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国崛起民跪下

　　我们都希望国家强大，包括在政治上、军事上强大，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国家强大可以增进国民尊严。注意，我说的是很多情况下，不是一切情况下。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国家的强大不仅不能带来国民尊严，反而带来国民的屈辱。

　　比如秦国，秦毫无疑问是强国，而且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强国。我们不妨看看秦人是怎么评价自己的，秦国有没有反对派呢？我不知道，但是我这里列举的不是反对派，而是那些强秦的理论家们，完全是官方人士。

　　

秦始皇统一全国，靠的是法家理论，商鞅就是法家。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是韩非，商鞅和韩非代表着使秦国强大的官方理论、正统理论，是秦国的意识形态基础，这不是反对派的言论，而是他们正式说法。看看《韩非子》和《商君书》就知道，强国就是要穷兵黩武、对外扩张。

　　秦国的统治者怎么总结自己的强大？《商君书》中有一章叫《弱民》，公然宣称国家要强大、要对外征服，首先得把百姓收拾得服服帖帖。(“民弱则国强，民强则国弱；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鞅说你连本国的百姓都收拾不住，还能征服外地吗？(“能治天下者，必先治其民，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显然百姓就是他们的敌人。这赤裸裸的话，我看了之后非常惊讶。商鞅的确够狠，一点也不掩饰。他明说：“民胜其政，国弱；政胜其民，兵强。”因此提出一个观点，为了“制民”绝不能心慈手软，你越仁慈老百姓越会造反，“治主无忠臣，慈父无孝子”，为了“胜民”绝不能让老百姓聪明起来。从商鞅到韩非一再讲，强国之道就在于愚民，“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要百姓蠢得一塌糊涂，只会交粮纳税，别的一概不懂。“民愚，则知可以王”，百姓都愚蠢，我比他们聪明，就可以当王，如果他们都聪明了，那就不好办了。

　　商鞅认为，国家强大，就要使百姓家里没有积粮，所有粮食都存在王那里。(“家不积粟，上藏也。”)同时还要有一套很严酷的户籍制度。(“行间无所逃，迁徙无所入，行间之治，连以五，辨之以章，束之以令，拙无所处，罢无所处。”)最后他自己就死在这套制度上：商鞅逃亡时要住旅店，旅店老板要他出示证明，随意接待没有证明的人会受牵连。商鞅只好长叹自己作法自毙。最后他被抓住，五马分尸了。商鞅死了，但是他的这套制度，不说是永垂不朽，至少还是维持了很长时间。

　　如此强国非民所望

　 《商君书》明说百姓都是一些贱骨头，千万不能让他们好过，如果满足了百姓的愿望，他们就会弄奸耍滑，让他们富起来他们就会不知天高地厚，只有穷困潦倒他们才会卖力。(“任民之所善，故奸多。民贫则力，民富则淫。”)说人民必须屈辱，才知道大人的尊贵；必须卑贱，才懂得当官的厉害；必须贫困，才会为赏赐而卖命。(“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要“富国强兵”，必须让老百姓沉沦在辱、弱、贫、愚之中。

　　一些历史书，有种一元化判断，认为国家强，在一切方面都会强。比如，秦国在军事上的确很厉害，就说他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都不错，秦征服六国是有经济基础的。这种错误判断，可能产生于《史记·货殖列传》中的一段话：“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而量其富，什居其六。” 商鞅变法后秦国的经济确实有所改善，但事实上一直到秦统一六国的时候，秦的经济水平仍然是很落后的。近来研究经济史、地理、历史的很多学者指出，司马迁这话是文学家的语言，不是当时的历史现实。根据《史记》、《汉书》以及秦汉时代各郡国数据分析，司马迁所讲的关中，是包括战国时期全部秦故地的大关中，面积的确约占秦末汉初天下疆域的三分之一左右，但人口，即使在西汉时期多次移民，人口比重有所提高的情况下，也占不到17%。即使如此，其经济仍不能自给。而关东的魏、赵、韩、齐故地面积仅占11.4%，人口却占到60%，而且在粮食自给情况下，每年至少向关中输出400万石，还有大量纺织品与手工业品输入关中。

　　秦的经济是很落后的，秦的百姓很穷，秦的政治更是苛暴。商鞅、韩非这些人，有中国古今历史上很罕见的坦率。商鞅公然说：为政者，就是要让百姓不愉快，就是要专门做百姓痛恨的事，而绝不做百姓高兴的事，国家才会强大。“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越是压迫老百姓，国家越强大，越是顺从百姓，国家越弱。古今中外专制者，这样想的人并不少，敢这么说的，商鞅、韩非可能是最肆无忌惮的。

　　由此可见，秦国虽然强大，秦国人民的日子能好过吗？这里就不列举暴秦苛政的具体例子了。我们只需明白一个简单道理：统治者如果宣称要使老百姓富裕幸福，他实际上能否做到确实很难说。盛夸“强秦”造福于人民的谬说，实在用不着谁来反驳，商鞅、韩非这些强秦理论家自己就是最有力的反驳者。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有一部历史剧，主题歌说“得人心者得天下”，我看了之后哑然失笑。我是否相信不要紧，商鞅、韩非相信这话吗？得人心者得天下，只有在某种制度下才是真理，民主制度下的确是得人心者得天下。民主条件下没多数人的赞成就没法执政，这恰恰是“民主是个好东西”的理由。

　　但是在法家制度下，商鞅声称，我就是不得民心，但是我偏偏就得了天下，你拿我怎么样？所以，在专制时代如果把这种善良愿望当作历史事实，不就是“成者王侯败者贼”吗？古代的“蛮族征服”现象，难道也是被征服人民的“人心所向”？成吉思汗屠遍欧亚，反抗者不堪一击，这就可以证明成吉思汗比反抗者更得人心？这是什么样的历史观！

　　商鞅、韩非这些理论家从来不相信人民会拥护他们，而且从来不指望。韩非甚至将话说到这个地步：统治者你不要想别人喜欢你，也许你的老婆、孩子都会算计你。但是你有本事，就是在所有人讨厌你的情况下，能把所有人压得服服帖帖，哪怕你们都不高兴，我也要让你们不敢反对，或者无法反对。作为独夫，能够垄断组织资源、摧毁民间认同、利用人性弱点、玩弄厚黑权术、威胁利诱、借力打力、挑动互斗、分化瓦解潜在的反对者，就可以在连老婆孩子都不可信的情况下维持统治，这才叫高明，才是法家崇尚的最高境界！

　　读《商君书》和《韩非子》，让人感到毛骨悚然，那么，是不是作为弱国就会更好呢？关东六国比秦国富，在和平时代关东六国人日子比秦国人好。但是有强秦这样的邻居，苦难也非常深重。赵被秦国打败，几十万战俘被暴秦坑杀，致使青壮男子幸存无几，孤儿寡妇之国真是苦海无边。所以，暴秦“强国弱民”之道固然可恶，关东诸国不知自强也堪为殷鉴。

　　在这种情况下，强国主义和弱国主义、国家崛起与衰落，对老百姓恐怕都未必是好事。这种无解状态正如元曲《山坡羊》所唱：“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要摆脱这种无奈，我们就应该明白，要追求国家利益，这个利益必须是真正国民的利益。绝非像商鞅说的那样，是统治者利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话没有错，但前提是，权责是需要对应的，国家兴亡，匹夫首先要有权。所谓匹夫有权，不是说大家都去当官，人人都有power(权力)，而是要有充分的公民权利，要有right(权利)。匹夫无权，结果是兴如秦、亡如赵，就像元曲所说一样，兴，百姓苦；亡，百姓也苦。匹夫有权，那么兴就像英美，衰就像荷兰和瑞典，百姓都昂然屹立。

　　(秦晖，1977年进入兰州大学历史系，获硕士学位。毕业后先后在陕西师范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导。本文为其在“岭南大讲坛”的演讲。)

　　本文原载于《市民》杂志2007年4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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