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的青春：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

　　在众人的怀旧中，1980年代往往与“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等字眼联系在一起……“我们这些人的幸运是以更多同龄人的不幸作为衬托的。”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77级学生、时评家鄢烈山反复强调。

　　30年前，1977年，高考恢复，从此一直牵动着全社会的脉搏。今年全国人大代表范谊在“两会”上提案废除高考；学者刘海峰则说：尽管有各种缺陷，但30年来，高考制度无疑是中国所有制度中最公平、最具公信性的制度之一。

　　1978年3月，时年31岁的老鬼，30岁的罗中立、何多苓、霍东龄，22岁的刘学红，19岁的杨千走进大学校园。他们是从570万名考生中脱颖而出的幸运儿———在大学之门关闭了12年之后，1977年12月，每29个考生中有一个如愿以偿。

　　从走进考场起，那代人是追赶时间的一群。1970年代忙着上学，1980年代忙着出国、下海，1990年代忙着晋级、当总裁、办展览、发表著作……2006年岁末，中国教育电视台的台长康宁把他们聚在一起。在该台《春天里的七次聚会》的演播间里，7所大学的82届毕业生一起回忆大学往事。

　　在众人的怀旧中，1980年代往往与“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等字眼联系在一起……“我们这些人的幸运是以更多同龄人的不幸作为衬托的。”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77级学生、时评家鄢烈山反复强调。

　　北大：街上流行红裙子

　　老鬼从山西大同机械厂走进北大新闻系77级的时候，带了一部让他的同龄人不安的小说手稿。这部名为《血色黄昏》的小说以老鬼在内蒙古插队的经历为蓝本。虽然班上的很多同学都有知青经历，但有老鬼这般粗粝经验的并不多。

　　刘学红以北京市文科状元的成绩考入北大新闻系77级，在此之前，她在京郊密云县插队，被分配到林业队管理果树。后来她的高考作文《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被《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她写了热汗淋漓的劳动，也写了公社果园的诗情画意。

　　进入北大之后，刘学红保留了记日记的习惯。1981年3月21日，中国男排以3∶2战胜南朝鲜队，取得参加世界杯排球赛的资格。四千多名北大学生集队游行，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和清华大学化工系77级同一时期喊出的“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并称1980年代的“最强音”。刘学红在日记里记下了同学们欢呼雀跃的场面。那是人们的激情极容易点燃的时代，动辄就是万人空巷、举国欢腾。

　　除了紧跟时事，刘学红和班里的女生也是时尚的引导者和追随者。刘学红有一张烫着大波浪、穿长过膝盖大红连衣裙的照片。裙子是同宿舍的鲁薇给裁的，刘学红自己扎的。鲁薇被公认为全班最能玩的人。复习最紧张的时候，也会揣着一张淘换来的票，骑两个小时自行车去部委机关看“内部电影”。

　　北京大学新闻系77级的同学自己办了一份叫《实报》的小报，全是手写，全班同学的笔迹在上面都可以找得到。主笔孙冰川被称为辣椒主笔，国际国内的大小事没有他不敢评论的。与老鬼、刘学红等同时走进北大校门的77级中文系学生查建英，和当时中山大学中文系学生、后来的北大教授陈平原共同回忆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学生刊物在各地大学中如雨后春笋崭露头角。

　　华南理工：务实发奋学科技

　　广州知青霍东龄自小喜欢摆弄收音机，后来考取了华南理工大学录取线最高的无线电通信工程专业。那时最吃香的专业就是电子、电信、建筑、造船等理工科。

　　他所在的班里，16岁到32岁的都有。班里应届生很少，像他那样的知青占了多数。入学之后，全班同学自发早上6点半起来跑步，一则锻炼身体，二则避免睡懒觉。霍东龄还给自己提出“三戒”口号：戒电影、电视、娱乐。文学他也沾得不多，他觉得伤痕文学在工科生中影响不太大，“没那么多时间老是去看过去”。在北边学校轰轰烈烈地提“从我做起”、“振兴中华”时，华工的霍东龄们更多是在务实和发奋。

　　毕业分配的时候，77级的毕业生供不应求。只要拿着文凭，就会有地方抢着让落脚。优秀些的，则立马被视为骨干。霍东龄进入广州微波站工作。1990年代初，他下海做电子和通信类产品贸易。1995年，霍东龄跟大学同学张跃军一起创办京信通信。他们的同学很多也成为国内电子电信行业的老总，如TCL的总裁李东生、康佳的总裁陈伟荣、创维的总裁黄宏生、德生电器的总裁梁伟。

　　跟父亲当年的惨烈竞争相比，霍东龄女儿的教育经历活泼得多。她自小就被带着出国游历，高中时就去了英国。她现在上大三，念的也是电子电气工程专业。

　　川美：有节制的“疯狂”

　　走进四川美术学院时，杨千是一个懵懂的19岁青年。考大学前，他跟成都一所中专的美术老师何多苓学了几年画。1978年3月，“师徒”二人一起考入川美。那时的何多苓已经是四川小有名气的“画家”。跟何多苓名声相仿的是外号“罗锅”的罗中立。他投考川美纯粹出于经济考虑，因为大学生每月补助是五十几块钱，而作为中专生的他那时每月补助29块。

　　同学之间年龄、阅历的差距很大，年长的何多苓、程丛林、罗中立慢慢成为“大哥”，三个人都有自己的圈子和追随者，一个圈子里的人课余扎在宿舍切磋画技。临近毕业时，杨千和罗中立共用一个6平方米的画室做毕业创作。重庆夏天溽热，两人光着膀子画画。罗中立从家里拿来一把菜刀当画刀，房间逼仄，他把儿童望远镜倒过来用，增加空间的纵深感——《父亲》就是这样画出来的。正热汗淋漓时，杨千的女朋友在楼下拖着悠长绵软的川音传唤：杨千，我来了——她来送鸡汤。罗中立和杨千忙则慌手慌脚地找衣服、穿衣服。几十年后，罗中立仍然可以把杨千女友的神态腔调模仿得惟妙惟肖。他爽朗地大笑，对观众席上的当代大学生们说：“我们那时比你们现在疯多了。”

　　疯的例子包括，熄灯之后，把画室里的黑色衬布裹在身上，一手擎着蜡烛，一手托着用来临摹的骷髅挨个宿舍吓人；夏天的晚上，几个男生把水房门插好，把水槽里放满水，脱得光光地躺进去，听何多苓说书———《悲惨世界》……不讲故事的夜晚，何多苓吹口哨。大家最爱的曲子是《苏联骑兵进行曲》，后来这成为川美油画系77级的班歌。

　　有一次全班男生爬到宿舍楼顶的平台上乘凉。骤雨忽至，众人狼狈爬起，顺着唯一的入口爬回宿舍楼。黑茫茫的天地间，仿佛只有宿舍入口的一线亮光，一大群人围着这个洞，像淋透的鸡一样一个接一个地钻进去。这个充满隐喻的画面几乎成为川美77级青春痕迹和艺术追求的象征。1970年代末，国内的美术教育仍然充斥着画正面人物要“红光亮”的教条。川美77级学生却自觉不自觉地以“小苦旧”和“伤痕美术”挑战“红光亮”的权威。罗中立创作了《父亲》，何多苓画出了《春风已经苏醒》，杨千画了一位下放的右派亲戚背着行李远去的背影。

　　“我们那时候疯吗？”已步入中年的杨千反问记者，“我们那时没人嗑药、没人夜不归宿去通宵舞场跳舞。禁忌虽然打开，但总的来说控制还是很死。重压之下，很多人产生了逆反心理，所以到了1980年代可以出国后，很多同学都出去了。”

　　现在，82届的孩子们也都到了上大学的年龄，相形之下，他们就幸运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