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电影是一种记忆

　　本刊特约记者 李 军 发自纽约

　　在另一个时空、游离现实场景之外的对话，往往能够让我们看清迷雾中自己的困境。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巧遇贾樟柯，在中国之外谈中国电影，就是如此。

　　4月12日，受联合国中文书会的邀请，包括贾樟柯在内的“中国第六代导演”一行人来到纽约与联合国职员交流。2006年贾樟柯的电影《三峡好人》，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金狮奖，中国第六代导演由此更加引人关注：他们的镜头是否能走出一条中国电影的新路？

　　“不是乘虚而入”

　　纵观同行的五位“第六代导演”，贾樟柯、李杨、王超、韩杰、万玛才旦，他们的影片似乎都有着共同的特点：关注正在发生巨大变迁的社会中的普通人、边缘人的状态。这在当前电影业大拍古装片、战争片、武打言情片的气候下，似乎显得格格不入。

　　在物质主义甚嚣尘上的今天，拍这种不赚钱甚至赔本的电影，第六代导演究竟用意何在？

　　贾樟柯的选择和自己的成长紧密相联。“从出生到19岁，我一直都在山西的县城里面长大，20岁才走出来，到了太原。我成长过程最重要的阶段都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度过的。有些人(导演)坐飞机到浦东降落，接着乘磁悬浮到了香格里拉饭店，他们看到的是一种中国，那只是中国的一小部分，不是全部。我的电影就表现另外一些人，显示中国的另外一些地方，这样才能构成当代中国社会的完整画面。”

　　在贾樟柯眼中，他的电影体现了社会变迁对个人的影响，具有世界的普遍性，不局限于中国。“看了我的电影，意大利人觉得跟他们

二战后的1945年很像，日本人觉得跟他们上世纪60年代经济起飞时很像，台湾人觉得跟他们的经济转型和经济起飞的70年代很像，而中国的变化是从80年代开始，这就是我的电影的大背景。”

　　有人问《安阳孤儿》的导演王超，你的镜头瞄准底层民众，是不是因为你看到现在缺少这样的电影而去填补空白？

　　王超的回答是，作为一个严肃的创作者，不可能是因为看到电影市场上缺什么，就马上乘虚而入。你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你有你的个人感受，你拍的电影，就是你所感受的。他的回答，也正是第六代导演的共同特点。他们的电影，表现的是他们对社会变迁中的普通人，尤其是缺乏话语权的社会群体境况的感受。他们在表达自己的同时，将观众的目光引向他们所看到的社会。在他们看来，勇于披露真实、勇于吐露生活的本质，别人才会感到这个国家和民族是高贵的、是理智的、是有自信心的，“这很重要”。

　　“表现中国现实的复杂性”

　　“在社会变革中，三峡人民付出了个人的代价。去年12月，《三峡好人》在全国10个城市首映。在上海，专门邀请了移民到崇明岛的三峡奉节人来看，他们边看边流泪。”

　　贾樟柯在介绍自己影片时，平稳的语调中，听得出几分动情。法国媒体评论他的电影“像一只温暖的大手，抚慰着人们的心灵”。而打动人心的，正是电影的这种深切的人文关怀。

　　记者：在美国，有的人看了电影，表示不相信，“民工那么穷，怎么会人人都有手机？瞎编的吧？”

　　贾樟柯：在国内，手机非常普遍，可以说人人都有，不论是建筑工地民工，还是挖煤的矿工。再穷，都会有一部手机。对他们来说，手机意味着机会，意味着不被人甩掉，时刻攥着手机，生怕错过机会。

　　记者：影片里不断出现“烟、酒、茶、糖”四个字的镜头，为什么这么强调？其中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贾樟柯：这几样东西让人想起计划经济时代，当时这都算奢侈品，要凭票供应。我想用烟、酒、茶、糖这几样东西，表现出三峡移民库区依然有很强烈的计划经济时代的感觉。实际上，是表现一种物质贫乏。而在外面的世界，在大城市的超市，货架上琳琅满目，洗发水就上百种。反差太大了！”

　　记者：有人评论说电影中许多画面给人以超现实的感觉，比如影片里出现飞碟的镜头是怎么回事儿？

　　贾樟柯：三峡就是给人超现实的感觉。历史和今天交织在一起，先进和落后交织在一起，一方面是先进的通信工具手机，另一方面是用榔头拆旧房子。经济发展太快了，变化过程中出现一些很超现实的现象，时空交错的感觉，令人不可思议。两年的时间里，100万人迁移他乡；奉节是有2600年历史的地方，一下子说没有就没有了，这令人感慨万分。

　　关于飞碟，我是想用飞碟象征传说中的幸福。幸福就像飞碟一样，能看到，但很难降落到我们的身边。这是一种比较苦涩的感受。

　　记者：这么多镜头的意义需要解释才能明白，为什么不能拍得更明了一些？

　　贾樟柯：观众看了觉得不流畅、不清晰，这正是我要达到的效果。我想表现出中国现实的复杂性，如果太清晰、太简单了，不能表现今天中国的复杂。所以这个电影，包括声音的元素也很混乱。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是我一定要呈现出来的一种感受。

　　观众看完后，并不一定能够马上得出结论说中国社会很复杂，但是在整个观看电影的过程中迫使你去思考，这种思考是一种开放的，需要你去琢磨的东西。”

　　记者：你的电影风格受何影响？

　　贾樟柯：从情感的表述上讲，受俄罗斯电影影响比较大。我在读大学时，研究最多的是俄罗斯电影，因为俄罗斯的现实环境跟中国很像，人与土地的关系，历史的问题，很多纠缠在一起，从感情上更亲近。后来也有很多人觉得我的电影跟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像，或者和法国新浪潮相仿。

　　“这是假的市场化，不公平”

　　虽然第六代导演尤其贾樟柯的作品在国外备受好评，但是在国内，他们却无时无刻不面对着国外大片的冲击，遭遇票房的尴尬。

　　对此，贾樟柯有点忿忿不平：“很多影院不愿意接受关于中国现实问题的电影，把我的电影安排在上午9：30一场，下午1：30一场，放了两天，说对不起，没人看你的电影。谁一大清早去看电影？这是假的市场化，是不公平的。”

　　在他看来，现在国内观众的口味被好莱坞电影改造得很厉害。“每年进口二十来部电影大片，将近每个月平均两部。电影票价又很贵，五六十块一张。一家人到电影院看电影，现在已是很奢侈的活动，他们自然选择宣传攻势大的影片，觉得花钱值。而且电影大片被宣传得很厉害，成为文化事件，如果不看，好像缺点什么。结果造成看了骂，骂了看的怪圈。”

　　电影大片给中国带来负面的影响之一，就是评价电影经常以票房业绩为唯一标准，“媒体和观众就逐渐忽略了电影作为记忆或者作为思想活动的作用，弄得非常娱乐化，”贾樟柯说。

　　即便如此，他们也正在慢慢推动这个市场。“《三峡好人》的DVD就卖得很好，到这个月有60万张的销量，都是正版，这很不得了！”

　　与记者同座的还有一位华人教授，在纽约市大学教授电影课程，专门冒雨从长岛赶来。他说：“我一直在努力将中国电影介绍给美国观众。第五代导演张艺谋他们有他们的历史功绩，留下了辉煌的篇章。但是现在我认为他们走上了贵族化的不归路。希望你们一定坚持下去，走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