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鹏：忘掉经济学将带来灾难

　　文/杨鹏

　　忘了自由市场经济这个本，带来的不会是共同富裕而只会是共同贫困

　　最近，南京市公布2007年企业主要工种岗位工资指导价，涉及218个工种。天津市政府则规定即便是亏损企业，人均劳动报酬增幅也不得低于工资指导线下线6%的水平。上海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下发《关于加强企业内部工资分配工作的指导意见》，规定2007年上海企业工资增长的上线为12%，下线为3%。同时规定，如果一线职工收入没有增长，企业经营者不能加薪。

　　各地政府的行动，可以看成是对温家宝总理在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努力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的积极响应。近几年来，关于社会公平的呼声越来越响亮。不少经济学家受到舆论的批评，认为他们为了追求市场效率而忽视了社会公正，要他们为两极分化和腐败承担负责。不仅经济学家受到批评，连经济学科本身都受到抨击，认为主流经济学以“经济人”假设为理论前提，将物质消费主义及自私自利的道德推向了人间，经济学科要对中国的公义沦丧及道德败坏负责。

　　然而，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同时也强调，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是市场经济，是更规范更完善的市场经济。所谓主流经济学，即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它强调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要由供求规律来决定，坚信经济繁荣来源于自由市场竞争。在某种意义上，忘掉经济学，就是忘掉市场经济；蔑视经济学，就是蔑视市场经济的规律。

　　政府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已出台的措施中，无疑有不少是完全反市场规律的。例如政府行政部门直接干预到企业内部的要素分配，这是蔑视市场经济规律严重扰乱价格信号的行为，它会带来要素配置的混乱和降低要素配置效率。又例如亏损的企业一样要给职工长工资，这是对基本经济学常识的无知。怪不得有网民称这样的措施是“负智商措施”。政府行政部门来决定要素价格及决定要素配置，在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实践中，都曾造成经济大灾难。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任何一个国家，政府都会在收入调节上有所作为。但是，在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下，政府收入调节的原则和方法有很大的差别。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在收入调节上表现出两个鲜明的特征。

　　其一，收入调节主要通过税收政策和财政政策进行。从税收上，采取累进制的办法使富者多纳税；从财政上，税收主要用于转移支付，对低收入者给予财政方面的补助。这样的外部调节，不干预到企业内部管理，保持劳动者市场竞争的活力，保护市场竞争秩序，从而保障经济效率。同时，也能实现以社会和谐为目标的收入再分配。政府一定要减少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但是围绕这个目标的政策有一个底线，即不能违背市场经济规律，不能破坏市场秩序，因为市场经济是经济优化和繁荣的前提。

　　其二，收入分配公共政策是各相关利益阶层博弈和妥协的结果。收入分配政策，牵一发而动全身，它不仅涉及到经济收入在社会各阶层的分配，也会严重影响要素配置效率和经济整体运行状况。目前，除了不断出台干预企业内部收入分配的政策外，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正积极准备起草《最低工资法》《工资集体协商条例》，这些政策和法规，是中国国家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对中国社会结构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些重大的公共政策，不能由政府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自己一家来决定，而应有更为广泛的民意基础。

　　去年，美国参议院就争论已久的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法案进行表决，结果该法案未能通过。最低工资标准之争，从来是美国社会的一件大事，要历经广泛的媒体争论及议会的讨论表决程序，使这些重大的社会政策得以建立在广泛的利益博弈和公意的基础上。而我们的政府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出台收入调节方案，如此重大的公共政策，其制订过程少有经过广泛的民意争论，这在程序上是不妥的。

　　总之，市场经济秩序是中国繁荣的前提，实施收入调节政策，不能不考虑维护市场经济的秩序。民主政治是公共政策合理化的基础，决定收入的再分配，不能不考虑决策的民主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