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中国工业遗产:钱塘江大桥印证工人阶级辉煌

　　作者：本报记者白青锋

　　这里印证了工人阶级的辉煌

　　翻开中华民族的近现代史，人们不难发现，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民族工业、国外资本工业，以及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都在中国大地上留下了大量各具特色的遗产，由此构成了中国工业遗产的主体，形成了一个时代的记忆符号。

　　从中国工业遗产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时代的印迹，一段社会经济发展史，一幕曾遭受凌辱和侵略的悲剧，一部不屈民族浴血奋战的纪实，一曲工人阶级发愤图强的凯歌……保护和利用中国的工业遗产在于传承历史文脉，帮助人们翻开以工业为标识的历史陈页，让人们在了解和追忆中，感受中国工业的百年沧桑与巨变，印证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辉煌。

　　暮春时节，杭州一夜的缠绵细雨虽已歇息，但霪雨浸润后的钱塘江却被浓雾笼罩着。

　　清晨，站在之江路向东远远望去，钱塘江大桥隐隐绰绰，像是有一种久远的隔膜。大桥上下虽晨雾缭绕，但难以遮掩这里曾有过的血火交融。江面虽雾霭蒙蒙，又怎能抹去钱塘江烽火当年。大桥无语，但缄默愔愔的它却刻满了岁月陈痕。

　　雾是过眼烟云，桥是历史见证。

　　(一)

　　1933年3月，37岁的茅以升正在北洋大学教书。一天，忽然接到杭州浙赣铁路局局长杜镇远打来的电报和信函，邀他立即前往杭州共商筹建钱塘江大桥之事。

　　杜镇远是茅以升唐山路矿学堂的同学，被称之为“中国铁路巨擘”，在铁路界是个“腕儿”。没几天，茅又接到留美同学陈体诚的来信。这位被誉为“浙江公路奠基人”的浙江公路局局长在来信中鼓动他：“我国铁路桥梁，过去都是外国人包办的，现在我们自己有造桥机会，千万不可错过……”

　　翻开中国桥梁史，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各国列强视中国为盘中餐，为抢掠中华财富后有畅达的通道，强盗们死死地把持了中国铁路桥梁的建造权。

　　有例为证：济南黄河大桥德国人建、郑州黄河大桥法国人和比利时人合建、蚌埠淮河大桥英国人建、哈尔滨松花江大桥俄国人建、云南河口人字桥法国人建、珠江大桥美国人建……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血脉贲张的茅以升决心建造中国人自己设计的现代大桥。他风尘仆仆地赶到杭州，见到了浙江建设厅厅长曾养甫。曾养甫非常信任这位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和加理基理工学院的桥梁专业工学博士，把设计、建桥大权交给了他。但曾养甫也坦诚相告：“我还把建桥资料寄给了美国桥梁专家华德尔，请他做一套建桥方案。”

　　茅以升怃然，既然让我干为何还找美国人？曾养甫解释：“华德尔是铁道部的顾问。这样做，铁道部和华德尔就不会反对我们浙江建桥了，而且还可以利用他的招牌来筹款。至于用不用，完全可以再研究，我希望你们做的设计比他好。”此后，他私下多次过问茅的设计，惟恐出现闪失。为了得到财力支持，曾养甫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不久，茅氏与华氏方案均出台。华德尔设计的大桥是人行道、公路、铁路三种路面并行的单层联合型，造价758万银元；茅以升设计的大桥是公路、人行道与铁路分为上下的双层联合型，造价510万银元(完工后决算为540万，合当时美元163万元)。两份设计书拿过来一比，孰优孰劣根本不用说。待筹款也有了眉目，这位厅长大人才敢挺直腰杆对外宣布：大桥完全由我们国人自行设计。

　　在中国桥梁史上，这可是首座啊！

　　1935年夏，一位杭州籍的大学生准备出国留学。临行前，他为没能亲眼目睹中国人自己建造钱塘江大桥而抱憾。20年后的10月一天，当他回到祖国，在火车上“第一次看见了茅以升先生设计建造的现代化大桥时，心情十分激动，感觉到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也能干。”这位不胜欣忭的归国者名叫钱学森。

　　(二)

　　钱塘江是浙江省最大的河流。上游有新安江、富春江，流入杭州市才叫钱塘江，由此再东流入海，全长410公里。钱塘江喇叭状的江口涌潮，是地球上独特的奇观，形成闻名于世的“钱塘潮”。

　　“出郭游人不待招，相逢都道看江潮”。每年8月中旬，杭州人都争相去看钱塘大潮。尤其是8月18日这一天，钱潮更是“壮观天下无”。潮头壁立，咆哮而来，威力之猛足能把堤岸上1500公斤重的镇海铁牛冲到10米开外。

　　钱塘江十分壮观但又凶猛异常，如遇涌潮与洪水相交，再有台风推波助澜，其威势让人不寒而栗。

　　当年一外国桥梁专家虚妄诡诞地称：“中国人没有建造现代化大桥的经验和本领，一定要失败的。”

　　茅以升经反复勘测后涤荡谰言：“在适当的人力、物力条件下，从科学方面看，钱塘江造桥是可以成功的。”

　　1934年4月，当时的浙江省政府成立了“钱塘江桥工程处”，茅以升任处长。

　　1934年11月11日，钱塘江大桥举行了开工典礼，杭州各界5000多人参加，与其说是祝贺不如说是助威。“利国利民奠此万年基础；江南江北联成七省交通”。会场前牌楼两侧的这副对联，道出了国人的心声。主席台前一副1:100的大桥模型向世人展示着大桥将来。

　　由于条件所限，直到翌年4月6日，大桥才开始正式动工。

　　钱塘江大桥位于杭州市西南的闸口，全长1453米。其中，江中16孔正桥1072米，北岸引桥288米，南岸引桥93米。上层是6.09米宽的双向公路和1.52米宽的人行道；下层是4.88米宽的单线铁路。

　　大桥建成，不但可以把一分为二的“浙东”、“浙西”连成一体，还可把沪杭、浙赣、萧甬的铁路公路贯通，对整个华东地区的交通运输、经济发展、国防建设都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钱塘江大桥自打奠基那天起，就命运多蹇，历尽磨难。

　　第一难便是打桩。修建桥墩，必须先将一根根木柱打进江底的石层里。不料，打第一根时，因为泥沙层太硬，打了两小时也打不进去。换了大锤，“咔嚓”一声，木桩断了，接二连三，桩桩如此。茅以升为此坐立不安。一个桥墩160根桩，15个桥墩何时才能打完？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见一位小孩在浇花，喷出的水流把地上冲出一个个小沙窝。此景让茅以升豁然开朗。他把技术人员和老工人找来一起商量，提出用“射水法”解决施工难题。就是说先用高压水直冲江底，待泥沙被冲出深洞后赶紧放木桩，再用气锤打，这样进度就快了。工人们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一些合理化建议，因此，打桩由过去的一昼夜打一根，提高到打30根。

　　再者就是建桥中的另外两大困难：一是涌潮和洪水；二是流沙。

　　开工不久，工程就遇上山洪暴发。凶猛的洪水像脱缰的野马，把已经筑好的14、15号围堰全部冲毁，环环相扣的钢板桩围堰如面团般被大水冲得七拧八歪，几个月的心血和汗水在一夜之间付诸东流。浮运沉箱是建桥的关键，沉箱不固定，桥墩就无法浇筑。一次，洪水愣是把600吨重的沉箱冲到了几十里以外，后来用了24条拖船才把它拉回来。

　　沉箱不稳的问题解决不了，工程进度就会被推迟。铁道部和省政府催得又紧，茅以升心急如焚。已升任铁道部次长的曾养甫也着急上火地冲他发脾气：“告诉你，大桥造不好咱俩都得跳钱塘江，你先跳，我跟着你！”

　　为寻找解决的办法，茅以升又把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们找来，寻求对策。

　　一位工人提出，把3吨重的铁锚改为10吨重的混凝土锚，乘海水涨潮时把沉箱放下水，待落潮时赶紧让它就位。经过一试，难题终于迎刃而解，600吨重的庞然大物个个都乖乖地立在了木桩上。

　　钱塘江大桥横空出世虽与卓尔不群的茅以升个人奋斗分不开，但其中更渗透了中国工人阶级的睿智和才干。

　　茅公在1963年所著的《钱塘江建桥回忆》中专门写了《工人伟绩》一章：

　　工人们的劳动确实是伟大的。桥工不比一般建筑工程，不但是在水上、水下工作，处处都有危险，而且全部都是露天进行的，不管风霜雨雪，都得工作……

　　钱塘江桥的工人们发挥了集体智慧、集体力量，胼手胝足，战胜种种困难，终于完成了这个所谓不可能的“钱塘江造桥”工程。

　　茅公不无感慨地说：

　　工人们不仅付出了巨大的劳动，而且提出了不少技术改革意见。钱塘江的地质水文有很多特殊现象，尽管设计之初做过周详的调查研究，但在施工过程中，总会遇到难以估计的自然变化。这种变化，不是亲临其境的施工工人，是很难以理解的，不理解就一定遇到阻力。钱塘江桥许多技术措施，属于尝试性质，特别在桥墩的基础工程上，其所以能尝试成功，就靠工人们参加的创造发明。

　　在钱塘江大桥施工的两年半时间里，每天大约有770名工人在工地上，最紧张时能达950多人，整个大桥修建共用了703598个工作日。建桥的主要劳动者大部分是我们现在所称的农民工。

　　当年，茅以升曾拍摄了中国第一部工程纪录片《钱塘江》。从片中可以看到，那时桥工们的劳动环境异常艰苦，全靠人拉肩扛。即使这样，工人们为大桥建设所提出的“创造性意见和办法举不胜举”(茅以升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