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企外迁之四大枢机

　　浙企外迁之四大枢机

　　-本刊记者 贺海峰

　　1997年上半年，温州100多家灯具制造企业整体搬迁到了广东中山古镇，这些企业不仅包括灯具的经销商，还包括制造商以及为其配套加工的企业。当时，这一事件一度引发温州政府部门的恐慌，因为紧随其后，曾经在全国灯具流通市场占据1/4份额的温州灯具产业就此衰落。

　　10年来，浙企外迁犹如星火燎原，渐呈加速之势。浙江省委政研室的一份报告显示，目前，浙江对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的直接投资刚刚进入一个大发展时期，对外投资(包括省外和海外)将首度超过外来投资(包括海外和省外)，浙江将率先成为我国净对外投资的地区。

　　那么，这些企业外迁的动力是什么？它们的外迁，有何规律性？给浙江带来了哪些影响？面对这些影响，浙江又如何应对？

　　外迁的动力

　　跨国或跨地区投资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结果。英国经济学家邓宁研究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GNP在400美元以下时，基本没有对外投资；在400-1500美元之间时，开始出现对外直接投资；在1500-2500美元之间时，对外直接投资会不断增加；在2500-4750美元之间时，对外直接投资会快速增加。根据邓宁的理论，早在2003年，浙江就已经处于对外投资的快速增长阶段。

　　从企业自身发展的层面来看，资本逐利的本质，必然使得不同规模的企业竞相向要素成本低、优惠政策多、发展空间大、配套条件好、经营利润高的地方集聚，并通过对资产、土地、品牌、商业网络等要素的重新组合来推进结构调整。譬如，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

中部崛起等战略的实施，一大批浙江企业带着资本、品牌和先进的经营理念北上南下、挺进中原、征战西部、抢占上海滩，在商贸物流、基础设施、旧城改造、教育科技、资源开发、工业生产、国企改造等领域进行大规模投资、大手笔开发、大资本运作。

　　而与这种高歌猛进的气势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彼时的浙江，正陷入一种“捉襟见肘”的窘迫之中：土地资源紧张，环境容量较小，劳动力成本、商务成本等不断攀升，电力等重要原材料供给日趋紧张。以土地为例，浙江人多地少，人均耕地仅有0.6亩，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8%，各地经济发展中普遍遭遇工业用地紧张甚至供不应求的局面，土地价格上涨的幅度惊人，加之近年在各类经济园区的规划中倾向于引进大中型企业，导致不少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用地难”的困境。温州有关部门曾对外迁的企业作过一次调查，出人意料的是，其中的66.5%都将“土地紧张”列为自己外迁的主要原因。

　　上述难题，一方面制约了浙江纺织、服装、制鞋、印刷包装、日用小商品、小五金等劳动密集型优势产业的扩张，另一方面制约了水泥、化工等资源加工型产业以及能耗、水耗、地耗、环保要求较高的产业发展。尤其突出的是，在土地等资源要素硬约束的条件下，大量低附加值产业的扩张和集聚，必然影响精深加工型重化工业、高科技等产业的发展。故而，一些浙江企业开始把生产基地转向能源、原材料供应充裕的地区，比如有的企业在中西部地区投资建设了黄磷基地、水晶基地、皮革基地等。

　　目光敏锐的外地政府显然迅即捕捉到了这个信号，纷纷将浙江作为招商引资的首选之地。如四川一些城市，就公开喊出“引温州资本、承温州产业、兴地方经济”的口号。这些地方普遍开出地价、税费、服务等优惠条件，如土地“零价格”出让、“零租金”承包企业，新办企业税收减免，财政转移支付，快速审批承诺；有的请在当地投资成功的浙江企业家进行“现身说法”，有的专门在浙江成立中长期招商机构，有的专门划出地块交由浙江人开发和招商。而更经典的事例是，义乌市国内贸易局局长到泰国访问，按行政级别，他只是一个科级干部，却受到了泰国第一副总理的接见。为什么？因为他后面是以义乌小商品市场、绍兴轻纺城为代表的数以千计的市场，和活跃其中的数以千计的浙江商人所带来的无限商机。浙企加速外迁之势，由此不可逆转。

　　外迁新趋势

　　2004年，浙江省工商局公布的一份调研报告，一度在浙江引起强烈反响。这份题为《从浙企外迁看我省个私民营企业生态环境———关于全省民营企业外迁、资金外流》的报告述及，浙江省共有3058家民营企业外迁，其中整体外迁488家，总部迁移2488家；共有4207家企业在浙江省外投资，其中投资设立生产型企业1675家，投资设立营销机构1964家，“浙江外迁的企业已逐渐由单一的个别企业外迁向区域部分群体企业外迁变化,由单一企业外迁逐步向企业、资本、产业和组合式外流转变,由传统制造业的一般性转移逐步向新兴行业、优势行业转移”。时至今日，这一判断非但没有过时，反而历久弥新。

　　从趋势上看，浙江外迁的企业越来越倾向于规模化经营、联合式开发。一批精明能干的浙江人加快了向外拓展的步伐，一人赚钱众人效仿，亲帮亲、邻帮邻，老乡带老乡，集体下注，联合开发，外出发展的浙江人和浙江企业一直有增无减，项目越做越多，规模越做越大。例如，由现代联合控股集团、传化集团牵头，义乌中国小商品城、中国五金城、中国皮革城等10多家大型民营企业共同投资的山东现代国际物流港项目，总规划用地面积6000亩，建筑面积302万平方米，总投资53.65亿元，建成后预计年销售额可达220亿元。

　　投资规模的扩大，势必带来投资形式的多样化、投资行业的多元化。部分浙江企业具有相当丰富的经营经验，或涉足房地产等资本相对密集的行业，或采用上市、兼并、重组等资本运作手段。比如，家具大王张和法投资1.5亿元，在太原建设南方家园家具市场，并斥巨资在江苏等地开发房地产；东阳横店集团收购了太原著名的上市公司刚玉集团；绍兴的光宇集团斥资200亿元在阳泉投资煤矿和电厂；浙江日月集团斥资15亿元参与太原钟楼街的旧城改造。

　　更让人叹服的是，许多浙江企业在投资理念上总是领先一步、胜人一筹。以开展品牌化经营，创新营销方式为例，永嘉人在广州做品牌代理的达2000人，年销售额达50亿元左右，拥有世界著名的金利来、卡丹路、鳄鱼、花花公子、梦特娇、华伦天奴、都彭及一些国内品牌的代理资格，并基本控制了皮具的世界著名品牌代理权。比如卡丹路品牌源于意大利，被温州人孙小飞以2000万元买断，其经营商品包括休闲装、正装、皮具等，目标是三年内进入国内休闲品牌前三名。

　　外扩还是外逃

　　“浙企外迁，究竟是外扩还是外逃？是溢出还是挤出？”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利弊两个方面加以分析。

　　先从对浙江经济发展的有利影响来看。一是满足浙江工业化进程加快后对短缺资源的需求，二是促进浙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三是保持和扩大浙江产品的贸易优势，四是提升浙江企业和产品的技术水平。例如，温州一家竹木加工企业在赣南投资了一家竹木厂，随着这家工厂生产能力的扩大，原有的加工厂逐步减少并停止了生产，完成了产业外移，原有的母企业利用厂房、土地，向房地产业与酒店业进军，使企业规模迅速壮大。从浙江众多企业的转移结果来看，这些企业在产业外移后，或将在浙江本地的产业转向了关键产品的生产组装领域，或使浙江本部成为产品设计与贸易中心，或将产业转向第三产业。可见，这种产业不仅未减少浙江经济产值，反而通过要素重组，促进了产业升级，提升了浙江的经济结构，增加了浙江的国民福利。

　　再从对浙江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来看。以温州为例。一是影响温州当前的直接经济利益。一段时期以来，温州固定资产投资、外贸出口等主要指标增长率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是多年没有过的，这不能说与企业资金大量流失无关。二是影响企业的竞争力提升。温州近年发展速度相对缓慢，与大中型企业投资重点、投资地转移有关。三是影响温州的经济秩序。如温州企业在外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大举进军温州房地产市场。四是影响行业的整体稳定。现代经济产业的集聚效应非常明显，如果行业中的龙头老大或关键性工序企业外迁，对整个行业影响很大，如温州灯具行业整体外迁。

　　有专家担心，企业外迁，可能会导致外移产业“空心化”问题。从国外长期实践来看，产业“空心化”在各个国家均不同程度出现过，但并没有对它们的经济发展产生实质性的损害，也没有因此而改变鼓励对外投资的政策导向。台湾在20世纪80、90年代对大陆转移的产业，基本上都是已被发达工业化国家所淘汰的，否则台湾不可能在20世纪90年代获得资讯产业的迅速发展。同时，台湾岛内的工业制造业一直是台湾经济发展的主体，其外移产业大多只是体外生长，并不存在产业外移对岛内工业制造业的削弱，更不用说动摇台湾的工业制造业基础。

　　在反复权衡利弊之后，浙江省决策层适时提出“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的战略。“跳出浙江”，就是要实施浙江传统产业的合理、有效的梯度转移；“发展浙江”，就是使浙江在进一步提升传统产业层次的同时，形成新型的、高层次的新产业。要避免“跳出浙江”以后的产业“空心化”，关键是看浙江的产业层次能否升级。按照原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的说法，就是要挪开“死鸟”，提升“老鸟”，增加“新鸟”。“死鸟”指的是纳不了税、交不了排污费和发不出工资的企业；“老鸟”是行业内能继续生存的企业；“新鸟”则是吃得少、产蛋多、飞得远的高新技术产业之“鸟”。

　　外迁之后怎么办

　　面对民资汹涌外溢的不争事实，2006年，浙江省政府力推“浙商回归工程”，并要求各地将“国内引进”纳入行政考核体系。

　　其实，浙商反哺浙江现象早已有迹可寻。譬如，每年春节前后，外地通过银行汇到温州的资金就多达数百亿元，平均每天多达数十亿元。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目前400万家走出浙江投资的浙商，年产品销售额逾万亿元，相当于再造一个浙江。近年来，在外创业并积累了大量财富的浙江商人竞相回乡“发展浙江”，其“反哺”金额已超过5000亿元。浙江是资源小省，却是市场大省，市场的因素恰恰是浙江最吸引投资者的地方，这也是很多浙江企业“跳出浙江”又回头“发展浙江”的原因。“民资输出第一大市”温州在这条轨迹上走得更远，2005年，温州将招商引资列为“一号工程”，以远高于民企的优惠政策吸引外资。

　　但与上海、广东等地相比，浙江一些地区的投资环境依然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仍以温州为例。首先是政策执行不够“灵活”。比如广东省对小规模纳税人(如小额印刷业务、电脑零售等)实行包税制，企业可以为业务员代开发票，但这种做法在温州却被严厉禁止。在上海松江工业区投资，签订协议后，凡是土地红线之内均可边盖、边批，该区土地、规划部门也从不因此对企业罚款，如果被市里查到，罚款也一概由区、镇政府支付，这样“灵活”的做法在温州是很难想象的。其次，温州市场准入门槛比较高。如印刷业的市场准入把得就比较严，作为“中国印刷城”的龙岗，持证印刷企业只有800余家，仅是广东省的1/18；而在温州，拿不到许可证的企业，到了广东都能得到许可证，导致小规模印刷企业纷纷涌向正在全力打造“国际印刷中心”的广东。电器行业市场准入也是一例，温州的生产许可证可以在上海使用，上海的许可证不能在温州使用。从这个角度来说，在浙江的生产要素瓶颈还没有根本改善的情况下，浙商“回归工程”胜算之招就在于更灵活的吸引投资的政策。

　　但是，无论是“走出去”还是“请进来”，浙江在这场资本流动中都会是最大的赢家。-

　　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被视为企业群体性迁移的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因为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只有让自己镶嵌于产业集群之中，才能通过地方网络，获得单个企业不易获取的生产经营条件，并可组合成区域产业规模，享受与大企业同样的范围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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