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的去世让其极度痛苦

　　2002年8月，张允和仙逝，享年92岁。“我们结婚70年，忽然老伴去世了，我不知道怎么办。两个人少了一个，这种生活好像是车子，好像自行车只有一个轮子，一个轮子忽然掉了，你怎么走？后来呢，慢慢地、隔了半年以后人就稳定下来了。我就想到一个外国哲学家讲过：个体的死亡，是群体进化的必要条件。这么一想，我才安下心来，毕竟生死是自然规律。”周有光在极度痛苦之中，用先哲的警言来排遣。如今，他已经把人的生死参透了。

　　早在1925年，由于周有光的妹妹周俊人与张允和同学，两家的兄弟姊妹们便已相互认识。1928年周有光、张允和同在上海读书时，成为朋友。1932年上海发生战乱，为了安全起见，张允和借读于杭州之江大学，适时周有光任教于杭州民众教育学院，两人开始自由恋爱。1933年4月30日，周有光、张允和结为伉俪，从此相濡以沫。

　　老伴张允和在世时，两人相敬如宾，据说一辈子没吵过一次架。对此周有光解释道：“我们的亲戚经常向我们的保姆询问此事。其实我们也有吵架，不过我们吵架不会高声谩骂，不会让保姆听到的，一般是三两句话就吵完了。我们的婚姻生活是很和谐的。到了北京，一直到我老伴去世，我们每天上午10点钟喝茶，有的时候也喝咖啡，吃一点小点心。喝茶的时候，我们两个举杯齐眉，这当然是有一点好玩，更是双方互相敬重的一种表达。”

　　周有光祖上为常州望族，太太张允和是当时的大家族张家的闺秀。叶圣陶先生曾说：“九如巷张家的4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张家四姐妹，个个兰心蕙质，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大姐张元和的夫君是昆曲名家顾传，老三张兆和是沈从文的夫人，老四张充和嫁给了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

　　散文集《多情人不老》是周有光和夫人张允和的合著。所谓“合著”，其实是各写各的，书的正反面互为封面，张允和的文章横排，书页向左翻；周有光的文章竖排，书页向右翻，可谓别开生面。他们所写的，都是回忆人和事的散文，感情饱满，文采斐然。

　　紧挨窗台的书橱里，有一张丁聪画的漫画很有意思，漫画中，周有光踏着一辆三轮车，载着夫人张允和一同出游，老两口的亲密、默契与恩爱，真是惟妙惟肖。周有光说，他们夫妻俩跟丁聪是好朋友，一次他跟丁聪说自己要买一辆三轮车带着老伴出去玩，没想到车还没买，先被丁聪画成漫画在报上刊登了。

　　已是百岁高龄的他，现在每天还要看书读报——不是随意浏览，而是逐行逐句，圈点勾画，读到细处，甚至要找来地图，举着放大镜相与对照。“老来回想过去，才明白什么叫做今是而昨非。老来读书，才体会到什么叫做温故而知新，学然后知不足，老然后觉无知。这就是老来读书的快乐。”

　　周有光至今仍勤于笔耕——不，按他的说法，是“指耕”，他每日用中文电子打字机写作。他对用打字机写作赞不绝口，讲每天都用打字机写作，比手工快5倍，说着拉开办公桌抽屉，只见里面放着很多电脑软盘，他随手拿出一张软盘说，这就是一本书，又拿出两张说，一部大的书，两张软盘。“我写作没有固定的时间，年纪大了，跟正常人不同，年老的人工作累了要睡觉，我利用精神好的时候写文章，工作效率并不低。”

　　有人称周有光为“新潮老头”。周有光在大多数人还不知道电脑为何物时，就已经开始在电脑上写文章了。“我使用‘双打全拼’在电脑上写文章，不用草稿纸已经快20年了，我想什么就打什么，得心应手，灵活自如，一点也不慢；有的人是看着别人的文稿打，那是‘看打’，是打字员。”

　　先生叹息自己年纪大了，大部头写不动了，只能零星写点小文章，每月坚持为《群言》杂志写一篇随笔。采访时，他给了我他写的一篇文章的打印稿，题目是《食衣住行信》。在他看来，民以食为天，“食”当排首位，而不是常言的“衣食住行”。他还认为在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信息”如同吃饭穿衣一样重要，不可或缺，有必要在原来4个字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个“信”。期颐老人还在关注身边的社会学，用随笔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看法。可嘉可赞！

　　尽管从事学术研究，而且年纪大了，但周有光却不像别的学者那样闭门谢客，苦心经营。他笑言：别人来看我，说怕耽误我的时间，我说我的时间不值钱，我是“无业游民”。

　　这位历经晚清、北洋、国民政府和新中国四个时期的“四朝元老”风趣地说：“中国有句老话，叫做长命百岁。100岁是人的生命极限，超过极限是有的，但那是例外，我自己一不小心已身处例外了。上帝糊涂，把我给忘了……不叫我回去！”周有光笑言自己“四世同球”，原来他的孙女和重外孙现居美国，他隔天就用“伊妹儿”和他们通讯。

　　他不仅头脑清醒而且十分新潮，喝“星巴克”咖啡，看《特洛依》大片，时尚不落当代青年。他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他说有的老人认为自己老了，活一天少一天了，而他则不以为然，“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的”。“我的生活很简单，我的天空就是这半个书房。”讲着讲着，周有光便笑出声来，孩童般乐不可支。

　　生命从80岁开始

　　周有光是五代单传，年轻时有过肺结核，患过忧郁症，结婚时算命先生说他只能活到35岁。可是他今天已是百岁人瑞了。吃饭、如厕、洗澡等基本自理，偶尔还下楼散散步。“如果身体跟五官分开，我的身体就很好，血压正常、消化正常、脑子正常，只是耳朵有些聋，眼睛也不好使。”接电话不方便，他在致友人的信末示知电话号码时，总要附上一笔“我耳聋，保姆代听”。

　　他说，自己耳朵不好，常闹笑话。一次，三联书店的编辑拜访老先生。当时，张允和讲了一个故事，周有光凑在一旁小板凳上“听”。那天张允和讲的是曹禺当年边洗澡边读书的趣事。张允和讲完之后，周有光见客人兴致很高，把小板凳往那位编辑身边挪了挪说，我也给你们讲个故事吧。等他一开讲，张允和与来访者两人哈哈大笑起来，周有光问她们笑什么，这下两人笑得更厉害了。那位编辑告诉他说，奶奶刚才讲的就是这个故事呀。

　　“我97岁去体检，医生不相信，以为我写错了年龄，给我改成了79岁。医生问我怎么这样健康，我说这要问医生啊。”谈到自己的养生之道，他说：其实也无秘诀，不过生活应有规律，心宽体胖。周有光认为最重要的是度量要放宽一点。老人每当写文章累的时候，就会做一下他独创的“象鼻子运动”——扶着桌脚，晃晃头、耸耸肩、扭扭屁股、伸伸腿……小小的运动锻炼了全身，难怪他至今连牙齿还是原装的。

　　老人书很多，又没有专门放书的屋子，四间小屋子都放满了书。有的时候，要查资料，常常要四个屋子跑来跑去，他没有把这当成一种负担，反而乐此不疲。他说：“古代有‘陶侃运砖’，讲一个名叫陶侃的书生为了锻炼身体把砖头搬来搬去。我把书搬来搬去，这是‘周有光运书’。”说完，老人哈哈地笑了起来。

　　他每天起居定时，晨6时起，晚10时睡，中间要午睡。一生饮食习惯不变，喜欢吃面包、喝咖啡、饮红茶。在日常生活中，周有光一日三餐以面包、牛奶、青菜、鸡蛋、豆腐为主。他从不刻意所谓的保养身体，不吃补品，自述生活要平淡稳定，吃东西不要过分，不要老吃所谓的山珍海味，要吃家常便饭，吃青菜豆腐，就是赴宴会也不要多吃。

　　前几年，周有光写了一篇周氏“陋室铭”，曰：“山不在高，只要有葱郁的树林。水不在深，只要有洄游的鱼群。这是陋室，只要我唯物主义地快乐自寻。房间阴暗，更显得窗子明亮。书桌不平，更怪我伏案太勤。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卧室就是厨房，饮食方便。书橱兼作菜橱，菜有书香。喜听邻居的收音机送来音乐。爱看素不相识的朋友寄来文章。使尽吃奶气力，挤上电车，借此锻炼筋骨。为打公用电话，出门半里，顺便散步观光。仰望云天，宇宙是我的屋顶。遨游郊外，田野是我的花房……”

　　这篇“陋室铭”，字字句句无不体现出百岁寿星“随遇而安”的养生哲学！老人80岁的时候身体状况还非常好，行动十分灵活，经常坐电车出去买东西，85岁那年才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用老人的话说：“再不退休就不好意思啦，占着别人的位置好久啦。”周有光说，人生就是一个增长弧线，100岁就是一个关口，1岁至10岁是生长期，20岁至80岁都可以正常工作，90岁至100岁就开始衰老了。

　　人愈老，愈发童真。他把80岁视为零岁，把81岁视为1岁，从头开始计算年龄。他92岁时，收到一份

　　不知不觉和这位依然神采奕奕、腰板直、脚步稳的老人聊了两个多小时，笔者担心老人累着，便告辞。这时，似有一束温暖的阳光从窗外照射进来，泼洒到那小小的老式的书桌上……

　　告别时，老人坚持要送记者到门口，并目送下楼梯。记者回过头来，只发现眼前超高龄的老先生确实没有半点老迈之态、衰惫之容。难怪他说，“上帝把我给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