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潘晓”的命运

　　30年前，高考被视为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围绕高考的各种讨论也展开了。而有关潘晓“人生的路”的讨论，堪称诸多讨论中最具全民性的。

　　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读者来信”，署名潘晓。潘晓在信的开头说，“我今年23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回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的长河起于无私的源头而最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接下来，潘晓历数了自己在家庭、单位、朋友、恋人前遭遇的挫折，得出结论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日记》与现实生活太远，葛朗台、聂赫留道夫式的人物倒比比皆是。

　　真实的潘晓是两个互不相识的年轻人，北京经济学院的大学生潘和北京市羊毛衫五厂的女工黄晓菊。潘晓是“树典型”的产物。《中国青年》的编辑马丽珍把北京经济学院78级大学生潘和北京市羊毛衫五厂的女工黄晓菊的人生思考捏合在一起，“潘晓”各取了他们名字中的一个字。

　　在《中国青年》上掀起一连数月的讨论后，黄晓菊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从幕后走到台前，一举成为备受争议的新闻人物。当时黄晓菊与另一位潘晓———潘也接触过，但感觉不投缘，觉得潘“孤僻，太学生气”。潘在成为潘晓之前曾自杀过，脱险之后他对医生说：“我不感谢你们，因为你们又把我送回到这悲惨的世界上来了。”对于自杀，潘说“没有什么特殊原因”。细说来是因为父母支援三线去了青海，潘自幼寄居在亲戚家，心理比较灰暗，而1979年春节后更趋极端，终于选择了自杀。

　　黄晓菊自幼也有与父母分开的经历，母亲1950年代支边到了内蒙古，父亲是当地的一名军人，黄晓菊从小患上佝偻病，被送回北京的外婆家。十几岁时，黄晓菊患上关节炎，初中毕业后被分配到街道毛线厂，跟老人们一起缠线球。在厂里，她是最能干也最不安分的工人，完成自己的定额后就跑到一边跟工友聊天：如果让你选，你是愿意让毛主席接见，还是看一眼演佐罗的阿兰.德龙？你说，人活着是为什么呀？领导见黄晓菊到处聊，尤其反感，问怎么回事。黄晓菊说已经完成了定额。完成了定额可以帮助别人。否则要定额干吗呀？黄晓菊脱口而出。

　　还有一次，离下班还有五六分钟，天空阴霾，电闪雷鸣。工人很多腿脚不灵便，又没带伞，车间主任拍板让大家赶紧回家。一个厂级领导却悄悄躲在大门后头，把早走的人名单记下来，并在月底时贴出大布告，宣布扣发这些人当月的奖金。所有人都敢怒不敢言。可黄晓菊觉得这事不对。开厂务会时，她走进去问：“我能说两句吗？”众目睽睽下领导也不好让她闭嘴。

　　黄晓菊说：第一，你们的执行方法不对，我们走是车间主任决定的，所以车间主任有责任；第二，厂一级领导如果觉得车间主任的做法不对，当时应该阻拦。可厂领导却像抓特务一样躲在大门后。难道厂里的目的就是罚我们6块钱吗？

　　最后6块钱的奖金补发下来，她在厂子里却成为不受欢迎的人。在《中国青年》发表文章、在中央电视台亮相并没有改变她在厂里的处境。无奈，黄晓菊辞掉工厂的工作。经马丽珍介绍，黄晓菊先后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和社科院民族所资料室干发行和查书取报的活。但在这些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黄晓菊也是个异类。

　　1988年，离了婚的黄晓菊，为了自己和3岁儿子的生计，冲到刚刚建省的海南，为《海南特区报》拉广告，还到深圳给日本生意人当保姆……最后让她安顿下来的，是在西单附近家门口开的一个小小的服装摊。

　　儿子桑也行在很大程度上重复了黄晓菊的命运。上学后，他像妈妈一样叛逆，公然在课堂上挑战老师的权威。最后，他也没上大学。如今1米80的小伙，做过促销，学过调酒师，当过门童、服务生，在部队当过兵，转业之后打算开一家主题餐厅。母亲认为儿子的选择比她当年多得多。

　　黄晓菊说，她不为没上过大学后悔。不过说到年轻时代爱读的那些书、说起伶牙俐齿舌战厂委会时，她也会兴奋地憧憬：“我要是上了大学……”

　　上大学的那位潘晓，命运也坎坷。潘说，当年北京经济学院不满“思想有问题”的潘被塑造成全国闻名的“典型”，把他带到北京一家

医院，由一位实习大夫诊断为“重型精神病”，并在潘不知情的情况下与他的父母签订了自动退学协议书。此后潘多年颠沛，还曾因盗窃案坐了三年半牢。近几年，潘做过在线咨询、电视节目策划等多种职业，日子过得也还好。至于没有结果的大学生涯，只是他“人生的路”中的一个片段罢了。(石岩万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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