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港创新圈：一个最佳切入点

　　深港创新圈：一个最佳切入点

　　严格意义上说，深港创新圈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它只是在过去10年来深圳所提各种深港科技合作方案的基础上，进行了符合新一届中央政府偏好的全新包装而已。

　　早在1998年，时任深圳市市委书记张高丽、深圳市市长李子彬、常务副市长李德成等人，均多次向香港政府推销“深港高科技产业走廊”的概念。同年，当董建华委托田长霖教授主持创新科技委员会进行研究，香港人勉强接受了田教授的建议，包括政府注资50亿元，设立创新及科技基金，成立应用技术研究院，加强与中国内地的科技合作，鼓励大学和企业合作，开设创业板，建设数码港等。

　　然而不幸的是，七八年过去之后，香港人粗略地评估之后，得出此一方向上收获甚微，可以说基本失败：数码港被人们讥讽为一个完全的地产项目——事实上当它选扯在港岛的南侧而不是在接近深圳的地区，就有论者因此断言它不可能成功——香港岛只有投机的气氛，创业板死气沉沉，其好的企业急于转移到主板，而差的企业则沉重打击了创业板的信誉，应用技术研究院陷入管理不善的批评当中，科技园有一些进展，但离香港人预期的还很远。

　　“深港创新圈”似乎是深圳能找到的最好的一个方案，即站立在帮助香港解决问题的出发点上，又使两地均能受益，而且更重要的是，自2005年起，中央政府格外关注中国的自主创新战略。因此，对于深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来说，深港创新圈既是一个最理想的切入点，也是一块最好的试金石。

　　2005年底，即将在2006年1月具有历史意义的全国科技大会上作典型发言的深圳市政府，拟向中央政府提出一系列建议，其中一个汇报稿中，第一次使用了“深港创新圈”这个词，此后在2006年初深圳市政府“一号文件”中，正式把建设“深港创新圈”列为自己的战略目标。

　　2006年2月17日，当香港科技大学庆祝15周年校庆时，深圳市副市长刘应力借机向港人全面阐述了他对深港创新圈的构想：以科技合作为核心，以政府为主导、民间为基础、市场为准则，以(深圳河)河套地区为纽带，以香北教育研发集群及深南产业集群为主轴，以珠三角为纵深，全面推进和加强深港科技、经济、教育、商贸等领域的广泛合作，加快建设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在国家战略中有重要地位、对区域发展有突出贡献、创新资源最为集中、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半小时深港创新圈”。

　　“它既可能是在华南区域内成功破解中国产业自主创新难题的解决方案，亦可能是香港和深圳避免在整个区域内被边缘化的灵丹妙药。”因此，当深圳向北京和香港推销这个颇具新意的计划时，反应都相当热烈。

　　2006年3月6日，在北京的全国“两会”上，3位重量级人物，包括原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吴家玮、原深圳市市委书记厉有为、现任深圳市政协主席李德成，共同提出提案向中央政府建议深港两地共同建立“深港创新圈”。

　　与以往香港对深圳的频繁“求爱”态度暧昧迥然不同的是，香港各有关机构对这次“求爱”作出了热烈的反应：9月21日，香港工商科技局常务秘书长何宣威公开向媒体宣布，香港和深圳将签订“深港创新圈”计划的协议。

　　为何香港政府此次反应迅速而热烈？笔者以此问题咨询香港科技园副总裁张树荣先生，他的回答是：香港政府现在看到了，我们和深圳，两地不可以独立生存，必须结成联盟。

　　张树荣这样理解：“香港有数家亚洲一流的大学，有把高科技研发变成商品的优势，又可以提供便利的融资条件；深圳有很好的高科技产业基础，又可以招募大陆的优秀人才，两地互相利用两地的好处，变成了一个联盟，可以是研发在香港，制造在深圳。”

　　“香港+深圳，这样可以给外国的科技公司，给中国的创业公司，一个很好的选择，让他们有信心：上海能满足他们的，香港+深圳同样可以满足他们，上海不能满足他们的，香港+深圳仍可以满足他们。”张树荣直言：香港和深圳，不要看作两个点，可以看作是一个点，就可以是一个龙头，再加上珠三角、广佛都市圈，由南向西，带动泛珠三角经济起飞，这是香港可以为国家做的事情。

　　2006年7月，深港产学研基地设立“深港发展研究院”。香港9所大学中，已有5所主要的大学入驻深圳虚拟大学园，并在深圳建立了10多个专业技术研发中心。

　　2006年3月21日，香港科技园、深圳高新区、西安高新区签署协议决定建立“紧密合作关系”。据张树荣介绍，在香港科技园为内地提供服务的58个项目中，有42个是深圳企业的项目。

　　2006年6月，深圳市政府和香港中文大学签署了全面合作备忘录，香港中大并与中国科学院、深圳市政府合作，在深圳建立中科院先进技术研究院。

　　“谈了这么久，该成家了，该准备嫁妆了，”深港产学研基地副主任张克科戏言，“现在深港创新圈还在恋爱期，还没到结婚期。”

　　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现在，深港创新圈是一个概念、是一个行动纲领还是一个实体？从笔者了解到的香港政府方面的态度来看，香港方面或许是把它看作一个行动纲领，虽然在深圳政府的建议下，双方的合作计划或许会把“在深港边境地区建立一个科技创新基地”写进备忘录，甚至，也不排除深港双方真的会共同创办一所全新的大学。

　　深圳虚拟大学园管理中心主任邱萱认为，“深港创新圈，可以把它看作在CEPA和泛珠的框架下的一个行动方案。”而深圳市科技局一名官员认为，既应该是一个实体，亦应该是一个行动纲领，更应该是一个概念。

　　按照内地的运作习惯，深圳市政府首先追求深港创新圈纳入国家战略。不过去年底科技部一名司局级官员回应对深港创新圈上升为国家战略持何态度时，明确地说，深圳确曾向科技部提出过这一申请，但后来深府方面撤回申请，改为申请成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城市”。

　　如果仅申请“深港创新圈”，那显然得由香港和深圳共同向中央政府提出计划。没有香港作为理由，中央政府在现时的政治生态下，不大可能再给深圳任何让中西部地区反感的偏爱政策。

　　也许是香港方面并不热衷于将他们还没有弄清楚的“深港创新圈”急于提升到国家层面？无论是港府官员，还是一些操作层面的人，他们都倾向于香港和深圳先做再说。不过无论如何，在香港公布的“