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顾茅庐”与Rafert教授

　　1995年，相里斌在《应用光学》杂志上看到的那篇文章，对他的专业选择意义重大，文章的作者就是Rafert教授——弗罗里达空间技术中心的首席科学家，也是美国“强力卫星”超光谱成像仪的设计师。

　　“刚看到文章的时候，激动，但细细研读了一遍之后，头就大了。为了保密，Rafert教授对空间成像变换光谱仪的原理介绍极其简单，我一点点地抠，却总是想不通那原理。当时感觉特别郁闷。”

　　在相里斌的记忆中，当初他至少用了三个月的时间与Rafert教授的那篇文章较劲。那时，全国就他一个人在作这方面的研究，所以也就很难找出一个可以与之讨论的人，他只能如一个孤独的旅者，摸索着，在一条幽深、漫长的学术隧道中艰难前行。

　　有一天，脑海中突然灵光闪现，原先横亘在他面前的所有难题，全部迎刃而解：他想通了Rafert教授看似艰深、复杂的原理。那一刻，相里斌欣喜若狂。

　　但实际上，相里斌所想通的，根本就不是Rafert教授的原理，或者说，他当时根本就想错了。但相里斌并不知道这一点，他只是沿着自己已经形成的思路，开始了忘我和近乎疯狂的研究，其结果是：在世界上首次提出“大孔径静态成像

光谱原理”，理清了所有的工程技术环节，研制成功原理样机。而更让相里斌大喜过望的是，“大孔径成像光谱仪”的探测灵敏度比Rafert教授的傅里叶变换光谱成像仪提高了整整两个数量级。一时间，他首创的“大孔径”原理受到国际同行的认同。2002年，Rafert教授在文章摘要中说，这种原理是相里斌首先提出的，也就是说，Rafert他们也开始对“大孔径”进行研究了。

　　或许科学研究本身就是这样充满了戏剧性和各种不可知的意外：当他沿着完全背离Rafert原理的方向前行，得出了意想不到的成果之后，再回过头来关照Rafert的原理，发现其原理和工程化的各个环节，竟是如此的简单和易于理解。当然，对于Rafert教授，他一直都心存景仰和感激，至少，Rafert教授曾在他彷徨的时候，为他展示过一道崭新的专业风景。

　　1999年，中科院给了相里斌一个到国外进修三个月的机会。一天晚上，他给Rafert教授发了一封电邮，自报家门，说自己希望到对方的实验室工作进修。第二天早上，一觉醒来，Rafert的回信就到了：欢迎！热烈期待！随后，双方就一直在通过电邮“讨价还价”：他说自己此次出国进修只有三个月；Rafert说：三个月太短，你到我这里至少应该工作一年。他说不行，“我是公派出国，不能超过三个月，科学院给我的时间只有三个月。”Rafert说：我知道国家给你的费用只有三个月，剩下的我替你争取好了。他赶紧声明：谢谢教授的好意；但真不是费用的问题！最后，Rafert教授让了步：好吧，就按你说的三个月；期待你的到来！而此时，Rafert教授为他申请的几千美金费用、办公室，甚至包括Local Travel(地区旅游)都批了下来。也就是说，虽然还是三个月，他依然能够享受到上面的一切待遇。相里斌很高兴。毕竟，Rafert是领域内最好的科学家，其所在的实验室又是世界上最好的实验室。

　　1999年夏天，相里斌已经准备收拾行装，但此时，情况突变：他工作的中科院西安光机所领导班子换届，中科院副院长严义埙带队下来考察，一眼看中了相里斌。因为已经与Rafert有约在先，相里斌的第一反应就是推辞。几天后，他去北京出差，严义埙先后两次与他通话，最后干脆来到他所住的中科院招待所与他长谈，动员他接掌光机所帅印。当他目送严义埙的背影远去，心里蓦地涌起一丝感动：“诸葛亮出山也只是因了刘备‘三顾茅庐’；我算什么？一个32岁的年轻人，却有劳堂堂中科院副院长三次找我恳谈。我还有什么理由拒绝呢？”

　　其实，真正促使他改变主意的并不完全是严义埙的礼贤下士和真挚坦荡，还有院长最后一次说的那番话：“你去美国，个人专业上能够有所发展、进步，这固然好；但我相信，如果你能带领所里的1000多号人共同发展、进步，你对咱们国家和科学院的贡献将会更大！”

　　那年的7月，相里斌出任西安光机所常务副所长，主持工作，成为当时中科院最年轻的研究所领导。

　　之前，他给Rafert去信，说明了情况。Rafert回信说：很遗憾；但充分理解相里斌先生的决定！没过几天，Rafert又兴冲冲地来信，邀请他参加即将在美国召开的一次国际光学大会，“我们可以在会上见面，长谈”。因为会议只有几天时间，而且要在数月后才开，他觉得没什么问题，便答应了。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一上任，他就成了一只被快鞭紧抽的陀螺，根本就没有停下来的时间：前三个月，他马不停蹄地搞调研，先后在所内召开了近30个座谈会，与上百名科研人员分别谈话。所里的情况让他感到了自己肩上的压力：机关臃肿，工作效率低下；一线人员缺少积极性，项目拖期；所属工厂亏本……对32岁的相里斌而言，这一道道难题该如何解决？

　　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已经无路可退的相里斌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所机关13个处精简成4个；引进人才；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凝练和提升创新目标；重视交叉学科，培育新的学科增长点——其中的任何一项改革，都需要他全身心地投入。如此忙碌，去美国参加会议的愿望就此落空。他再次给Rafert去信，讲了自己所面临的一切，说自己对再次爽约非常抱歉。

　　Rafert来信，深以为憾！

　　人生，完美于一次次选择

　　事实上，在相里斌最近十年的人生历程中，已经作过多次选择了。

　　比如1997年，在去南方挣大钱和留在西安光机所继续搞科研之间，他选择了后者；又比如1999年，在去美国进修以求得个人事业的发展和出任西安光机所所长之间，他同样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而每一次选择，都会令他的人生更趋于精彩和完美：因为就在某一扇利益之门在他面前关闭的时候，另一条更加宽阔的人生和事业之路，又会展现在他面前。

　　“就像1999年，我没去美国，看似个人的专业受到一点损失，但那与整个光机所的发展相比，简直不值一提：通过我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短短几年时间里，光机所的科研能力得到优化，科研合同额连年攀升，职工的福利待遇大幅度提高。现在，光机所上下一心，展现出空前的凝聚力。以这样的状态投入科研，对国家肯定会有越来越大的贡献。也因此，我对当初的选择，从来都没有后悔过。”

　　相里斌说。

　　“如果说我的人生还算精彩，我的事业还算成功，那仅仅是因为，我总是选择将个人的事业发展融进共和国的发展大业之中。除此无他！”

　　相里斌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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