具。这套价值体系，反对强权对个人的支配，主张每个人有权(独自或协作)追求幸福并对自己的行动负责。这套价值观所理想的是有“自助精神”的人，温和且重实际的人，谦逊的人，在生活中实干、节制、正直诚实的人。而这也正是中国社会中正在出现的人，是中国“文艺复兴”要大力催生的人。其路径是回到“文艺复兴”的倡导，这是走进新价值秩序的一个入口。让中国的“文艺复兴”以审美的力量走出思想圈，走出学术圈，走向文学艺术，走向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