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上帝遗忘的汉语拼音之父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长命百岁。100岁是人的生命极限，超过极限是有的，但那是例外，我自己一不小心已身处例外了。上帝糊涂，把我给忘了……

　　□ 文/余 岳

　　叩响国家语委宿舍楼的一户普通单元门的门铃后，笔者很快在家政服务员的引导下见到主人——一位清癯和蔼的老人正从书桌旁的椅子上站起来迎候，他就是久闻大名的“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先生。

　　简单的寒暄之后，我们面对面坐在略显斑驳的小书桌前开始交流。尽管老人有些耳背，采访中偶尔还得借助纸笔，但记者自始至终都能感觉到老先生思路的清晰、思维的敏锐和精神的豁达。

　　半路出家的语言学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时，56个民族有数十种方言，并且大多数人都是文盲。要建设这样一个国家，没有统一的、能适应现代化需要的文字语言，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文字改革问题很早就被置于国家工作日程的重要位置，并从全国范围内网罗了许多专家学者来从事这项开创性工作。

　　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

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邀请精通中、英、法、日四国语言的周有光参加会议。会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胡愈之跟周有光说：“你不要回去了，你留在文改会工作吧。”周有光笑了笑，说：“我不行，我业余搞文字研究，是外行。”胡愈之说：“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不久，周有光接到通知从上海调往北京。从此

中国经济学界少了一位金融学家，国家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多了一位委员、一位语言学家。

　　1906年1月，周有光出生于江苏常州，先后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光华大学。早年读大学时，周有光主修经济学，但因对语言学的爱好他还选修了语言学，并在1952年出版过一本《中国拼音文字研究》。

　　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里，如今既藏有经济学家周有光的著作，也藏有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的著作。从金融经济到语言文字，周有光改行可算是“完全彻底”。他的孙女在上小学的时候，曾经很严肃地与爷爷讨论这个问题。她说：爷爷，你亏了！搞经济半途而废，搞语文半路出家，两个“半圈”合起来是一个“0”！周有光笑道：“我这是在‘劫’不在‘数’。那时候搞经济的后来都倒了霉。我逃过了‘反右’的劫难，是我命大运气好，留在上海搞经济的很多同事都成了右派，有的因为受不了政治迫害而自杀。我却因为已改行而移居北京，参与文字改革，躲过了这一劫。

　　“我的改行是偶然的，不过我是既来之则安之。既然改行了就要认真做，当时的工作任务很繁重，我就把所有能够利用的时间都拿来补充知识。因为作为外行可以马马虎虎，但真正作为一个专业人员你就决不能马马虎虎，以前看过的名著我要重新细读。那个时候我的确很用功。”当时拼音方案委员会一共有15个人，由几个大学的语言学家组成，不过主要是开会参加讨论。“文改会具体工作由3个人来做：叶籁士、陆志伟和我。叶籁士兼秘书长，比较忙；陆志伟要教书，还兼语言所的研究工作。我呢，离开了上海，没有旁的事情，就一心搞这个事情。我们三人就起草了第一个草案：汉语拼音文字方案。”当时，周有光提出了三点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事实上，我们三个人都共同提出要用26个拉丁字母，没有新字母。看法基本一致，没有什么不同的对立思想，只有一些技术性的不同。”

　　罗马字母成为汉语拼音的背后

　　“我们在上世纪50年代，制订《汉语拼音方案》的时候，一下子拿到600多份方案，不少人积极参与创造方案，大家热情很高的。制订《汉语拼音方案》我们非常慎重，从原理到技术都广泛征求意见、深入研究。有人曾给我们讲笑话：你们太笨了，26个字母干3年。我今天回想：这3年时间花得还是很值得。事实上，直到今天还有人在提意见，而他们提的意见我们都研究过，几乎没有新的意见。今天就得到了这么点安慰。假如当初没研究好，有漏洞，就遗憾了，毕竟要弥补就很麻烦了。”

　　周有光说，汉语拼音采用的是罗马字母(拉丁文的字母)，但它在上世纪50年代曾遭受过很多人的反对：“当时有人认为中国有5000年的文化，几个字母还不会搞，干吗要用帝国主义的字母。”

　　早在1952年，毛泽东主席到苏联访问时斯大林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可以有自己的字母。毛泽东回到北京，指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研究制订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此后，研制了多个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但意见不能达成一致。当时文改会主任吴玉章向毛泽东汇报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难以研究后，毛泽东同意研究罗马字母，再提到党中央，得到批准，这才把精力放到罗马字母形式的拼音方案研究上来。

　　确定用罗马字母了，但怎么用？周有光以“j、q、x”的制定为例来说明这项工作所费的周折。当年周有光花了很大气力研究世界各国的字母用法后，将其分为三类，基本用法、引申用法和特殊用法。“j、q、x”就属于特殊用法，比如“x”，它一方面有学术根据“mexico”(墨西哥)中的“x”，发音和中文的“x”差不多，另一方面清朝就有人提出这样的用法，“只是当时没人理他。”

　　“一开始不敢用这种特殊用法，反对的人很多。比如有人姓‘齐’，首字母是‘Q’，他就反对说，那他就变成阿‘Q’了。我就说那英文中女王也是‘Q’开头。”周有光说这是笑话，但当时的确有阻力。后来“j、q、x”终于确定在《汉语拼音方案》中。

　　1956年，国务院正式公布《汉字简化方案》和《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195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决议，同年秋季开始，《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小学生必修的课程进入全国小学的课堂。同样是1956年秋，应北京大学王力教授之邀，周有光开讲“汉字改革”课程。根据讲稿整理成的《汉字改革概论》1961年出版，1964年再版，1979年出第三版，1978年出香港版，1985年在日本出日文翻译版。

　　1969年，周有光被下放到宁夏平罗远郊区的国务院“五七”干校。去干校不能带研究资料和参考书，不愿让头脑闲置的周有光灵机一动，带上了二三十本各国文字版本的《毛主席语录》，还随身带有一本《新华字典》。当年，65岁的周有光和71岁的教育家林汉达被派去看守高粱地，两位老先生仰望天空，热烈讨论中国语文大众化问题。林汉达问：“未亡人”、“遗孀”、“寡妇”哪种说法好？周有光开玩笑回答：大人物的寡妇叫遗孀，小人物的遗孀叫寡妇。又说，从前有部外国电影，译名《风流寡妇》，如果改为《风流遗孀》，观众可能要减少一半……讨论逐渐深入，最后一致同意，语文大众化要“三化”：通俗化、口语化、规范化。二位老先生高声地交谈，好像对着几万株高粱在演讲。

　　干校劳动间隙，周有光以收入《新华字典》的字为依据，科学分类统计，把信息论引入古老的汉字研究领域，开创了一门现代汉字学。劳动之余，他还凭借当时多种语言版的《毛主席语录》开始比较文字研究。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周有光才自“五七”干校返京。

　　1979年4月，国际标准化组织在华沙召开文献技术会议。周有光在会上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言，提议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国际投票，认定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7098)。“ISO通过全世界投票，使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际标准。从中国标准到世界标准，这是过去没有的。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中国文化要和外国文化沟通交流，一定要得到世界认同。”

　　后来，周有光还主持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的制订，提出正词法的基本原则和内在矛盾，规则在1988年公布。

　　社会的变化快，语言文字也跟着变化快。如今，各种个性化的语言可以说五花八门。周有光说：“现在中国人特别爱用外国字母，觉得表达起来很方便，像TV、卡拉OK、CD、PK等等。还有一个事情很有趣，‘○’算不算中国字？在不久之前，《现代汉语词典》是不收的，后来收了，承认它是个中国字。因为这个‘○’到处用了，比如现在常这样表示二○○七年，过去则是二零零七年，其实这两个‘○’是外国的，现在已经成了中国的。”

　　个性化语言的大量出现，会不会与国家推广了的“语言文字规范化”相冲突呢？周有光摇了摇头说：“现在有不少人对中国语言文字的纯洁性表示担忧，但我认为这大可不必。不仅是中国，如今许多民族都有这个问题，特别是第二次大战以后。现在我们接受的外来词，主要是英国、美国的。为什么？他们的口语在全球的使用频率高，我们学他们的许多口语，结果把他们的许多词汇也学来了。其实，即使英语也不是纯粹的，英语里有不少词汇也是外来的。所以说，我们国家出现的这种现象，是变化过程当中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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