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杨志福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5月11日16:44 南风窗

  “我是杨委员!”

  本刊记者 石 破 发自北京

  杨志福是中国农业大学的老教授,但他爱对人说“我是杨委员!”——他是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或许有的政协委员会将这个身份看成是“兼职”或“荣誉”,但杨志福却将它视作自己的第一身份。

  在今年“两会”期间,杨委员递条子给温总理请求发言,发言中3次流泪。在感动总理和其他听者之前,杨委员被媒体报道的次数不多,但他在农民中的名声已经很响。

  3月底,记者在北京采访杨志福:“你的本业是植物营养与施肥的教学及研究,但你好像更关心中央政策能不能富民,以及农民都有哪些委屈和要求,为什么?”

  杨志福回答说:“因为农民太苦了。”

  “那一次,我们都流泪了”

  虽是大学里的教书先生,杨志福这一生却没少跟农民打交道。

  1969年,农业大学搬到陕北,杨志福天天生活在农民堆里,1973年农大搬回,杨志福又在河北张家口搞实验“蹲点”,一蹲就是十来年。

  农大在陕北时,当地有个老劳模,曾经见过毛主席。他跟杨志福说:“杨老师,毛主席在陕北的时候,我家里还有一缸小米,还有酸菜,现在为啥连饭都不够吃了?公社干部还耍流氓,欺负北京来的女知青。我给毛主席写信,县里把我的信截住了,迫害我,开除了我的党籍。”

  老劳模请杨志福带封信回北京,他想跟毛主席说:“这里跟他在的时候不一样了。”等再回京时,杨志福捎着老劳模的信,寄给了国务院信访局。那是杨志福第一次替农民向中央反映情况。

  在张家口农村蹲点时,杨志福看到农民干一天活,只能挣8分工分,值2分钱。实在没办法活了,妇女们成群结队到大同煤矿去。大同煤矿的单身矿工多,每月发薪那几天,张家口的女人就去大同陪矿工睡觉,挣钱糊口。有一次,大同公安局打来电话,让杨志福他们去大同领人。领人?领什么人?杨志福莫明其妙。一问才知道,从张家口来大同卖淫的女子,人家一次就逮住一二十个。在张家口生活最困难的村庄,2斤全国粮票,就有女子愿意陪男人睡觉。

  当上全国政协委员后,政协每年组织委员到贫困地区的农村视察,杨志福都要去。1994年,委员们去贵州视察农村义务教育。教室是破土房子,没窗户,里面黑洞洞的,大石板当课桌,小石板当凳子,孩子趴在石板上写字儿,眼瞅着都成小罗锅了。老师背着自己的孩子上课。杨志福问他每个月多少工资?老师伸出4根手指,杨志福问:“400?”老师说:“40。”

  杨志福说:“那一次,我们都流泪了。”

  给王震挑错儿

  一开始,杨委员不愿意接受采访。他说:“我没什么可报道的,我就是说了几句真话,别的媒体都报道过了。”

  杨志福讲的“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是一句老民谣,全国人民都知道,但好像还没有人敢在国务院总理面前讲。

  然而杨委员并不是现在才敢讲真话的。

  杨志福本是个肥料专家,他搞腐植酸肥料研究,是国内最早,也是研究水平最高的。但“文化大革命”一来,这项研究被迫停了。

  1974年秋,农业大学已从陕北搬回河北涿县农场。有一天,学校领导来电话,说王震的秘书伍绍祖来了,点名要找他。伍绍祖说:“今年11月,国务院在广东湛江召开全国推广腐植酸大会,王老参加,希望你也去开会。”

  这是一次拉练式的会议,在广东湛江开幕,广西南宁闭幕。闭幕式上,王震要讲话。他让伍绍祖找几个内行,给讲话稿把把关。伍绍祖便请来杨志福及两位化学专家,他念讲话稿,王震在一边听,几位专家提意见。

  此前杨志福听说过王震爱骂人。他问任何问题,必须马上回答出来,不然就要挨骂;跟他意见不一致,也要挨骂。这一次,王震问杨志福的问题,杨志福都流利地回答了。但有一个地方,杨志福觉得不能与王震保持一致。

  王震的原稿写道:腐植酸肥料对庄稼有三保:保水、保肥、保健。杨志福委婉地建议说,“保健”这个说法,一般是对人体讲的,农业上叫“提高作物抗逆性”。

  王震听了,一拍桌子:“难道只许你们专家起词儿,就不许我起词儿吗?我就叫‘保健’,不许改!”

  伍绍祖给杨志福使眼色,杨志福不敢吭声了。但他回去想想,还是觉得不妥,就给伍绍祖打电话,建议他悄悄把词儿改了,“到时候王老顺着就念下来了,不会发现。”

  伍绍祖同意。后来,王震念讲话稿的时候,果然“顺着就念下来了”。

  以后,王震与杨志福熟悉了。1975年春,杨志福离开专案组,专门去搞腐植酸研究。在河北张家口举办的全国腐植酸技术培训班上,杨志福给学员们讲课。

  开课那天,杨志福和300多名学员坐在台下,王震等领导坐在主席台上。王震看见杨志福,用手一指:“农大的杨老师,坐到主席台上来!”这时王震已经是国务院副总理了。他让杨志福坐到自己旁边,对台下的学员说:“杨老师是你们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腐植酸的好多知识都是他告诉我的。你们要尊重他。”

  “请在座的部长们高抬贵手!”

  1993年,杨志福当上全国政协委员后回张家口视察,某个县的领导跟他反映:“杨教授,我们县是贫困县,每年有300万元扶贫款,今年只给了270万元,剩下30万给的是肥料。”

  这些肥料,是一家美资公司(中国人加入美籍后办的公司)生产的液体肥料。该公司老总还找过杨志福,吹嘘他的肥料往庄稼上一喷,产量就提高多少多少。搞肥料研究的杨志福一看这玩意儿就不行。但没过一年,就听说他们赚了一两千万元。原来这家公司通过关系,把自己的肥料纳入某些省份的扶贫计划,拿扶贫款买肥料,顶扶贫款发到县里——这个美国公司,就这样赚了中国农民的钱。

  杨志福开始不懂怎么回事,以为农民能免费分到肥料,也还不错呀。县领导说:“杨教授,你不知道,扶贫款虽然是无息贷款,但终究也是要还的。这30万元我们没拿到,将来还得让我们还呀。”

  回到北京,杨志福就写了份《社情民意》(《社情民意》是各级政协委员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的内部刊物)给国务院有关部门,说这样做是不对的。不到一年,河北省扶贫办挪用扶贫款盖大楼的事便被曝光。

  当时,通过各种渠道,卖给农民的假肥料有很多,有的是某些部级领导支持的。有的部领导还是全国政协农业组的小组顾问。在全国“两会”联组座谈会上,杨志福从肥料这件事上,讲了8个例子,证明假肥料骗农民,背后都有领导支持;有些省政府、县政府也有这种行为。

  杨志福说:“请在座的部长们高抬贵手!农民的钱来得不容易,不要把手伸到他们兜里掏钱。”杨志福发言结束后,有的政协委员跟他说,你还真敢讲,点名道姓的。但也有些受批评的领导去告他的状,说他“杨志福算什么专家呀?学阀!”

  2000年夏,杨志福接到一个学生的电话。这个学生毕业后,分到农业部工作,他说江苏某市有600多个农业科技推广人员,派代表来北京,说当地政府下了红头文件,只准农民买当地出的碳酸氢氨,外地肥料不准在本地销售,农技推广部门也不准销售化肥。该市农业推广部门经营的优质化肥,统统被市政府没收了。

  几个代表来到杨家。杨志福看了政府红头文件、代表们的申诉材料,觉得当地政府的做法根本不对——本来就没多少人愿干农技推广工作,政府这么卡,就更没人愿干了。

  杨志福立即写信给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信中说:江苏某市出台这样的红头文件,明显违背中央的政策规定,影响了农技推广人员的工作积极性。这个问题好像只是一个地方的小事情,如果不予以纠正,势必发展为影响全局的大问题。建议对此事进行调查,坚决纠正这种错误的做法。

  第二天,杨志福就将这封信连同上访材料一起交给了全国政协。

  第二年“两会”期间,温家宝参加政协农业、经济联组会议座谈会,杨志福在会上发了言,温家宝还跟他握了手。

  后来他知道,温家宝看到这份《社情民意》后,连夜作了批示,江苏省派调查组去当地调查,红头文件撤销,处理了一名副市长,农民可以买外地化肥了;买过本地化肥的,如果想退,还可以退货。

  杨志福说:“从这件事上,我体会到温总理是真心关怀农业,关心农民利益的。”

  来找杨志福的人一般分为两类,一是农民来反映问题的,二是领导干部来解释的。农民举报无门,材料递不上去,他们反映的有代表性的情况,杨志福都捅了上去。杨的夫人说他“净惹事儿”。

  “每次安排委员发言,

  我都会抢进去”

  每年全国“两会”期间,政协农业界和经济界的委员联组座谈,一般来参加的都是总理。每次安排8名委员发言,杨志福都会抢进去。

  杨志福说,李鹏总理来的那次,他重点谈了农业教育。“中央说科教兴农,谁兴科教?我们中国农大的学生,有的每月生活费只有100元,每天吃馒头、咸菜,还有去卖血的。农业大学的毕业生,工资比其他高校都低,有的只有600元/月。现在的大学毕业生,月工资不到1000元的不干,可是有的贫困县,县长的月工资才800多元。贵州有个地方,10年没有一个农大毕业生来当农业科技推广人员。”

  杨志福又说,现在的农大毕业生,谁愿意种地?谁会种地?在农村种地的都是“386199部队”,李鹏没听懂,问杨志福“386199部队”是什么意思,杨志福说就是“女人、孩子和老人”。

  朱基总理来的那次,杨志福的发言题目是:《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基础上调整经济结构》。原题本来是《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存在严重隐患》,开会前,校长跟他打招呼,把题目改了。

  杨志福说,对农业问题,有“几重几不重”:中央重视,地方不重视;内地粮食大省重视,沿海省份不重视;粮食减产时重视,丰收时不重视——中国历来是粮食一丰收,粮价马上下来了,而国外的粮价不受粮食丰收的影响。

  过去中央领导说农业要“三靠”:靠政策、靠投入、靠科技,农民说这都靠不住:“一靠政策”常改变;“二靠投入”不兑现;“三靠科技”没人干。

  2006年全国“两会”,“三农”问题是重点。政协农业界的委员没与经济界联组座谈,而是单独开了,胡锦涛总书记还亲自出席了农业组的座谈会,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这次座谈会,没有安排杨志福发言。会议结束,委员们与胡总书记握手时,杨志福坐在第二排,他挤到前面,握住胡总书记的手,说:“总书记,我想向你反映农民兄弟的一个要求——要求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区别,实现政治上的平等……”胡总书记说:“噢,你说的是户籍改革问题。”杨志福说“是”。总书记说:“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中央正在研究。”

  别人都是跟总书记一握手就走了,杨志福在那儿说半天,后来其他委员都问他,你跟总书记都聊些什么呀?

  农民的医保、低保、户籍改革,杨志福呼吁了十来年。每年“两会”期间,他都向中央领导反映。他说:“二元户口是政治上的不平等,任何国家都没有这样子的。农民生下来就低人一等,被车压死了,跟市民的赔偿标准都不一样……听说户籍改革问题,上面争论得也很厉害。我觉得这一届中央领导对三农问题真的很重视,昨天我看报纸,公安部说要逐步取消二元户口,实现公民身份的平等了。”

  杨志福为什么流泪

  有媒体报道说,今年“两会”,温家宝总理参加政协农业组的委员座谈会时,杨志福在发言中3次流泪。采访中,杨志福对记者讲了其中的两次。

  第一次流泪,是讲到农业资源的流失和破坏时。杨志福对总理说,中国农业的资源相对贫乏,一是耕地资源,二是水资源。耕地资源已经到了最严重的阶段。1996年10月1日调查是19.51亿亩,到2006年10月1日,只有18.26亿亩了,10年间减少了1.25亿亩。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认为,人均占有量2000立方米以下的情况为严重缺水。现在全国有11个省市区,水资源人均占有量不到1000立方米。水污染也很严重,全国2/3的河流污染,长江、黄河沿岸有2万多家化工厂,没有经过治理的污水一直在排。

  “我讲到这里,流泪了。”杨志福说,“我说我们的母亲河现在流淌着的不仅是污水,还有母亲的泪水。”

  第二次流泪,是讲到“农民对政策的喜与忧”时。杨志福跟总理说,农民都非常拥护中央的惠农政策。解放近60年,中国农业的大起大落,都是政策失误造成的。“讲到这里,我又流泪了。”杨志福说,“我说,解放初,把地分给农民,没多久就成立了互助组、合作社,以后又是人民公社,变化的速度太快了。人民公社一搞20年,农业生产严重倒退,全国人民都要靠票证分配农产品,饿死了很多人……”

  会后,很多人跟杨志福说:“杨委员,你胆子真大!从来没人敢在中央领导面前提过这事儿。”杨志福反问道:“这是事实,为什么不能说?”

  杨志福还跟总理说,农民还有三个担心。一是担心政策会变,二是担心政府对农业的投入力度太小,三是担心中央的政策虽好,但到下面执行中变了样。农民说中央的好政策被基层官员贪污了。有的地方以“建设新农村”为幌子,搞形象工程,村口立个牌坊,就要花好多钱。有的把农民才盖几年的房子拆了,自己出钱让农民再盖新楼。有一个村子,村委会只有7个村干部,建一座办公楼就花了500万。所以,农民担心“新农村建设”走调了,变味了。

  在杨志福发言的过程中,温总理插话,“我们要有忧患意识,不要讲那些歌功颂德的话。”杨志福发言后,温总理说:“杨老是带着对农民的感情、对农业的忧患意识发言的,我很感动。”

  杨志福也很感动,因为他这个发言机会来之不易。这也可能是他担任15年政协委员期间,最后一次面对面地向总理倾吐农民兄弟的喜与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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