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熙瑞：中国的融合主义

　　没有多少人理解这个模式

　　人物周刊：您在文中提到，制度如果都落实好，我们国家的民主将是一种有秩序、有内容，既成本低廉又保证高质量的民主形式。但现实似乎跟这有差距。

　　刘熙瑞：一个国家建立了模式与完全落实好模式并不是一回事。现实中我们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这里有些不是模式本身的问题，而是模式的落实问题。我们有许多干部思想中带有封建意识，对我们的模式不了解或不理解，因而在他们管理的地方或部门，在他们的工作中，就不能落实好这个模式。打个比方，一个国家的法律不让人为非作歹，但仍有不少人干坏事，那就是法律错了吗？模式也是这个道理。肯定模式存在，并不是维护现实中很多带封建传统的东西，这些东西恰恰是我们中国民主模式的反对因素，而不是我们模式的本身。

　　人物周刊：一个模式如果落实不了，是不是模式本身有问题？

　　刘熙瑞：有模式而你不按此模式操作，甚至反其道而行之，这里可能有模式超前的问题。但现实中很多问题，不是不能做到，是我们没有完全按照制度去做、去宣传、去落实、去检查。

　　人物周刊：出现这种落差的原因是什么？

　　刘熙瑞：我想更多是人的原因，当然具体制度也有漏洞，还需要完善和补充，但人的素质问题非常关键。比如一把手现象，党委会规定是集体领导，党委书记和别人一样，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但现在一把手说了算的现象却非常突出。

　　全党要加强学习，很多人还没有理解我们这个模式。要从思想上认识它，从制度上落实它，并加强检查。西方的民主一开始也是落实不了，有反复，200多年的实践，落实了。我们今天提出制度，明天就让它落实好，也是不可能的，但不能因为这个把制度否定了。

　　人物周刊：您提出要把精英主义和平民主义结合起来。

　　刘熙瑞：这恰是中国民主模式的实质内容，我认为它必须是实现精英主义和平民主义互相结合的机制。就像我在文中说的，它以融合主义为特征，使社会的精英群体和平民各自在有机结合中发挥自己特有的作用。

　　人物周刊：那两者应该各自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刘熙瑞：从根本上说，平民的利益表达、利益诉求是基础，是第一性的。而精英的凝集汇聚、归纳概括、启发引导和升华则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挥的作用，是第二性因素。没有前者，精英的作用没有基础，也没有原料和素材，它无以附着，将是空中楼阁；而没有后者，前者也可能停留于较原始的层次，历史发展也会延滞。从这个意义上说，二者谁也离不开谁，缺一不可。如果硬要区分谁重要的话，我只能说，前者是基础性的，后者是主导性的。

　　中国要的是“融合主义”

　　人物周刊：和西方的民主相比，中国民主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刘熙瑞：我思考过西方的民主，也实地考察过境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现实情况，比如选举，发现他们选举的核心要义是一个“争”字。而我们选举呢，则是“协”，充分协商，投票不是关键。两者各有各的长处和不足：“争”，个人意志得到了充分体现，但成本大，甚至有撕裂社会之虞；“协”，成本小，但个人意志体现较弱。

　　人物周刊：您认为两者有高下之分吗？

　　刘熙瑞：我们要做的是融合主义，把二者结合起来。如果中国凡事都争起来，会分裂成两派、三派、若干派，会造成动乱，那将是不可收拾的。而且争的结果是赢者通吃，少数人的利益得不到保护。当然，目前我们有些地方的协商也有问题，协商成了内定，不是和老百姓协商。真协商是尊重公民意见，让各群体的利益诉求都得到表达与保护。

　　人物周刊：那如何实现呢？

　　刘熙瑞：对这样以融合主义为特征的民主形式，国家及地方已经做了大量探索，也取得了可观的成就。重庆开县麻柳乡就是一个，那个地方也曾经发生过官民冲突，1998年的时候还发生了群聚性事件。领导层开始了反思：为什么人民政府却得不到人民拥护呢？他们为此做了整改。我曾前后两次去调研，把他们的那套方式概括为“问政于民，形成工作；决政于共，保证科学；行政于和，凝聚伟力；监政于公，落实结果。”实际上这就是中国民主的具体实现形式。当然，他们的具体做法，不同级别的政府不一定完全照搬，但前述四条基本的机制，却有普遍的适用价值。这正是我们中国民主模式的具体实现。

　　人物周刊：您认为最适合中国的制度是什么？

　　刘熙瑞：中国的历史性任务是发展，自乾隆以后，中国的国势开始走下坡路。从1840年到现在的一百多年间，中国一直是积贫积弱。哪一种制度有利于中国发展就用哪一种制度，谁也不能耽搁中国的发展，否则就是历史的罪人。只要能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